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过去，考生们开始报志愿、挑学校。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争议也达到了顶峰：不同省份考上清华、北大的难度差异很大，这公平吗？高考移民问题再次引发关注，该怎么解决？“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又该怎样改革？
带着这些问题，《南风窗》记者专访了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刘海峰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也参与了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他对高考改革、考试制度都有深入的研究。
今天的问题，历史上也一再出现过
南风窗：在今年高考前一个月，高考移民的话题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大众的观点呈现为两极化，有人认为高考移民破坏了社会公平，可还有人说分省定额录取本身就不公平，应该统一命题、统一分数线。
刘海峰：分省定额录取和高考移民的问题，在中国考试史上一再出现。从北宋中叶开始，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我认为，在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文化和教育水平差距很大的国度里面，既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又维持不同区域间录取率的相对平衡，是一个千古难题，没办法完全解决，不存在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
像你说的，有些人批评分省定额录取模式，认为这伤害了一部分地区考生的利益。比如在人口大省河南省，有人做过统计，河南考生考上清华、北大的机会是北京、上海考生的几十分之一。甚至曾经有河南的人大代表多次提交正式提案，要求全国统一试卷和分数线，他们认为这样河南就会有更多考上名校的学生。
事实上，如果真的全国统一分数线，河南考上清华北大的考生反而可能比现在还少。这是因为，清华、北大两所学校每年一共才招收六七千个本科生，全国统一标准后，很可能江苏、浙江、山东等三四个省就抢占了五六千个名额，河南可能连现在的录取数都达不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出现过不止一次。
南风窗：面對这个难题，中国历史上是怎么处理的？
刘海峰：在唐代，当时没有区域配额制度，结果考上进士的90%都是北方人。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北方被破坏得很严重，到北宋中叶时，考上进士的人里已经有90%是南方人了。
北方出生的山西人司马光提出，应该分地区来录取人才，做到“区域公平”。欧阳修是南方出生的，他就提出反对，他认为既然是考试，当然应该看水平，要统一来来录取，做到“考试公平”。两边都有道理，互不相让，最后不了了之。
更典型的例子是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在全国性的会试中，上榜的56个人，没有一个北方人。于是后来就提出分区域配额，分成北卷、中卷、南卷，不同地区分别录取。
再到清代康熙年间，地区考卷又出现了分化。比如同样使用南卷，浙江考生总是比福建、广东考生考得好，名额都被江浙一带拿走了，福建人、广东人当然有意见了，所以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后采取分省录取的模式，跟现在一样。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解决，只考虑考试公平或地域公平都是不行的，只能取得一个相对的平衡。
南风窗：对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边疆地区来说，分区定额能起到保障作用；可另一方面，这也会带来高考移民的问题。
刘海峰：的确如此，这也是千古难题。历史上，高考移民叫“冒籍”，比如福建考生就经常假冒籍贯为台湾考生，考中的概率能大不少。历代政府也想了许多防范手段，但还是防不胜防，只要有空子，就一定有人去钻。
要公平性还是要科学性？
南风窗：你刚刚提到“钻空子”的问题，现行高考制度中，也有不少人在想方设法地钻空子，比如自主招生过程中出现的作弊、造假问题。
刘海峰：不管是过去的保送生制度、高考加分政策，还是近几年的自主招生选拔，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弥补高考“唯分数论”的缺陷。但这几种做法，也都因为太多人作弊、造假而不得不收缩或取消。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推行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道理大家都明白，也都认同，但结果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实行平行志愿录取模式，已经把分数推到了中国高考近70年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
原因很简单，因为分数最公平。只要不是只看分数，就会有人利用规则来造假，比如花钱买专利、买文章，或者利用权力来获得加分、保送资格。社会大众越来越注重公平，高考分数就越来越重要。只以高考分数为依据，看起来的确不太科学，但这样最公平客观，老百姓最认。
分省定额录取和高考移民的问题，在中国考试史上一再出现。
南风窗：正如你所说，“唯分数论”的弊端很明显，这种相对单一的考核方式很难反映学生的品行、综合素质，但分数之外的评价又无法量化，做不到公平。
刘海峰：中国人对“以德取士”的追求从一千多年前就开始了，当时遇到的问题跟今天也是一样的。北宋有段时间一度废止科举，因为科举不能考察人的品行，不够“科学”。但回到“以德取士”以后怎么样呢？天下大乱。当时苏东坡就讲过，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因为造假太容易了，拾金不昧、尊老爱幼都可以“造出来”“装出来”，人们就会无所不用其极。
我以前说过一个比喻，中国人对“以德取士”的追求有点类似于自然科学中人们对永动机的追求。原理上不可能实现，人们却执迷不悟，屡败屡战。
南风窗：欧美国家在大学录取过程中是能够体现综合素质与品行的，为什么说在中国不能实现？
