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汪兴东、梁志民、肖芳文，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BGL035）、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助项目（YC2013S128）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文责自负。
摘 要： 在代际视角下，以江西调查样本为依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别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终发现：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健康状况、性别、空气质量、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务工收入等；而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意度、空气质量、工作满意度、婚姻状况、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健康状况、务工收入等。
关键词： 主观生活质量；在城农民工；代际差异；生活满意度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主观生活质量（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简称SQL）也称做生活满意度，是综合反映人们生活舒适程度、便利程度的主观感受，是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和对生活的全面评价，也是人们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对自身及其所处的各种环境的感受的评价。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更多的农民工将逐步“市民化”，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他们在城市的收入、身份、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的提升，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要求和生活满意度也将发生变化。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全面了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分析影响其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了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心理需求和思想状态，不仅能够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而且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也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人的“建设”，设法提高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是人“建设”的基础，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下一步的目标之一。同时，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涌现，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极具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国外学者W·W·Rostow（1971）较早研究了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认为生活环境的美化、社会教育、卫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务、社会治安等条件的改善能够有效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之后，Day（1980）认为家庭关系、健康状况、娱乐休闲、精神状态、自我评价、社会生活、与工作有关的生活、经济状况、政府的政策措施等对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均存在一定影响。Diener（1984）在幸福感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将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归类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后渐渐形成生活质量客观因素和个人人格特质因素两个方向。如Veenhove（1995）从经济状况因素、Cui and Vainant（1996）从生活事件因素等对生活质量客观因素的研究，Larson（1978）和Bowling（1991）从健康状况因素、Mastekaasa（1995）和Diener and Suh（1998）等从婚姻状况因素等个人人格特质因素对生活质量客观因素的研究。
之后，国内学者也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了研究，如曹大宇（2009）通过研究国际上权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简称WVS）第四波的调查数据，发现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最低收入人群与最高收人人群的平均生活满意度相差近50%，在此基础上，曹大宇（2011）又通过研究居民生活满意度与空气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空气质量下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影响上，对高收入阶层的居民没有显著影响。冯云（2011）认为个人生活满意度与诸多社会心理因素有直接关联。李想（2009）认为性别的差异、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均对生活满意度造成很大的影响。王培刚（2008）着重从代际视角验证了健康状况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农民工作为我国特有的群体，受到国内学者广泛的关注，农民工的城市主观生活质量也进入他们的视野，郭乙辉（2008）对进城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获得性别与工作状况对在城农民工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评价均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家庭关系及家庭经济对农民工的物质生活满意度有明显的拉动效果，年龄、婚姻状况、社会保障及社会环境与农民工的精神生活满意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等结论。
回顾近些年文献发现，国内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数不胜数，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然而针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并不多，从代际视角探讨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基于此，本研究在代际视角下，以江西调查样本为依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别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终能够有效地发现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差异，为提出有效性、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提供有效依据。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样本数据来自江西农业大学和江西统计局在2011年6月到12月开展的“改革开放以来劳务输出大省农村劳动力流向变动抽样调查”，本次调查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江西省34县区102个行政村的农村劳动力进行抽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调查对象所在村特征、所在户特征、个人特征、外出务工基本情况、务工感受及返乡创业就业等六大方面。直到2011年12月，经过调查员深入农村与农村劳动力面对面的调研访谈，共完成有效问卷1019份，根据本文研究对象要求，剔除农村非外出务工劳动力及未进行城市生活质量调查的问卷97份，最终获得本研究有效问卷922份。依据研究目的，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将1980年前出生的农民工定义为老一代农民工，其中，在本研究922份有效问卷中新生代农民工有效问卷352，老一代农民工有效问卷570。其中，样本中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要务工区域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要务工区域分布情况三、变量选取、定义及描述
（一）被解释变量
生活满意度包括了总体生活满意度和不同领域生活满意度，不同领域生活满意度的综合即可认为是总体生活满意度。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同样包含了多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主要可以归纳为家庭、工作、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服务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农民工对收入、住房、家用电器、垃圾清理、社区服务、室外环境、水电、购物、邮电、看病等十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基本情况进行研究，满意程度包括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基本满意、很满意，调查样本中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具体情况
本文主要研究农民工城市总体的主观生活质量（即总体生活满意度），因此需要对农民工十个生活不同领域满意度进行综合。利用因子分析能够有效地对农民工生活不同领域满意度进行综合，以构建农民工城市总体生活满意度。主要方法为：将农民工对收入、住房、家用电器、垃圾清理、社区服务、室外环境、水电、购物、邮电、看病等十个不同领域的满意度分别定义为λ1、λ2、…、λ10，那么，因子分析表达式为：
χpi=ωp1λ1i+ωp2λ2i+…+ωp10λ10i
其中，χpi表示第p个公因子在第i个样本上的数值，λi表示第i个样本的观测值，ωp表示第p个公因子得分。那么，农民工城市总体生活满意度Y表达式为：
Yi=α1χ1i+α2χ2i+…+αpχpi
其中，α1、α2、…、αp表示方差贡献率，χ1i、χ2i、…、χpi表示公因子。
（二）解释变量
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因素有很多，但可归纳为家庭生活、职业状况和生活环境等三类，同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影响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因素分为自身特征、家庭特征、环境与工作、保障情况四类。具体为：
（1）自身特征。性别差异对生活满意度存在很大的影响，性别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也可能存在影响；对于婚姻状况，未婚农民工的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可能会略低于已婚农民工；不同文化水平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可能存在差异；健康状况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健康状况好的农民工可能主观生活质量会更高。因此，本研究选取性别、婚姻状况、文化水平、健康状况等四个变量验证农民工自身特征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2）家庭特征。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个人收入与其主观生活质量也呈正相关关系，高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正向情感，而低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负向情感。因此，本研究选取家庭经济状况、家庭负担、务工收入三个变量验证农民工家庭特征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3）环境与工作。空气质量、社会治安、公共服务、交通状况等多个方面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存在影响，职业状况对农民工生活质量也存在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空气质量、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三个变量验证环境、社会与工作情况等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4）保障情况。社会保险问题是引致农民工生活不满意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民工的保障状况也有可能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存在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是否缴纳养老保险、是否缴纳失业保险、是否缴纳医疗保险、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四个变量验证保障状况对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变量的定义与描述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 注：①社会满意度变量由农民工对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法制状况、政府效率、生存和发展机会、经济状况、政府透明度、打工政策、公共基础设施十个变量的满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计算获得，其中，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基本满意=4，很满意=5。②工作满意度变量由农民工对工作时间、工作报酬、工作地点、与同事关系、工作兴趣、与领导关系、晋升机会、劳动保护、劳动强度、技术培训等十项满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计算获得，其中，很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基本满意=4，很满意=5。
