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老舍 留学生文学 文化身份
摘 要:老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创作的留学生小说,塑造了一批留洋人士的角色,作为留学生文学的主角,留洋人士因其不同文化环境的经历往往具有伸缩性的文化身份。本文通过对两部小说的深入分析,反映了老舍对于外国文化在中国的定位、国内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文化逻辑与改革派的西方化选择的质疑、留学生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并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的深入思考。
留学生文学注重反映了留学或旅居国外的国人们的行为与心理状态,揭示了与国内差距很大的异域文化与生活方式带给他们内心世界的影响与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的改变甚至颠覆。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大量留学人员涌现的第一次热潮。自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开始,国力渐微与社会腐朽,让中国的知识界人士开始担忧与思考民族的命运,同时也在彷徨中进行着文化更新的抉择。对国内落后现实的不满与急于改变的迫切愿望,与对西方先进文明的憧憬与向往,迫使那个动荡时代下社会剧变的知识分子们纷纷走出国门,向西方世界求学取经。他们在汲取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会受到西方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观念的冲击与洗脑。也由于这些“海归”的影响,带动了国内一波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对价值的争论的思潮。当时的社会进行文化更新,是要全盘西化还是应保守独立地发展自己的文化,即应该国际化还是本土化,这样的选择矛盾渗透在民族与文化认同的论争中。其中,胡适曾呼吁过“全盘西化”,这位具有美国教育背景的文学家和哲学家,试图利用西方的物质文化作为文化更新的手段。1926年他著文驳斥了长久以来普遍存在的认为东方精神文化比西方物质文化更为优越的思想。胡适赞扬西方物质文化里的进取性和科学性,认为西方人具有“与生俱来的永不满足”的品质,而中国却长久盛行“自足自满”的哲学思维与对“精神”的过分崇拜。胡适勾画了一个理想的物质的“现代”世界的发展,即一个具有汽车、电气、男女平等、民主等一切进步事物的世界。
老舍(原名舒庆春,1899—1966)是与胡适同时代的重要作家,凭借丰富的旅居海外的经历{1},对留学生的内心状态既有感同身受的体味,亦对当时国内现实与诸多社会新现象具有本质上的深刻认知。在这段时间内,他先后创作了以《牺牲》和《文博士》为代表的留学生小说,表达了他对于外国文化在中国的合理定位,国内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文化逻辑与改革派的西方化选择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在老舍的这些小说中,东西方相对文化价值的对比较量,反映为一个经常性的主题,即具有伸缩性的文化身份的留洋人士(留学生)。
文化身份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人们通常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留洋人士在国外生活与学习的过程中,也会接受西方物质文明的洗礼,这些都会对其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对于那些乐于接受甚至融入到西方物质文明中的留学生,就会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新的文化身份,与出生并成长所获得的本土文化身份产生了冲突甚至对立,这样具有伸缩性的多重文化身份亦会迫使他们在文化认同上做出妥协与选择。这时,怎样选择才是可取与进步的,则是摆在了所有这些归国的留洋人士面前的现实问题,也成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时事热题。
