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取得新进展、亟待缩小城乡差距的背景下，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城市融入日益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研究课题。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把女性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从社会保障的视角出发，采用文献查阅和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spass19.0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交叉列联表、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女性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尤其是对社会保险对城市融入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分析影响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个体、经济和工作因素，着重探索分析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在其城市融入中扮演的角色，进一步分析其难以融入城市的原因，并针对性的提出可行性建议和策略，以期为深化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城镇化
一、引言
为应对我国农民工数量日益增多，身份尴尬情况并未得到缓解，社会融入依旧困难等一系列的挑战，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返乡创业、保障农民工权益等问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2013年底，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9亿人，占中国全体7.7亿就业人员的34.9%，其中约三分之一为女性；而2015年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截至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有1.68亿人，其月平均收入2864元。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上中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5年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取得新突破。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也是最大的内需所在。要坚持以人为核心，以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为着力点，发挥好城镇化对现代化的支撑作用。这无疑对我国城镇化取得重大的突破和发展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推进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的关键是进城务工女性的城镇化，只有她们融入城镇真正成为市民，才能实现举家迁居进城，实现家庭的城镇化，进而实现人的城镇化。因而进城务工女性群体城镇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女性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独立的农民工群体，在作出进城务工的决策时，承担着比农村男性更大的挑战，由于自身生理、心理特征、文化程度和社会制度的约束、性别歧视、法律知识欠缺等方面的原因，女性农民工的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利更加难以保证，城市融入的进程也更加缓慢和困难，因此把女性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和男性农民工比较研究具有更深远和特殊的意义。在我国学术界，专门针对女性农民工的研究已有雏形，研究的内容也相对广范，涉及女性农民工健康、生存状况、就业、权益保障、自我发展等多个层面。但从整体来看，已有研究主要停留在个案分析与定性描述的层面上，既缺乏深入的社会调查，也不具备研究的代表性和精准性，而且现有研究多停留在女性农民工的物质层面和外在的客观条件，少有关注女性的精神层面和心理特征尤其是国家政策、社会保障等对其社会融入的影响。
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针对现有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缺憾，以社会保障作为研究的重点，并结合考虑女性农民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通过对该群体社会保险认知度、参保意愿、城市融入的意愿和困难等情况的了解，并与男性农民工进行对比。以期研究不同影响因素尤其是社会保险影响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程度及其与农民工整体和男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差异，以便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宏观政策提供依据。最后提出改革社会保险、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以及促进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对策建议，以期更好的促进女性农民工适应城市、融入城市。
二、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变量选取和模型选择
（一）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变量选取
1、影响因素变量的选取
现阶段国内学术界虽然公认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表现在个人基本特征、经济层面因素、社会层面因素和心理层面因素等几个方面，但各自研究的自变量的选取及其指标却有很大的出入。因此，本文认为在进行研究假设之前，应该在理论上有所依据的基础上选取研究所需要的自变量和因变量。
2、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选取
参考大多数学者关于城市融入度的观点并结合本文的实际研究目的，我们选择“您认为自己已经是城市工人了吗”作为因变量；并从个人基本特征（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工作年限等）、经济层面因素（包括年收入和居住情况等）参与社会保险情况（包括：参与养老保险情况、医疗保险情况、其他保险情况等）、工作层面因素（包括：领导很愿意听我的建议观点等、公司之外的福利很好、公司为我提供工作所需的人员支持、公司为我提供各种的培训等）四个方面摘取不同的变量作为研究重点。
（二）问卷设计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学者关于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著作和文献，我们挑选出以上自变量和因变量，结合本次研究的重点和框架——社会保障对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设计出本次研究的问卷。问卷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共19题，主要涉及被调查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和参与社会保险的状况，包括性别、年龄、户口、婚姻状况、公司性质、参与五险一金的情况；第二和第三部分采用五级量表的形式，通过被调查者对自己工作公司方面和是否对城市产生认同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选择来判断他们的态度和抉择。
当然，在开展正式的调查之前，我们在杭州市江干区和上城区对所设计的问卷进行了预调查。通过调查过程中遇到的疑问和困惑我们进一步对问卷中问题的描述方式进行了修改同时对一些问题进行删减，使得最终确定的问卷更合理精确和口语化，方便被调查者理解和调查人员的解说。
最后，为了确保农民工所填写的问卷表达其真实的想法，我们不仅采取一对一面对面的方式进行提问和填写，而且在设计问卷时设计了反向提问的问题并分别置于问卷的不同位置（若被调查者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一样，表明他们是认真地填写，否则则视为无效问卷）以此确保得到的调查结果真实可靠。
三、浙江省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此次调查一共法发放了问卷360份，回收问卷352份，问卷回收率为97.8%。鉴于研究目的，我们设置了被调查者必须具有农村户口和必须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两个条件，因此剔除不满足要求的问卷20份，我们的研究数据一共有332份。进一步对问卷中的缺失值进行处理之后，可以用来分析的一共有324份问卷。
首先，我们对收集来的数据分类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便对问卷结果有初步直观的认识和了解。符合此次问卷调查条件的男性有171人，女性153人。男性的数量略高于女性。学历方面：有163位被调查者学历是初中及以下，占比50.3%；有72位被调查者是高中学历，占比22.2%；有89位被调查者是大专学历及以上，占比27.4%。说明被调查者以初中文化为主，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在户口所在地方面：主要被调查的对象是来自外省的农民工，共有251人，占比77.5%。在婚姻方面：已婚的被调查者有229人，未婚的被调查者有95人。年收入方面：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被调查者有21人，占比6.5%；年收入在2—3万的被调查者有70人，占比21.6%，年收入在3—4万的被调查者有59人，占比18.2%，年收入在4—5万的被调查者有66人，占比20.4%，年收入在5—6万的被调查者有31人，占比9.6%，年收入在6万以上的被调查者有77人，占比23.8%。在工作所在地方面，有51.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在省会城市工作。而在公司规模方面，大部分的农民工选择在规模较大的一些公司工作。
