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苏联斯大林工业化理论成为其重要的理论来源，苏联的经验和做法也一度被因循，但其工业化局限则成为毛泽东重新思考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起点。
关键词：毛泽东； 工业化思想； 苏联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7)05-0011-04
一、苏联工业化理论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萌动，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苏联基本完成工业化过程时期。毛泽东工业化思想从思想背景来说，既有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尝试，也有孙中山关于工业化的主张，但不可否认，毛泽东工业化思想主要还是来源于苏联工业化理论。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间，毛泽东在阅读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不仅反复接触到了“工业化”一词，而且还在一则批语中说：“苏联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只是由于工业化及农业社会化，才能将此主要矛盾解决”，[1]这是毛泽东首次使用“工业化”一词。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通过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提出中国必须要发展自己的社会生产力，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并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思想。建国以后，毛泽东在思考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上，注意学习苏联工业化理论，并组织党内高层对苏联工业化理论和实践作过研究，对苏联工业化模式与西方工业化模式作过比较。[2]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他认为苏联工业化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榜样，多次号召全党要注意学习苏联工业化的经验。在1956年前后和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对苏联工业化理论与实践不仅进一步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而且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刻地反思。
(一) 在工业化制度选择上，毛泽东主张因循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把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在当时，可供我们选择的工业化道路有两条：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另一条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毛泽东舍弃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而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除了主观上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不符合几亿人民利益的，在客观上也是走不通的等因素外，主要还是因为他认为苏联工业化道路体现了社会主义与工业化密切统一的关系，“苏联迅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这一切灿烂的成就，给全人类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3]这同毛泽东所追寻的社会理想目标，即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福祉的提高是基本一致的。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关于工业化问题，毛泽东先是提出实现“国家工业化”，后将其明确改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4]这表明在工业化的制度选择上苏联所展现的道路､成就和光辉前景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所产生的示范作用。
(二) 在工业化战略选择上，毛泽东认可苏联快速发展的工业化模式
苏联工业化最重要的经验和成就是它的高速度，这一点不仅在相当程度上与毛泽东渴求在中国尽快实现工业化的愿望相吻合，而且在他看来，这也是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赶追世界先进工业国家必须实行的一种超常规发展路径。经毛泽东主持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这样写道：“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50年到1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10多年中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苏联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后要学习榜样。”[5]苏联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这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鼓舞，苏联快速发展的工业化模式之所以被全党认同显然也与此有关。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八大前后甚至还多次提出我国建设速度可否超过苏联的问题，认为“我国工业化，工业速度，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6]由于对经济高速度产生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毛泽东在随后实施了“赶超”型的工业化战略，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三) 在实现工业化的途径上，毛泽东充分肯定苏联的经验
世界工业化都是伴随着技术革命不断向前深入发展的，工业化完成的国家没有哪一个能离开科学技术的因素，毛泽东对世界工业化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显然注意到了，他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7]因此，在思考中国工业化问题时，毛泽东非常明显地把技术革命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50年代中期，当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涌动时，也正是新中国初创工业化的时候，毛泽东就强调：“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7]正因为如此，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时，毛泽东号召全党，不仅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来建设我们的国家。[8]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逐步展开，毛泽东更是多次提出全党要重视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明确指出：我们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9]充分体现了他对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
二、苏联工业化的主要经验被毛泽东在实践中所因循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经济非常落后的背景下艰难起步的，对于没有工业化实践和经验的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完全照搬苏联经验，沿用其做法，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对此，决不能因为在仿效苏联工业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否定最初的选择。
(一) 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是因循苏联的做法
如何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是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思考的重要问题，但当时考虑的主要是如何为工业化扫清道路。当国民经济恢复基本完成，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如何实行工业化的问题就凸显出来。在党内当时围绕这一问题以刘少奇为代表主张有步骤的､循序渐进的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以及日本､韩国等新兴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差不多。以毛泽东为代表则提出另一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他认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10]“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11]这条工业化道路实际上就是苏联工业化道路的翻版。争论的结果是，刘少奇的中国工业化设想没有成为中国领导人的主流思路并予以贯彻始终，很快就被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所代替。究其原因，主要是基于毛泽东对苏联工业化成就和经验的肯定及对苏联工业化战略选择的认同。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朝鲜战争的爆发，把新中国的安全与独立问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加强国防､建立国家工业化，尽快使新中国强大起来显得尤为迫切。“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欺侮我们的。”[12]同时，现实的落后也促使毛泽东思考，在这样一个工业基础薄弱，工业遗产较少，几乎没有重工业的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若不在一定时期内以重工业为中心，那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也就无从谈起，而苏联恰恰在这方面提供了典型范式。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很快在全党达成共识。