《牺牲》的主角是一个留洋归来的人士,他坚持别人以“毛博士”的新名衔称呼他。小说的情节是围绕着毛博士的个人癖好与他关于“美国精神”的小演讲展开的,然后转向他的大学同事老梅和“我”。 毛博士不止一次地炫耀他在美国的经历。在一次充满戏剧性的角色对峙中,毛博士催促他的同乡买个澡盆,作为一种文化进步的象征。仿佛对于他来说,回到祖国既是一件为难勉强而又洋溢胜利的举动。因为曾留学国外,他将自己视为精英阶层的成员。“这牺牲太大了”和“这要是在美国”成为他的常用语。毛博士将与他所理解的美国都市文化的接近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城市文明或蒙昧的判定标度。他不仅不分四季整日穿着正装并用美国文化元素装点他的房间,并且动辄提及或引用他的“外国朋友”们的观点,以此展示他的美国的文化身份。毛博士与其他角色的共同作用使这种新的文化身份与出生时就获得的原本的文化身份的冲突更为突出。小说中的老梅和“我”钟情于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本土文化的执著坚守者,文化身份与这位洋博士是对立的,自然地有着与其截然不同的习惯与喜好:去公共澡堂,听传统戏剧,在中餐馆吃饭。而瞧不起他的同胞们的毛博士,对这些却显出不屑:中国的戏院“太野蛮”,中国食品“不卫生”,连澡堂也“太危险”。小说中的“我”反诘毛博士是“一种半生半熟的东西,既不是上海的小流氓,也不是在美国长大的,既不算中国人也不是外国人”。又如当毛博士首次出场时,“我”就对他的特别形象进行了一番带有调侃的评论。
这个人有点特别。他“全份武装”地穿着洋服,该怎样的就全怎样,例如手绢是在胸袋里掖着,领带上别着个针,表链在背心的下部横着,皮鞋尖擦得很亮等等。……他不是“穿”洋服呢,倒好像是为谁许下了愿,发誓洋装三年似的;手绢必放在这儿,领带的针必别在那儿,都是一种责任,一种宗教上的条律。他不使人觉到穿西服的洋味儿,而令人联想到孝子扶杖披麻的那股勉强劲儿。
尽管被服装憋得难受,毛博士还是坚持穿着,因为这代表了他的新的文化身份。“我”对于毛博士民族身份的疑惑使得鸿沟更大:“难道他不是生在中国?他的家庭不是中国的?他没在中国——在上美国以前——至少活了二十来岁?为什么这样不明白不关心中国呢?”可以说,毛博士并不是怪异的个例,他身上浓缩了当时一大批留学归国人员的劣性。国外生活方式的优越与国内现实带来的巨大落差,使得这位具有新的文化身份的洋博士把落后都归咎在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上,并把推进西方物质文化作为文化更新的唯一手段。但是,毛博士并没有认识到经济基础对于文化观念与社会制度的影响力的深刻性与复杂性。毛博士对于理想的美国生活的想象碰巧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个阶层在中国还不是能影响改变社会制度与传统的主要力量。毛博士并没有看到每种文化都有社会的阶层划分现象。正如毛博士指出“美国人富哇。拿哈佛说,男女的交际,单讲吃冰激凌的钱,中国人也花不起!你看——”这说明毛博士缺乏对社会的阶层差异的认识。“我”也最终认识到“他心目中的政治、美术、和无论什么,都是结婚与中产阶级文化的光华方面的附属物”。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也“殃及”到了他自己的生活与命运。结婚以后,毛博士不能负担一个弹簧床,一个澡盆,一个沙发,或者他那代表西方物质文化的列单上的任何一件物品。最后,是经济和社会的能动性,而不是什么文化身份,决定了他的生活状态。他的妻子最后弃他而去,使他蒙羞并深受打击进入精神病院。毛博士的“西方想象”与他的民族身份、他的“全盘西化”主张与国内现实,他的“国际化全套装备”与他的经济能力之间的种种差异最终使他沉默,也造成了他的垮台。
正如前述,虽然毛博士只是个小角色,却不是个例。老舍随后创作的文博士这一人物形象,与毛博士有着高度的相似。文博士为了婚姻和工作从美国回到祖国,和毛博士一样,他们都把西方留学获得的新的文化身份视作自己出人头地的社会资本,并妄图以西方物质主义者的姿态影响改变国内的社会现状。如:当文博士在济南结束了长期的工作找寻后,他在能象征“美国精神”的可触实体上寻求慰藉:
文博士把屋中安置好,在箱底上把由美国带回来的紫地白字的“级旗”找出来,钉在墙上;旗子斜钉着,下面又配上两张在美国照的相片端详了一番,心中觉得稍微宽舒了点。吃了顿西餐,洗了洗澡,睡了个大觉,睡得很舒服,连个梦都没作。
醒着时,他就穿上西服,那是在美国买的。因为他已经对这些盛装怀有“信仰”。他邀请唐先生来到西式餐馆进餐,这里他们不同的喜好与餐桌上里的礼仪就变得可见了:
文博士充分的拿出西洋绅士的气派来:低着声说话,时时用布巾轻轻的拭一拭嘴角;不但喝汤没有声响,就是置放刀叉也极轻巧;本来不渴,可是故意的抿一口凉水;
这样精心的描述有其明确的目的。文博士频繁地“看着唐先生”,以及餐馆里“是否每个人都注意了他,西方餐桌礼仪的佼佼者”。洋泾浜英语和西服是他的身份标记。诚然,文博士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展示他的西方的文化身份。而和《牺牲》不同的是,《文博士》里的若干角色都承认并渴求文博士的“镀金”般的博士学位。虽然他们不知道它(博士学位)的内涵是什么,他们只看到博士学位——尤其是外国的——是现代社会的“烫手山芋”。杨丽琳,后来成了文博士的妻子,却并没有与他相爱。其实,她只是希望有个外国博士的丈夫。正如小说中的唐先生这样解释道:“博士就是状元”,洋博士学位是一个享有声誉的独特资本。这样的命运安排与小说创作年代的先后顺序的关系似乎暗示了国人对西方的文化接受与价值认同正随着西方物质文化对于中国精英社会的渗透而快速发展蔓延的新的社会现象。
