摘要：孔子思想的社会生活来源和基础，是孔门弟子共同参与的社会实践。各个时期的弟子，特别是那些高足弟子，对于孔子思想在事实上的形成与发展都颇有助益。孔子思想在社会实践中产生以后，还有一个文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逐步定型、逐步系统化，并有所深化的历史过程，其中的核心工程是《论语》编纂；另一项重要工程则是孔子搜集、整理和传授的“六经”，经过弟子后学一代代传承而发展为“九经”，在不同时期著于竹帛。这两项文化工程，虽然都以孔子的生平业绩为基础，却也都显然包含着孔门弟子后学的思想创造。
关键词：孔子；孔子弟子；孔门后学；儒家经典
中图分类号：B222.2；B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4-0001-09
笔者三年前曾经谈道：“今日所谓孔子思想，其实是孔门集体智慧的结晶，包含着孔门一、再传弟子的思想创造。”当时主要是从《论语》编纂的角度来谈的，还不敢做出更为有力的肯定。随着近来对此问题认识的深化和拓展，这里拟从三个方面作展开论述。
一、孔子弟子对孔子思想的“教学相长”
人的思想首先来源于社会实践，是特定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对于一定社会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孔子一生从事教育，即使当官从政的四年也未中断，他的绝大多数时间是生活在弟子中间的。他在教育指导弟子、对于他们思想性格的形成发挥重要影响的同时，无疑也会受到弟子们的重要影响。孔门私学所传授的知识技艺，首要的是做人处世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出仕必备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培养的目标仍然是从政当官。春秋时代的宗法社会，家与国同构，伦理道德教育同时也是政治教育。因此，当孔门私学发展到一定的规模，这个教育文化团体，就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政治团体。孔子出任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从治理地方、“堕三都”，到周游列国遍干诸侯，都离不开弟子的协助配合。孔门的社会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实践。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它的成员特别是主要成员之间，也就是孔子与七十子之间，不仅在行动上要协调一致，在思想意识上也势必互相影响。不仅是孔子施教影响弟子，各个时期的弟子对于孔子的行动与思想也有影响。
早期的孔门弟子，与孔子相差只有几岁或十几岁，大都是鲁国人，如秦商少孔子四岁，颜路少孔子六岁，漆雕开少孔子十一岁（据《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冉伯牛少孔子七岁（据《圣门志》《阙里广志》），子路少孔子九岁，闵子骞少孔子十五岁（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其中名列孔门“四科十哲”的有闵子骞、冉伯牛、子路三位。这些与孔子年龄相差不大的弟子，与孔子的关系实际上介于师友之间。从孔子一生学无常师，一贯秉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的处世态度来看，他在指导这些弟子参与社会实践，特别是共同参与政治实践时，在行动上配合、思想上互动本是十分自然的。其中对孔子影响最大的应当是子路，据《论语·阳货》：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佛肸召，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
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
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日坚乎，磨而
不磷；不日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
焉能系而不食？”
上引两章，“公山弗扰以费畔”事在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佛肸以中牟畔”在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本欲应召前往，两次都因为子路反对而作罢，从此可以明确看出孔子与子路师徒之间互有影响的事实。应当说，这两次事件，对于孔子和孔门而言，都是具有十分关键和重要意义的政治选择；虽然孔子原有自己的考虑，有他准备前往而且应当前往的道理，却还是取消了自己的打算，听从了子路的意见。尽管其中不免有多种原因，但作为直接或日主导因素的，毕竟是子路的意见产生了影响。
其他早期弟子，如秦商、颜路、冉伯牛、闵子骞、漆雕开等人，具体事迹今已所知不多，但是，作为名列“七十二贤”甚至“四科十哲”的弟子，在当世必定有值得称道的言行。这些言行对于“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的孔子而言，会产生颇为有益的影响也是可以想见的。据《论语·先进》：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
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从上引两章中孔子对于闵子骞德行的赞扬、对其政治见解的肯定，可以看出孔子对这位高徒的赏识；而在赏识的同时，受到闵子骞的一定影响亦当不言而喻。
中期弟子与孔子年龄相差大都在三十岁左右，如冉有、商瞿、澹台灭明少孔子二十九岁，颜渊、高柴、巫马施少孔子三十岁，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宰我少孔子二十九岁（据清《大成通志·先贤列传上》），仲弓少孔子二十九岁，宓不齐少孔子三十岁，原宪少孔子三十六岁（据《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期弟子多在孔子出仕前后进入孔门，正赶上孔子人生的大转折时期。据《论语·先进》：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这一章作为孔门“四科十哲”的依据，记述孔子晚年回忆往事，思念随同自己“厄于陈蔡”患难与共的弟子，依次列举出在四个方面出类拔萃的十位高徒。其中属于中期弟子的，有颜渊、仲弓、宰我、子贡、冉有五位。值得注意的是，颜渊作为“十哲”和“德行”之首，排列在比他大十五岁的闵子骞、大二十三岁的冉伯牛前面；冉有作为“政事”之首，排列在比他大二十岁的子路前面。这说明“十哲”排序不是按照年龄，而是按照学养造诣、成就和影响。由此可见中期弟子在孔门的重要地位。至于孔子对于中期弟子、特别是对颜回的称赞，以及与这些弟子在一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探讨学术、研究问题的记述，《论语》中颇有记载。这些记载表明：中期弟子与孔子在思想上互动、在行动上配合，比起早期弟子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方面的例证《论语》中颇多，学界多已耳熟能详，此不赘述。这里着重分析《史记》所记孔门师徒在陈蔡之野的思想交流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