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28年的《耶鲁报告》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在进步主义史学看来，《耶鲁报告》是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代表，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相悖，阻碍了19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课程改革。修正派史家对进步主义史学理论的偏颇提出了批评，认为《耶鲁报告》非但不是保守的文献，反而还是课程改革尝试的先导。不过，当下的研究者指出，不论是进步主义史学理论还是修正派史观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鉴于此，我国应加强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同时保持对国际教育史研究前沿的关注。
［关键词］耶鲁报告；进步主义史学；修正派史学；美国高等教育史学 ［中图分类号］G649.712［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20717（２０11）01007207
《耶鲁报告》(The Yale Report)是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中的一份重要文献。自1828年诞生以来，《耶鲁报告》在不同历史观的理解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或褒或贬的评价背后不仅反映了不同史学流派的迥异旨趣，更是体现出了美国社会变迁的现实境况。从某种角度而言，历史是流动的观念，对于历史文献的认识应该首先熟悉其背后的脉络与谱系。有鉴于此，本文对有关《耶鲁报告》的不同历史认识和评价进行梳理，并结合我国的相关研究状况提出几点建议。
一、《耶鲁报告》的产生及主要内容
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高等教育界，课程改革的浪潮此起彼伏。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弗吉尼亚大学推行“平行课程”的改革，从德国留学归来的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也在哈佛学院致力于课程改革。除此以外，联合学院、佛蒙特大学、阿默斯特学院等一些学院也都对课程进行了调整。这些课程改革旨在使学院的课程更加实用化，更能吸引学生就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古典语言等传统课程进行调整，引入现代语言、自然科学等课程，扩大学生的选课自由。虽然这些改革基本上以失败告终，但是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却掀起了一场有关学院课程改革的广泛争论。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耶鲁学院也面临着来自社会对学院课程的批评。在1827年的耶鲁董事会年会上，曾经的耶鲁校友、康涅狄格州议员诺伊斯•达林(Noyes Darling)提议放弃希腊语、拉丁语等“僵死语言”(dead languages)的教学。达林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社会对耶鲁学院课程的意见。为了应对这种批评的声音，耶鲁学院组成了由校长杰里迈亚•戴(Jeremiah Day)为首的“五人委员会”调查学院的课程状况并做出回应。1828年9月，委员会提交了名为《有关耶鲁学院教学课程的调查报告》(Reports on the Courses of Instruction in Yale College)，这便是此后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深刻影响并引起广泛争议的《耶鲁报告》［1］。
《耶鲁报告》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委员会声明，另一部分是由学院教师撰写的报告。教师报告部分又分为两章，第一章由校长戴亲自执笔，主要解释了耶鲁学院所秉持的教育目的和计划；第二章由古典语言教授詹姆斯•金斯利(James Kingsley)撰写，论证了古典语言在学院教育中的意义。
《耶鲁报告》认为学院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更高的专业教育奠定基础。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学院的主要工作是对学生进行“头脑的训练(discipline)和装备(furniture)”［2］。报告指出，耶鲁并不反对课程改革，但是却不赞同某种一味追求“新模式”(new-modelled)的理念。事实上，耶鲁渐进的课程改革政策已经将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引入课程。对于当时美国社会对学院古典课程的批评，以及欧洲高等教育的新进展，尤其是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耶鲁报告》都进行了一一回应。报告认为美国的学生在心智的成熟程度上无法与德国的学生相比，因此照搬德国的大学模式对于美国的学院并不是明智的。
对于是否应该摒弃古典语言的教学，《耶鲁报告》予以了坚决的否定。报告认为，如果要完成一种彻底的教育(a thorough education)，就需要依据学生的心智官能(mental faculties)来调配课程。在这个课程的体系中，古典语言不仅具有陶冶品格和训练心智的价值，同时也具备了一定的实用性，是更高专业教育的基础所在。
二、保守主义的辩词进步主义史学对《耶鲁报告》的认识
可以说，哈佛学院自1636年建立以来，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书写就一直在进行着。早期的美国高等教育史是以记录某些学院的校史为主，其主题一般比较狭隘，集中关注学校的管理者与教师，长于叙事，短于分析探究。直至19世纪下半叶，随着历史学科的科学化进程，美国的高等教育史学才由一批专业的历史学家逐渐建立起来。一般认为，系统的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研究始自赫伯特•亚当斯(Herbert B. Adams)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开设的习明纳［3］。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逐渐形成进步主义史学(Progressive Historiography)主流，其代表人物是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以及弗农•帕林顿(Vernon Parrington)。“进步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石是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社会冲突论，其轴心观念乃是经济和政治的冲突”［4］。在进步主义史家的描绘下，美国的历史成为了一部美国社会和文明不断发展和壮大的历史，其进化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不同地域、不同政治主张和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不断冲突，而冲突的最终结果则总是进步的力量战胜保守落后的势力。
20世纪早期的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主流进步主义史学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美国高等教育史家认为，自哈佛建校以来的传统美国学院是“贵族制”的机构，教育的目标和内容都是精英主义取向的；自美国建国之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民主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逐渐扩大，传统学院不断遭受来自社会的平等化和实用化批评；最终，民主和科学取得了胜利，其突出象征便是19世纪末期美国大学的兴起取代了传统学院的地位，此外还有以选修制为代表的课程体系广泛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5］。
在对《耶鲁报告》的认识上，美国最早的一本有关高等教育课程演化的综合性历史著作路易斯•斯诺(Louis F. Snow)的《美国学院的课程》认为，“就算从其最可取的地方来看，《耶鲁报告》也与恰当的美国学术理想相去甚远。在这份报告中，根本没有发展和变化的空间”［6］。虽然斯诺将《耶鲁报告》列为反映美国高等教育课程演化的五份主要文献之一，但是这种重要性主要是从《耶鲁报告》所产生的保守影响上来讲的。
美国的进步主义史学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逐渐达到鼎盛的地位，其影响力也深入到了高等教育史家的历史解释中。弗里曼•巴茨(R. Freeman Butts)在《学院课程计划》中划分出两大论争群体，一方是以杰斐逊、蒂克纳、弗朗西斯•韦兰(Francis Wayland)和亨利•塔潘(Hey Tappan)为代表的进步势力，另一方则是以校长戴为首的耶鲁大学教师以及耶鲁校友弗雷德里克•巴纳德(Frederick Barnard) 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巴茨认为，《耶鲁报告》所倡导的心智训练与代表着民主精神的选修制原则相抵触，是保守落后精神的象征。在巴茨看来，新旧课程的冲突背后还有更多的对立与矛盾：大学精神对学院精神，自由对管制(discipline)，实验心理学对官能心理学，实用对虚饰，世俗对宗教，民主制对贵族制［7］。从这些矛盾可以看出，巴茨的历史分析明显带有社会冲突论和进化论的影响，是典型的进步主义史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