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作出的这种选择，是在缺乏工业化经验的背景下一种现实选择，毛泽东后来也说到“我国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正是依据苏联的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5]“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13]毕竟，在当时惟一能对中国工业化提供帮助的只有苏联，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确定和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骨干工程的基本完成，为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家工业体系，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因此，因循苏联工业化道路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二) 提出工业化所需时间的估计，最初也参考了苏联的经验
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毛泽东在建国初虽然意识到在中国实现工业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受苏联工业化成就的鼓舞对中国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还是充满信心，当时的设想是“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9]由于国民经济恢复迅速，毛泽东及党中央对我国实现工业化所需时间的估计比建国初显得更为乐观，参考苏联实现工业化的时间表，提出用10到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4]不过，在同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财经会议结论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法上作了修正，放弃了“十年至十五年”的提法，改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工业化，这多少反映毛泽东对在三个五年时期内实现工业化把握不准和信心不足。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思考，对用多长时间完成工业化，毛泽东才有了一个肯定的说法，在1955年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所讲的相当长的时间界定为三个五年计划，指出：“这个总路线就是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9]显然，毛泽东这是对工业化的初步和基本实现而言的，因为他在后面接着说到，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大国，“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9]
应当说，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达到基本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是不现实的，反映了毛泽东对在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虽然，毛泽东也意识到要建立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可能至少要有50年，但由于对工业化实现抱有过高的预期，遇有外部条件的变化，就很容易放弃这种估计，1958年后推行的“赶超”型工业发展战略就是最好的说明。
(三) 在衡量工业化是否完成的标准方面，毛泽东一度接受了苏联的观点
建国初，毛泽东和党的其它领导人大都采用斯大林提出的工业化率的工业化标准，即按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农业总产值为标准来设计国家工业化。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国家工业化，就是说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是七比三。[15]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宣传提纲中，认为工业化完成的标准应是“使现代化工业能够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绝对优势”，[16]当时虽然没有使用70%这个数字，但基本内涵仍然是一致的。
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很快就感觉到在工业化标准上苏联的提法也存在片面性问题，并试图加以完善。李富春在1954年5月12日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报告》中说，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经过逐步的相当长的时间，毛泽东提出大致15年左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志，从数量上看是社会主义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0%左右；从质量上看，要有独立的工业体系以及和农业相应的协调发展。[17]从李富春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共党内在当时至少都接受了苏联关于工业化实现的量的规定性这一标准。即使后来毛泽东对此有所丰富和发展，但仍然把工业化标准中的量的规定性视为一个重要方面，1958年1月，他在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还要求“各地方的工业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10]
三、苏联工业化的局限成为毛泽东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起点
(一) 针对苏联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提出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思想
中国在工业化起步时期，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现实的迫切需要以及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影响，使毛泽东看到了重工业的积极作用。因此，在《论十大关系》发表之前，毛泽东对重､轻､农关系的认识和实践始终处于对重工业的过分关注状态。在“一五”工业建设期间，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导致资金，原材料的紧张，粮食及其它日用品严重短缺，类似的情况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早有发生。严峻的现实迫使毛泽东开始反思因循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做法。
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阻碍了工业化的发展。”[7]在1956年前后，毛泽东主要是对苏联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进行置疑，提出要把重工业､农业､轻工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实际上，在这时毛泽东已经开始提出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还要兼顾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在1957年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阐述了工业和农业发展同时并举的思想，表现了他对工农业之间关系的认识的转变。随后在反思“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时，毛泽东对此有新的思考，他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谈话中，批评了苏联的做法，把苏联强调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做法称作一条腿走路。毛泽东提出必须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20世纪60年代初期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至此，毛泽东对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终于形成了切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形成了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发展战略思想。应当说，毛泽东提出的工农业并举的思想，将农业工业化纳入工业化范畴考虑，这在当时无论是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相比，都是一个较大贡献。
(二) 针对苏联工业化标准，提出了实现工业化标准是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思想
