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得到了许多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和领导的关注和支持，并在自主研究的同时从学习苏联转向学习美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兴起，并取得了令人喜悦的成绩。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得益于很多有利条件，如全国性的研究会或学会组织、特定的研究基地、有吸引力的学术园地、专业研究生培养制度、有一定质量的教材和专著及其他出版物、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21世纪，我国数量经济学需要适应两个潮流、看准五个方向、抓住三个重点，采用以中国化为主体、国际化和信息化为两翼的发展模式，并做好发展规划、重视人才培养。
关键词：数量经济学；自主研究；国际交流；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F2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439(2008)01-0001-04
Yesterday，today and tomorrow of China’s quantitative economics
WU Jia-pei
(China’s 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er，Beijing 100045，China)
Abstract：Since the 1950s，China’s quantitative economics development had been supported and concerned by China’s first generation economists and leaders and transforms from learning from Soviet Union to learn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making self-studying. Reform and opening to outside world greatly promotes the rise of China’s quantitative economics and has made good progress. China’s quantitative economics development benefits from many advantageous conditions such as nationwide research associations or organizations，special researchsites，attractive academic circles，professional graduate cultivation system，high-quality textbooks and works and other publications，broa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nd so 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hina’s quantitative economics needs to fit two tides，follow five directions，grasp three points，to use the development mode with China-featured subjectivity and two-wings of internationality and informationalization，to make good development plan and to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talents.
Key words：quantitative economics；self-study；international exchange；Chinalization
一、诱人回忆的昨天
(一)从1959—1986年的个人经历谈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史中老一辈经济学家的领导和作用
1.1959年孙冶方的访苏和决定。1959年，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孙冶方访问苏联归来，写了个报告，并把我从哲学社会科学部团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调回经济研究所，准备派我出国留学学习经济数学方法。但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而未成行。后又决定在经济所设立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小组，由我任组长。
2.1965、1979年于光远的倡导和拍板。1965年，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找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到他办公室(叫我去参加了)，商讨要建立我国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联盟，一是要在经济中应用数学方法，二是要在应用过程中发现和提出新的数学方法。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很重要，特别是后一方面，更有挑战性。但很遗憾，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个设想就告吹了。1979年，于光远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召集一批学者，有经济学的、数学的、管理学的、工程学的，大约三十多位，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开展数量经济研究，成立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座谈会。会议提出，“经济数学方法”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名称是可以的，但作为学科名称不合适，那么到底叫什么好?当时会上共列举了十一个名称，如经济系统学、经济运筹学、经济计量学、数理经济学、经济控制论、数量经济学等。最后由于光远拍板，就叫“数量经济学”，英文名称为Quantitative Economics。这个名字是经过考证的，于光远起了最后决定的作用。这次会后，原来的“中国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会”就改为“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后又改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
3.1979年到1983年马洪的指派和领导。马洪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根据社会科学院同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协议，派我和其他四位学者赴美国做访问学者，并叫我做组长。后来我被指派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在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的领导下从事研究工作。1982年2月，按时回国，又接受了马洪交给我的两项任务：一项是到江苏常州总结当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后来出了一本书；另一项是筹备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该所是在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研究室、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管理现代化研究室以及技术经济研究所三个单位的基础上成立的。
4.1986年宋平的面谈和调令。宋平同志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现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他找我面谈，要我去即将成立的国家经济信息中心(现为国家信息中心)参与领导工作；有部分任务是分管经济监测、经济预测与分析等工作，这就是数量经济学具体应用的实践。后国家计委下调令，我就从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调到国家信息中心工作。
