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埋下了伏笔。
叶雷了解中国的情况，也知道如何与政府相处，所以他给出的办法是在医疗机构和CDC中间引入起着桥梁作用的社会组织(NGO)，组成三位一体的模式。这无形中也让盖茨基金会在传统的单纯提供资金之外，实际参与到了策划执行的工作中来。“我们愿意为项目在中国的有效执行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盖茨也希望中国有基金会的工作团队在。”叶雷对《环球企业家》说。
在中国，医院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通常会开处方让患者到CDC去拿药。CDC每三个月要对他们进行检测，而医院也要对其进行生化和血液检测，这就意味着感染者需从不同的地方获取检测结果。另外，由政府机构出面与感染者沟通，容易让对方产生逆反心理，如果由NGO出面，效果就会好一些。而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张云向本刊介绍道，相比其它
机构更注重向社会宣传、从未感染的大众着手的方法，盖茨基金会直接选择针对高危人群和感染者开展工作。事实上，这是最难的。首先，这样的人群很难找到，就算找到他们，也难以让其自愿合作。而解决此的秘密武器仍然是NGO，特别是那些感染者或特定人群自己的草根组织。比如在北京，有一些感染者，就已经穿上了白大褂并佩戴上了工作证，成为了CDC的一名咨询员。因此，建立~机构协调合作的创新机制，对于艾滋病感染病例的发现、随访和治疗管理都将会大有改观。
目前，全国已经有300多个NGO加入了盖茨基金会的艾滋病防治项目。其5000万美元的经费中也专门有2000万美元用来支持它们。这种直接将资金大规模地拨付到NGO手中的方式，也是史无前例的。
当然，中国的NGO仍处在各自为营的初级阶段，且内部拥有的专业人士不多。这些因素不仅使它们生存艰难，也让其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够融洽。所以对于NGO的工作情况，盖茨基金会也特别重视监控措施。它需切实确认效果，才为其支付相应费用。基金会有一套自己的统计系统，并非按照NGO干预多少人来计算，而是要看发现了多少感染者，有多少人来检测，此后又做了多少流行病学调查，以及是否持续关怀这些感染者等等。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目标是。在五年之内使干预覆盖面达到高危人群的60％，让检测出来的感染者至少90％能够得到流行病学的调查。
创意困局
盖茨基金会从来都乐于接受挑战，但在眼下的中国，并不是每个项目都能像艾滋病防治一样找到突破口。比如它至今尚未全面展开的控烟项目。
全球不仅生产的三分之一烟草来自中国，三分之一的吸烟人群也集中在这里。而与此同时，中国有7％到8％的税收、400多万入的基本收入也依靠烟草产业。这对控烟工作来说，算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目前，盖茨基金会在这方面只能通过“迂回”的策略取得一些研究方面的进展。它已为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提供1000万美元的资金，帮助其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并测试可以影响医疗行业从业人员戒烟的模型。此外，还通过全球烟草技术支持协会为美国艾默利大学提供1400万美元用于支持其与中国的一些城市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共同研发有效的烟草控制措施和政策。
而事实上，在盖茨基金会开展的“探索大挑战”活动中，中国方面也同样面临着方法匮乏的围局。来自中国的创意申报只占到总数的3％左右，真正脱颖而出者更是寥寥无几。在其两轮选拔收到的191份中国申请中，获奖的只有4份，其中还有两份来自中国香港。一位盖茨基金会项目官员对此解释道，大多数中国申请者只是希望得到资助来支持已经存在的概念或证据，而不是在寻求突破和创新。
其实，中国也有很多独创的成功经验可以推广到全世界。比如盖茨就试图用中国的农业技术解决非洲等贫困国家和地区的温饱问题。
2008年8月，看完奥运会开幕式后的第二天，盖茨就飞往海南。在那里，他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贫苦与病痛，这样的感觉与他曾经在非洲感受到的一样，他认为盖茨基金会必须加快农业扶贫的脚步。
那时，盖茨已了解到中科院院士、农科院首席科学家黎志康提出的“绿色超级稻”计划，这种水稻就像一个自动免疫系统。不用施肥、防虫，自己成长。此前，盖茨甚至找到黎志康让其详细讲解。而回到西雅图后，他和他的团队用最快的速度推行了这一计划，为中国西南地区，乃至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培育相关品种。
受经济危机影响，盖茨基金会在2008年的资本缩水20％，从此前的387亿美元下降到351亿美元(截至到2008年10月)。但即使如此，盖茨仍然将基金会2009年的慈善赠款从33亿上调到38亿。“梅琳达和我认为基金会的一个主要角色就是投资于那些不被资助的创新项目。”盖茨说。
或许是“二八定律”太过深入人心，使得社会尤其在可以造福穷人的创新方面缺乏足够重视。在盖茨所熟悉的科技界，13年已足以创造一个谷歌这样的互联网巨头，或者让乔布斯重新创一次业。然而在盖茨基金会成立的第13个年头里，改变以上偏见的工作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