四、实证研究
本研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Stata12对模型进行估计，标准化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一）自身特征
由表4可以看出自身特征因素中性别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在老一代模型中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男性主观生活质量低于女性，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面临着高于女性农民工的压力；老一代农民工各方面趋于稳定，因此，不同性别的老一代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没有显著差异。
表4 模型估计结果（标准化） 注：***、**、*分别表示z值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婚姻状况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显著，在老一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婚姻状况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不大，而对老一代农民工存在负向影响，即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未婚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高于已婚农民工。这与蒋青（2004）关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在城市身份的差异。一般而言城镇居民结婚以后将是夫妻同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正向影响其生活质量，然而对于已婚的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大部分伴侣可能并不在身边一起生活，因此，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其婚姻状况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反而存在负向影响。
文化水平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没有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无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不同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很难体现出主观生活质量的差异。
健康状况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达到显著（均为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均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其健康状况都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健康状况越好，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越高。这与Larson（1978）和Bowling（1991）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
（二）家庭特征
由表4可以看出家庭特征因素中家庭经济状况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模型中均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家庭负担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模型中均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是相对的，家庭经济状况差或者家庭负担重的农民工家庭可能幸福感较高，主观生活质量也较高，有些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农民工家庭对各方面的需求更高，反而主观生活质量会降低。
务工收入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模型中均达到显著水平（新生代模型中10%的显著水平，老一代模型中5%的显著水平，且符号均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其务工收入都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务工收入越高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越高，与郭乙辉（2008）研究结论一致。
（三）环境与工作
由表4可以看出环境与工作因素中空气质量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务工城市的空气质量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空气质量越好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越高。
社会满意度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他们对务工城市社会的满意度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社会满意度越高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越高。
工作满意度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达到显著（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是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工作满意度越高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越高。
（四）保障情况
由表4可以看出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显著，在老一代模型中达到显著（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并不大，而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对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存在正向影响。是否缴纳失业保险、是否缴纳医疗保险变量在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模型中均没有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农民工保障意识仍比较薄弱，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觉得有无养老保险对自己以后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农民工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大多数农民工会产生一种没有社会保障是应该的错觉。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变量在新生代模型中达到显著（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在老一代模型中也达到显著（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是否缴纳工伤保险都会影响他们城市主观生活质量。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研究依据农民工的年龄特征，将其分为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以江西调查样本数据为依据，选取影响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四类十四项，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模型和老一代农民工模型，分别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最终发现：（1）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健康状况、性别、空气质量、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务工收入等，而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会满意度、空气质量、工作满意度、婚姻状况、是否缴纳工伤保险、健康状况、务工收入等。（2）健康状况、务工收入、空气质量、社会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等因素同时影响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3）除共同影响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外，性别因素还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婚姻状况、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因素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以上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
（1）改善农民工工作状况，提高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说明不管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农民工，改善他们的工作状况，提升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是提升农民工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途径之一。
（2）加强农民工权益保障。研究过程中发现，企业对农村外出劳动力权益的保障仍不够重视，权益保障意识普遍不高。尤其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
（3）改善农民工生活环境。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社会环境满意度和城市空气质量影响其城市主观生活质量，包括完善农民工城市生活公共基础设施、稳定社会秩序、稳固社会风气、完善法制状况、提升政府效率等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城市主观生活质量。
（4）提升农民工收入。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务工收入影响其主观生活满意度，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越高，其主观生活满意度也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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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ubjective Life Qual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on：
Case Study of Jiangxi Province
Yang Guoqiang， Wang Xingdong， Liang Zhimin and Xiao Fangwen
（College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uersity）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ubjective life quality of new and old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sample of Jiangxi province and the method of ML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on. The findings are： there is difference in the factors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 subjective life quality from the most to the least are： social satisfaction， job satisfaction， health condition， sex， air quality， paying for job injury insurance， income， etc. However，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old generation from the most to the least are： social satisfaction， air quality， job satisfaction， marriage condition， paying for the job injury insurance， health condition， income， etc.
Key Words：Subjective Life Quality； Migrant Workers Living in the Cities； Generation Differences； Life Satisfaction
责任编辑 余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