从我国数量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其发展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与上面提到的孙冶方、于光远、马洪、宋平等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和领导的远大眼光和关心分不开的。
(二)在自主研究的同时从学习苏联转向学习美国
1.20世纪60年代初与70年代初的自主研究。当时经济研究所的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小组一共只有三个人，除我以外，还有张守一和甘兆熙，他们都是留苏回国的大学生。我们自主研究的问题有经济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的一般问题、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式、部门联系与部门联系平衡表以及经济计量学的批判利用等。这中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些其他的政治运动，所以，我们的研究工作是断断续续的，几乎无法进行。后来我的一些研究成果统一收入在198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一书中。
2.“经济数学方法”的命名与翻译苏联学者的著作。“经济数学方法”的全称是“在经济研究和计划工作中应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这个名称是从前苏联引进的。当时我们三人翻译了苏联湟姆钦诺夫院士的《经济数学方法和模型》这部经典著作，后于198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我们还翻译了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家的有关部门联系平衡表的一批论文，后来这些译稿汇集成《投入产出法文集》出版了。
3.1980—1982年赴美进修。这一期间我在美国写了一本书《经济数量分析概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我还访问了美国14个科研单位、大学和企业的50多位著名学者(如阿罗、萨缪尔森教授等)，并写成一份题为《发展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的调研报告，受到原国家计委经济预测中心的重视和推崇，报告中的经济预测部分内容还以论文形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4.1980年克莱因教授与经济研究所合办的“颐和园经济计量学讲习班”及其影响。1980年夏，以克莱因为首的七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下，在颐和园举办了为期七周、有100名左右中国学员参加的经济计量学讲习班，这个讲习班影响很大，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学术骨干。为了纪念讲习班举办2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出版了一本论文集《数量经济学发展前沿》。
(三)改革开放和发展是我国数量经济学兴起的推动力
1.决策和预测、研究和管理的巨大需求，催生了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我国数量经济学兴起的第一个高潮。改革开放初期，决策要科学化、民主化，经济计划需要经济预测，经济研究方式需要数量化，经济管理需要现代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强大的社会需求远比一百所大学更有力量，上述社会需求有力地拉动了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兴起。
2.当时国务院领导关于上送报告必须有定量分析的指示。规定所有报告必须有数字和数量分析，没有的一概退回，这从行政上有效地促进了业务部门对经济数量分析的高度重视，从而为我国数量经济学的推广和应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3.在我国数量经济学兴起的第一个高潮中，两个最大的亮点是：投入产出分析的推广应用和经济预测的普遍发展。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以至企业广泛编制投入产出表，其规模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经济预测工作受到各级计划部门的高度重视，涌现出一批经济预测机构。由于从事这些工作的干部了解全面的综合情况，容易受到领导的重视和提拔，因此有不少从事经济数量分析的干部和学者在我国实际部门担任了不同的领导角色。
4.经济研究从传统研究方式开始转向现代研究方式。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传统经济研究，多为定性的研究，对经典著作和党的政策进行阐释和宣传，缺乏定量分析、实证的和经验的研究，往往不重视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我曾于198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文《数量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科学的发展》，认为数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新分支，它需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同时它又能促进传统经济研究向现代经济研究转变，经济研究方式转变的需求是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动力。
(四)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得益于几个条件
从过去的发展看，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得益于很多有利条件，这些条件都是很重要的，这里主要讲以下6个条件：
1.全国性的研究会或学会组织。1978年我们就成立了由七、八个人组成的中国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会，一年多以后扩大成为有二、三十人参加的“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又改名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并不断壮大起来。这个组织是非常重要的，起到了团结、组织、动员学界和扩大学界影响的作用。
2.特定的研究基地。从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小组到数量经济研究室，再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这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发展起来的。后来在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华侨大学以及其他高等学校都有了研究数量经济学的单位和队伍。其中，以上三所大学就取得了把数量经济学作为国家重点学科的资格，有的(如吉林大学)还成了全国高校系统的数量经济学研究基地。
3.有吸引力的学术园地。园地是发表研究成果的刊物，也是发现青年研究人才的场所。1983年我们创办了《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一直延续至今。可惜当时创办的《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译丛》中途停办了。希望今后有更多和更大影响的数量经济研究专业期刊。
4.专业研究生培养制度。我们从1979年开始培养投入产出分析方面的硕士研究生，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第一个博士点，以后吉林大学、清华大学、华侨大学等相继有了数量经济学的博士点。建立和健全培养硕士和博士的研究生制度，为培养高水平的数量经济专业人才所必不可少。
