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思想家、史学家贾谊的“过秦”论，是汉初“过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贾谊“过秦”论的历史视角分为“攻”与“守”两个阶段，具体分析了秦之兴亡的原因，得出了“攻守势异”的历史认识；贾谊“过秦”论的目的是为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提供历史借鉴，由此提出了具体的仁义治国理论。同时，贾谊是汉初“六经”的重要传人。其“六经”思想继承了先秦儒家特别是荀子的思想，并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从天道观上作出了论证。在此基础上，贾谊具体阐述了“六经”经传内蕴的仁爱、礼治思想。这些“六经”之论，成为其“过秦”历史总结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贾谊；“过秦”论；“六经”；思想基础
作者简介：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文化传承”（16JJD770007）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8.03.018
汉初思想家、史学家贾谊的学术思想具有“颇通诸家之书”1的特点，对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皆有所汲取。然而从学术思想本质而言，无疑属于儒家。西汉刘歆说：“至孝文皇帝……在汉朝之儒， 唯贾生而已。”2清人卢文弨也说：“两汉文、武之世，有两大儒焉，曰贾子，曰董子。皆以经生而通达治体者也。”3贾谊的代表作《新书》，自班固《汉书·艺文志》开始，历代正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目录学著作如宋代官修《崇文总目》、清修《四库全书》等，大多将其归入“儒家类”。贾谊关于历史总结的“过秦”之论，自然也是站在儒家角度立论的，对此学界并无异议。值得注意的是，贾谊还是汉初“六经”的重要传人，对于“六经”经传多有阐发，他的“过秦”论实际上是以“六经”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对此，目前的学界显然未予以足够的关注。4本文试对贾谊的“过秦”论及其与“六经”思想的内在关系作出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攻守势异”：秦之兴亡的历史认识
贾谊关于秦之興亡的历史总结，集中见诸收录《新书》中的三篇《过秦论》，相关论述还大量散见于所上奏疏和《新书》其他篇目当中。贾谊“过秦”论的历史视角分为“攻”与“守”两个阶段，具体分析其兴亡之因；“过秦”论的目的则是为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提供历史借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治国理论。因此，攻守之论的中心和落脚点在于如何“守”。
首先是“过秦”之论。贾谊三篇《过秦论》是汉初“过秦”思潮的代表作。司马迁不但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加以全文收录，1而且在《陈涉世家》中以《过秦》上篇收尾，可见其对此论的高度重视与充分认同。
《过秦上》篇集中探讨秦的兴亡之因。该篇认为秦作为春秋战国西陲边地的一个普通诸侯国，是从秦孝公时期开始对东方展拓的。秦国之所以能够在这一时期取得“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的态势，主要取决于“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的“地势”，“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的“心志”，以及任用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国富兵强的“形势”。到了秦王嬴政时期，秦已是“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台下，威振四海”“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秦国的势力达到鼎盛。然而，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统一天下仅十余年，就因陈胜首义而土崩瓦解了，所谓“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这“一夫”之人陈胜，论素质，“才能不及中人”，没有孔子、墨翟之贤，没有陶朱公、猗顿之富；论地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没有诸侯之位；论力量，仅有“谪戌之众，非抗九国之师也”。如此强大的秦皇朝，为何会如此地不堪一击呢？贾谊得出的结论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过秦中》篇具体分析秦始皇、秦二世之过。该篇认为，秦始皇完成国家统一是民心所向，当时天下“莫不虚心而仰上”，希望国家能够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但是，秦始皇“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之所以如此，因为秦始皇不懂得“取与守不同术也”，所以才沿袭了过去夺取天下的做法，“其道不易，其政不改”。秦二世继位之后，天下人都在盼望着能够改弦易辙，所谓“劳民之易为政也”。然而秦二世不但没有顺应天下希望变易政治的民心，以“正先帝之过”，结束之前推行的各种烦苛苦民之政，反而“重以无道”：“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秦二世的暴虐，比起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结果便是陈胜“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便可以振臂一呼，天下响应，轻而易举地导致了秦皇朝的覆灭。
《过秦下》篇论述了子婴最终亡国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就是“三主之惑，终身不悟”。始皇之惑，在于不懂得“攻守势异”，以严刑酷法治国，导致国家虚弱；二世继起，却不知更改，反而“暴虐以重祸”，进一步把国家推向了危险的境地；子婴个人既不备“庸主之材”，又得不到“中佐”，“孤立无亲，危弱无辅”，最终导致国家的覆灭。所以贾谊说：“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这便是秦皇朝所面临的危局，国家危亡也就成为必然。
《过秦论》上、中、下三篇关于秦的兴亡，集中阐发的中心思想便是“攻守势异”四个字，这跟前辈陆贾所总结的“逆取顺守”四个字的含义大致相同，说明汉初“过秦”之论的历史总结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贾谊所论秦的“攻势”，在时间上是指秦国自孝公时期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逐渐取得对东方六国的优势，以至最终剪灭六国、完成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贾谊对于秦国所采取的积极进取的国策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一方面指出“崤函之固”的地势作用，有利于秦国的崛起，另一方面更认为秦的崛起主要还是主观努力所取得的形势：秦国自孝公以来就有吞并天下的雄心，并且重用商鞅变法，“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交上“连衡而斗诸侯”，打破六国合纵局面。正是这一切，使得秦国逐渐取得了对东方六国的优势。这种优势不断积长，最终到秦王嬴政时期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三篇《过秦论》系统阐述了从秦孝公到秦王嬴政，秦国逐渐取得有利形势的具体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