（二）独立样本T检验检测均值差异
为检测男性与女性农民工在社会保险参与情况方面的差异状况，本文将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判断二者是否存在差异。通过检测分析结果显示，男女农民工在是否参加养老、医疗、工伤、生育保险以及是否缴纳公积金方面的显著性检验概率P值均小于0.05，即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男性与女性农民工在参与五险一金的制定和实施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三）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与因变量交叉列联表分析
通过各自变量分别与因变量交叉列联表的分析表明：
1、个体基本特征中的年龄、学历、有无劳动合同、在本公司工作年限对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显著性影响；婚姻状况对其并无显著性影响。而且年龄小、学历高、有劳动合同和在本公司工作时间长的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要比年龄大、学历低、没有劳动合同和在本公司工作时间短的人群更强烈。
2、经济层面因素中的年收入对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显著性影响，居住情况对其并无显著性影响。年收入相对较高的人群城市融入意愿明显高于年收入低的人群。
3、就社会保障方面而言，五险一金对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都有显著性影响。参与社会保险的人群明显比未参与社会保险的人群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工人，属于城市中的一部分。
4、就工作层面因素而言，“公司工资之外的福利很好”与“公司为我提供各种的培训”对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显著性影响，“领导很愿意听我的工作建议”和“公司为我提供工作所需的人员支持”对其并无明显的影响。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回归方程分析
从上文中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交叉列联分析、共线性诊断以及Logistic回归方程筛选变量的结果来看，影响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度的影响因素分别有：年龄、学历、有无劳动合同、在本公司工作年限、年收入、养老保险情况、医疗保险情况、其他保险参与情况以及“公司工资之外的福利很好”与“公司为我提供各种的培训”等因素。
通过共线性诊断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在交叉列联表的作用下，各变量的分类变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从而克服了单纯运用交叉列联表对研究结果造成的不良影响，并做出更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学历、有无劳动合同、在本公司工作年限、年收入等因素对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有显著影响；性别、婚姻状况、“领导肯定我的工作建议”等因素并未对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起到预期的影响效果。
（二）促进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对策建议
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城市融入是一个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的研究课题。多年来，农民工始终是个特殊而尴尬的群体：一方面，他们不同于普遍的城市工人，因为在户籍制度的控制下，他们的“农村户口”始终让其显得与城市格格不入；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同于普通的农民，因为他们可能早已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工作并居住在城市。正是这种身份上的差别，农民工在城市里经常扮演着被嘲笑歧视和排斥的角色。这种身份无疑让他们成为城市人口中所谓的“蚁族”。从事着最辛苦最劳累报酬地位又很低的岗位，他们对城市昂贵的房价唏嘘感叹，只能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民板房或者廉租房里，进一步导致他们与城市人的接触范围狭窄，社交范围有限，最终妨碍了农民工在心理上与城市文明的同化和融合。他们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一方面对城市满怀期望，一方面又迫于自卑和物质的压力不愿意认可城市。这种边缘群体的存在既会阻碍城市的发展，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由鉴于此，对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进行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基于上文的研究结论和结果检验，本文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女性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
1、完善具有女性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认为应当建立具有女性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就养老保险而言，可以优待女性农民工不设社会统筹账户，无论是企业还是她们本人缴纳的养老金都可以存入个人账户，方便她们工作地点和时间的流动，也有利于其退休后养老保险金的领取；其次，就医疗保险而言，政府和社会应该鼓励她们积极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并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帮助；再次，必须完善女性农民工的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扩大覆盖范围和覆盖面。我们在走访女性农民工时发现很多企业并没有按照国家的规定和要求为女性缴纳生育保险，以至于生完孩子就没有工作、快要临产还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女性农民工比比皆是；最后，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提高对企业缴纳社会保险的监管力度，对那些投机取巧，少缴或者不缴农民工保险的企业以严厉的惩罚打击，同时也要对农民工进行法律的宣传，鼓励她们在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时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
2、提高女性农民工的工资待遇与福利水平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只要城市现代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比农村中的传统部门的平均水平高达一定的比例，农民就愿意离开传统部门而到现代部门中谋生。因此，提高女性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无疑也是推进她们城市融入的关键。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调查显示，近些年农民工的工资普遍处于上升趋势，但依然有少数人的工资低于国家最低工资标准。其次，物价水平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农民工工资增长的速度。因此，政府在提高女性农民工工资的同时也应当事实考察当地的物价水平，根据宏观市场经济的变动情况适时调整该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此外，工资以外的物质和精神福利也成为提高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度的关键要素之一，政府应当鼓励或强制企业遵守国家法定节假日给女性农民工应有的假期和传统节日应有的福利，以及工作岗位晋升的机会，积极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提高就业稳定性。总而言之，政府和企业要多措并举，适当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从而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稳定就业保驾护航。
3、整合义务教育资源，扩大教育培训投入
从调查结果和过程来看，大多数女性农民工的学历水平还处于初中以下，还有一部分甚至都没有达到九年义务教育的标准，因此加大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提高女性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水平迫在眉睫。本文认为，政府不仅要改革相关政策和法律确保农民工的随迁子女有权利受到平等教育的机会，而且应当建立农民工子女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基金，由中央财政统筹支付，直接分配给适龄受教育的女性农民工子女。只有保障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充足，农村地区的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才能得到保证；而只有提升整体女性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和综合素质，才能进一步推进加快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步伐，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城镇化的新突破”！（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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