可见,共同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牺牲》与《文博士》,具有相似的讽刺化描写与对物质主义者世界观的批判。如同毛博士和文博士一样,当时的很多留洋归国者与上海的都市精英们都以消费主义的心态来追求体味国际化的生活:穿着美国产的衣服,用日本的音响听着欧洲的歌剧唱片,与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享受西式大餐。然而,老舍质疑了这种跨文化生活的可取性,正如同时代的思想家鲁迅所说:“人们虽然穿上了西服革履,但骨子里却还是老祖宗。”老舍对于国际化的态度亦不乐观,他批判了仅靠西方输入来完成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并探讨了文化大杂烩的意义与内涵。文化杂交的目的是为了产生植根于原有文化的优越“品种”,而不是为了消灭原有文化。同时,也不可忽视经济基础在文化更新于社会制度的改良中发挥的深刻而复杂的作用。
虽然老舍本人也是具有丰富海外经历并信仰基督的人,但具有自觉意识的老舍,对自我坐标具有清醒的认识,他对那些在国外扮演着国人“情报员”又在国内扮演着文化媒介人的知识分子表示质疑。因此,他创造了一批“留学生”的角色,他们既不定居国外,精神上却也没有归属故土,而是挣扎在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与国内的新的社会现实的边缘进行着妥协。老舍将那些从美国或欧洲回国后的膨胀的国内学者们奚落了一番的同时,也希望留洋归国的知识分子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同时,作为一个现代语言大师,老舍中后期的文学表现出的反功利化倾向与民族化特色,与老舍这时期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从大量的现代白话言语中提炼出俗白、生动、纯净而优美的隶属中华民族自己的现代文学语言,大大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民族化、大众化发展。事实证明,老舍也用自己的行为很好地诠释了自己对一个留洋归国人士的文化身份的定位的理解。最后,老舍在《牺牲》和《文博士》里提出的很多难题,比如留学生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文化身份出现?留洋学者们归国后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问题虽然曾是20世纪早期的国人们的时事热题,但是作为21世纪的读者们,在20世纪末的留学生文学中,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封闭民族主义”色彩的描写,在20世纪末的留学生文学中俯拾皆是,这些描写,表象多于内涵,感性多于理性,让人看到的是思想的肤浅和自相矛盾,对“文革”后的中国,留洋学生们很少回望;民族的今天和未来,他们很少思考,他们也许不承认但他们实际已经迷失在异国他乡。前辈留学生,如鲁迅、胡适、老舍、巴金等,给予中国、给民族深沉强烈的爱,而他们缺乏给予,因为他们缺乏能力给予。换个角度,他们需要的正是对不同文化相对价值的深入认识与自己伸缩性的文化身份的合理定位。毛博士那早已逝去的脚步声却显得并不遥远,老舍在《牺牲》与《文博士》中呼吁读者思考的难题,对于目睹并见证着全球化正在以新形式不断涌现的我们,依然具有迫切相关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王艳红,宁夏医科大学文科教研室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老舍先后旅居的国家有:英国(1924-1929年),西欧大陆(1929年7月-8月),新加坡(1929-1930年),美国(1946-1949年),日本(1965年)。
参考文献:
[1] 引自陈独秀1915年12月在《青年》发表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陈嵩.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文选[G].中国社会科学院,1985:12-15.
[2] 引自胡适1935年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胡适.胡适选集-杂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552-554.
[3] 引自胡适1926年7月10日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陈嵩.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文选[G].中国社会科学院,1985:12-15.
[4] [美]王爱华.具有伸缩性的公民身份:跨国性的文化逻辑[J].中国学术:总第十辑(2003.3).
[5] 鲁迅.鲁迅文集(第五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7.
[6] 刘东方,宋益乔.文学语言观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以胡适和老舍为中心[J].中国文学研究,2007.3.
[7] 庄来来.文学:思考的意识与能力——上世纪百年中国留学生文学比较[J].当代文坛,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