刘海峰：最主要的还是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与欧美相比，中国社会至少有这三个特点：第一，重视教育，甚至是过度重视教育，而且对名牌大学有超乎寻常的渴望；第二，重视人情关系和面子，做事还是习惯要找人走后门，同时很擅长钻空子，擅长利用规则；第三，诚信体系很不健全，造假、作弊的成本很低。这种社会文化土壤没有根本改变，大规模的选拔考试就很难包含对综合素质的考察。
制度是由社会文化决定的。如果美国人也像中国人这样重视教育，看重人情，同时缺乏健全的诚信体系，那美国也一定会采取中国高考的模式。
我向来认为，现行的高考制度是适应中国国情的一个国家教育考试制度。这个制度拿到美国去，肯定实行不了；但美国那一套拿到中国来，也是水土不服。
南风窗：中国正在进行的高考改革中，有些试点提出，要将综合素质评价计入高考。这也像“以德取士”，它能实现么？
刘海峰：我觉得这是一种理想的追求，我对它的可行性向来不乐观。
考查方式越多样、越多元，在一定意义上就越不利于弱势群体，因为这有利于中产家庭，而不利于公平。中产阶级家庭有资源、有关系，比起农村考生就更有优势。一个农村孩子，钢琴都没摸过怎么去考级？县城都没出过怎么谈见识？起跑线上就已经落后了，怎么竞争综合素质？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里，不得不考虑到这些基本的社会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理论上很好，谁都知道，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可是它在目前的环境下不太可行，而只有可行的才是有效的。
南风窗：高考的科学性和公平性，哪个更重要？
刘海峰：我历来强调公平方面。高考的功能不仅仅是为高校选拔人才，还要维护社会公平、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各阶层的纵向流动。
当公平性和科学性出现矛盾的时候，社会大众和决策者一般首先会考虑公平。高考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十分复杂又高度敏感，一旦出现不公平的情况，很容易引起社会震荡。这时，科学性会被放到第二位。
同情衡水，但不应提倡
南风窗：高考制度是适应当前中国文化国情的，这种文化国情在短期内能发生根本性改变吗？
刘海峰：我认为很难。文化的变迁是很緩慢的，它不像政治和经济可以很快改变。既然社会文化土壤短期内不会改变，那么高考制度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动，只能加以调整。
比如考试内容的改革。近20多年来，中国的高考题目已经贯彻了许多素质教育的理念。通过考试的方式，其实一样可以选拔出高素质的人才。回头看80年代的高考题目，相当大比例的题目考查的是记忆力，下点功夫，死记硬背就能考好。后来的题目就越来越灵活，很多题目的发散性思维很强，只靠记忆是考不好的，还需要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思维逻辑能力、想象力等。这也是在考察综合素质啊。这种考试内容的改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可以不断探索，通过改进考试内容来提升素质。
南风窗：你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代表，但还有一些学者担心，现行的高考制度对人才培养很不利，所以改革的步子要迈得大一点。
刘海峰：必须承认，“唯分数论”是有弊端的。这种考查方式必须采用标准化的答案，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学生的求异思维，也多少会影响到人才的创新能力。但我们之前说过，步子不可能迈得太大，因为会破坏公平。其次，我也不认为高考制度下选拔出的人才真的有很大的问题。
高考的功能不仅仅是为高校选拔人才，还要维护社会公平、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各阶层的纵向流动。
真正素质高的人还是会经过高考的磨练，进入好的大学，为社会作贡献的。大致上，学生的素质和水平与他的高考分数是成正比的。当然不是百分之百，清华、北大也有素质低的，普通大学也有素质高的，但总的概率上是这样。
高度重视考试的这些学生，他的总体素质其实不会差，因为他的文化基础很好，学到的知识比较多，而且比较整齐。不像有些西方发达国家，好的中学教得好，差的中学没人管，许多人读完初中，连基本算数都不过关；在中国，你只要读完小学，乘法表总不在话下，这样整个民族的文化基础就有了。
南风窗：应试教育下，“衡水模式”引发了争议。单纯从高考的结果来看，衡水中学的做法无疑是成功的。你怎么评价这种教育模式？
刘海峰：衡水中学也好，安徽的毛毯厂中学也好，这些学校里不少都是弱势群体的家庭，对他们要抱有同情和理解。没有其他出路的考生，只能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衡水中学这样的模式，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
但如果全国都照这个模式去复制，把应试教育推到极致，那确实有问题，会加重学生的负担。从国家来讲，不应该提倡这种模式。
南风窗：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也是你的研究方向，梳理和反思历史，对今天的高考改革有什么启发？
刘海峰：在一定意义上，高考犹如现代的科举，科举犹如古代的高考。很多方面，古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现在讨论的很多问题，古时候都讨论过了。因此科举时代的经验教训，的确可以为高考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
比如考试的利弊存废的问题。考试有优点，也有局限和弊端，因此古今都有不少人怀疑考试制度，以前怀疑科举，现在批判高考。
再比如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古今如出一辙；从古代的科举冒籍到现在的高考移民，也是惊人的相似；就连作弊的心理—希望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其实跟现在也没有根本的区别。
古今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但是人性和一些基本的道理其实没什么改变。反思历史，能让我们今天的改革少走弯路，少一些不必要的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