实现工业化的标准是什么?斯大林认为，工业产值在整个工农业总产值中占70%，就标志实现了国家工业化，他在苏联“二五”期间宣布苏联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就是以此为依据的。但这个标志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变化既决定于工业的增长速度，也决定于农业的增长速度，不能仅仅依据工业的比重判断工业化的进展，如在农业下降时，工业的比重也有可能急剧上升，但这并不反映工业化发展的真实情况。同时，还应该看到工业化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毛泽东在工业化标准问题上虽然当时接受了苏联观点，但并没有停留在原有的认识水平上，1959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根据统计，我国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中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六；一九五九年计划完成后，估计一定会超过百分之七十。即使这样，我们还可以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而且可能由此产生松劲情绪。”[7]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已经感觉到仅凭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是不足以衡量工业化的实现。
事实上，毛泽东在实践中对工业化标准的认识不断在突破苏联观点，与斯大林只注重工业化的量的规定性相比，毛泽东对工业化标准的认识显然更关心它的质的规定性，认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才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准。党的八大正式把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准，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对中国工业化的标志做了比较详尽的阐述：“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象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18]毛泽东对工业化完成的标志主要强调了工业化的“体系”问题，概括起来，他认为这个“体系”应具备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它的独立性，即这个体系主要靠本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自力更生地生产各种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各种产品，能够满足社会扩大再生产和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的需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满足国防现代化和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二是它的完整性，即这个体系中工业部门比较完全，重工业和轻工业，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国防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工业都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得到发展。三是它的先进性，即这个体系的各个构成部门是用较新的技术武装起来的，在生产工业上尽量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劳动生产率能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毛泽东所提出的工业化实现的标志显然考虑到了中国工业基础薄弱，部门残缺不全，工业分布不平衡这一现实国情，因此，仅有某些工业是不够的，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观点与苏联工业化理论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独具特色的。
(三) 针对苏联在获取工业化资金上对农民剥夺较重的情况，毛泽东提出要兼顾各方面利益的思想
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首要难题就是：启动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从何而来?在建国初期，由于工业化的价值取向不同，也由于新中国比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晚一百年才开始工业化，中国已不可能使用它们曾经使用过的原始资本积累的方式，苏联则为我们提供了工业化初始资本积累的宝贵经验。斯大林认为，苏联工业化资金来源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人阶级为国家创造的价值，另一个是农民向国家缴纳的直接税､间接税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两个源泉通过各种渠道集中到国家手中，通过国家预算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资金。特别是苏联当时强制性地实行“剪刀差”政策，在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的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主要靠内部积累，特别是主要靠剥夺农民。
中国和苏联工业化的处境极为相似，国际形势决定了两国只能从国内解决工业化初始资金积累的问题。毛泽东显然注意到了苏联工业化这方面的经验，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他认为：“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9]但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增产节约积累的资金毕竟有限，毛泽东后来也主张工业化的资金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中来获得。“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这种经验，苏联也已经提供给我们了”。[9]毛泽东之所以借鉴苏联的做法，就是看到了中国和苏联都是在国内经济水平比较低下和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下进行工业化的，它决定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只能在涉及农业剩余方面做文章。因此，并非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毛泽东很好地解决了我国工业化资金来源，实际上，后来的中国工业化资金来源的主体同样也是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
不同的是，毛泽东看到了苏联工业化过分汲取农业的资金积累方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认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搞得很苦。”“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11]因此，毛泽东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化资金积累模式。在这方面，提出了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著名观点。毛泽东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和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意农业和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11]毛泽东主张处理好国家和农业的利益的关系，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这些论述不仅为发展重工业找到了一条稳妥可靠的资金途径，而且也“避免斯大林一心一意地强调抽调剩余农产品去支持工业化的做法”。[19]实际上，这也是力争在不影响国家积累的情况下逐步缩小工农业品的剪刀差，兼顾国计与民生的一种重要思路，这是毛泽东对苏联经验的重要超越。
综观上述，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首先坚持运用了斯大林关于工业化的一般原理，同时，又不拘泥于斯大林的某些结论，不固守苏联的经验，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一系列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通过探索，实现了对苏联工业化道路的历史性超越。但是，也要看到毛泽东在超越苏联经验上的探索仍然有其局限，他对工业化的内涵尚缺乏全面的理解，对苏联工业化模式也只是局部的修正，并没有从全局上突破，因此，中国工业化也是在经受一次次挫折后才不断的走向辉煌。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N].人民日报，1956-4-5.
[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0)[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7]毛泽东文集(8)[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4)[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9]毛泽东文集(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毛泽东文集(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2]林蕴晖.凯歌行进的时期[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1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4]毛泽东选集(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5]郭根山.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道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4)[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C].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
[18]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9]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刘凤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