5.有一定质量的教材、专著和其他出版物。最早中国数量经济学会曾委托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教授分别编写经济计量学、经济预测学和决策技术方面的教科书，此后又鼓励和支持有关高校和教师撰写数量经济学各个方面的教材和专著。我们还组织力量出版了经济学大辞典中的《数量经济学》卷，这就使数量经济学在整个经济学中有了自己的学科地位。
6.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1983年至1985年我们曾组织数量经济学代表团访问日本和澳大利亚，还出版了相应的访问成果。一开始，我们就同美国克莱因教授创立的林克组织建立了牢固的学术联系，不断派年青学者去参加有关国际会议和访问学习；除克莱因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列昂捷夫等教授都应邀访问过我国。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促进我国数量经济学国际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令人喜悦的今天
(一)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在推动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中的努力和成就可圈可点
我算了一下，至今我国数量经济学界大约已有四代人了，目前起领导作用的是第二代，如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长汪同三，还有第三代和第四代，几乎都在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的范围内。他们中间大部分学者主要是在国内成长起来的，但他们在学术上也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如在《经济研究》2007年第五期发表《计量经济的地位、作用和局限》一文的洪永淼。其他归国学者多数分布在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等学校，他们的人数正在逐步增长中。
(二)从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的发展及其学术年会的盛况和年会文集看我国数量经济学的繁荣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从1982年的第一届到现在的第九届，组织越来越发展，队伍越来越壮大，学术活动也越来越频繁。以前每隔两年开一次学术年会，现在每年都开学术年会，参加年会的人数还多达五、六百人，每次都有国外学者参加，特别是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参加。讨论的问题也越来越广泛。年会的承办单位遍布全国各省市区，各高校踊跃争取承办。
学术年会的论文集，日益规范，每次出一本，从2001年起，统一定名为《21世纪数量经济学》，该系列文集已出了七集。从这七卷本的内容看，十分丰富，且有一定水平和质量，为数量经济学界青年学者所喜爱。
(三)从《经济研究》发表论文的结构变化看我国数量经济学融入主流经济学的情况
以往我国的《经济研究》与《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在内容和风格上有很大差别，但现在已越来越接近，有些文章均可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现在的《经济研究》主编刘树成就是学数量经济学专业出身的。根据《经济研究》2005年第四期成九雁、秦建华写的《计量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轨迹》一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1)1979—2004年《经济研究》发表的3 902篇论文中数量分析文章大量增加，超过了全部论文的85%，它们以精确的量化分析替代模糊的文字描述。
(2)应用经济计量学的论文在1979—1991年数量还不多，1992—1999年明显增多，增速加快，2000年以后比重迅速提高，其数量超过以前20多年的总和。
(3)运用经济计量学作结构分析的占多数，所用数据有3/4为公开的统计数据，应用的模型中经典模型占52%，应用的估计方法中最小二乘系列方法占78%。
(4)1986—2004年应用经济计量学的论文在《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季刊》各占40%，在《金融研究》和《管理世界》各占20%，其数量也是逐年增加的。
(5)同《美国经济评论》相比，仅就发表应用经济计量学论文的数量看只差10%左右，但论文水平和质量差距仍很大。
(6)从研究主题和应用目的看，数量经济学已融入我国经济各个层面的研究，其中金融领域居首位，约占1/3左右。这为发展金融计量学、数理金融学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从高层国际会议在中国召开看我国数量经济学国际影响的扩大
“世界经济计量学会”2006年远东会议(FEMES)于2006年7月在我国清华大学召开，这是“世界经济计量学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有36个国家和地区410位学者参加，是40多年来远东会议规模最大的一次。
1993年9月联合国世界模型连接国际会议(秋季)在我国北京召开，由国家信息中心承办。隔了差不多十四年时间之后，联合国世界模型连接国际会议(春季)又于2007年5月在我国北京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办。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多见的。
三、催人奋进的明天
(一)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同类学科相比，我国数量经济学还较落后，整体差距几十年
“数量经济学”这个名词，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也曾用过，当时美国密执安大学有个数量经济学讲习班，主持人就是克莱因教授。所说的数量经济学不限于计量经济学，还包括广义经济数量分析中的其他非计量理论、方法及其应用。
从1969年至今的3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分布在五个专业领域，它们是一般均衡理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相关交叉学科、经济分析新方法，尤其是后两个领域的获奖者，几乎都为美国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如列昂捷夫、克莱因、赫克曼、麦克法登、纳什等。在理论、模型、数据、方法、计算技术(特别是软件)、应用等各个环节，我国均需急起直追、不懈努力。
(二)21世纪我国数量经济学需要适应两个潮流、看准五个方向、抓住三个重点
两个潮流，即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
五个方向，即向全球经济延伸、向新经济进军、向金融数量分析扩展、向管理现代化献计、向经济实验室探索。
三个重点，即抓应用、促发展，在注重应用研究的同时，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方法技术研究。
(三)采用以中国化为主体、国际化和信息化为两翼的发展模式
中国化：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问题，促进有中国特色的数量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
国际化：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向国际规范靠拢，引进来，走出去，提高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国际地位，扩大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国际影响。
信息化：改进数据库，建立数据和模型的信息系统，开发应用数量经济分析软件，建立数量经济研究网络。
(四)未来发展前景远大，须有中长期发展规划
历史表明，1978—1980年和1978—1985年国家“经济数量方法”研究的三年规划、八年规划，对我国数量经济学在“六五”和“七五”期间的发展，曾起过重大作用。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在新时期应有中长期发展规划。
未来发展重在应用、贵在人才。我国数量经济学要在应用中求发展，在重视理论数量经济学的同时更要强调应用数量经济学的重要性。人才是根本，这不用我多说。要培养人才，引进人才，用好人才，人尽其才，发展才有保障。
(责任编校：夏 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