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在举国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大背景下，中国考古学曾全面学习苏联考古学。在十余年中，通过中苏考古学家互访、苏联考古著述的翻译介绍，苏联考古学在对考古学本质的理解、技术方法、考古学术语、人才培养、文物法规等诸多方面，对中国考古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 苏联经验 苏联考古学 影响
中图分类号：K851；K27 文献标识码：A
中国考古学自诞生至今近百年，在它的发展中除了有中国学者自身的努力，也有国外考古学的影响。中国考古学是西方的舶来品，在它诞生初期，安特生（J.G. Andersson）、步达生（D. Black）等西方学者主持或参与了仰韶村、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和欧美考古的交流、合作日益增多，欧美考古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学界多有论及。但曾经深刻影响过中国近现代史进程的邻国苏联，它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至今却鲜有研究[1]。
一、中苏考古关系的变化
苏联对中国考古的影响，要放在中苏考古关系的大背景下考察。中苏考古关系主要随两国政治关系的起伏而变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1917—1949年
1924—1931年，中苏曾因关系恶化而断交，“九·一八”事变后两国关系虽迅速改善，但1937年后因战争中国考古中断了和国外的联系，因此两国考古并无直接交往，仅有一些零星交集。如中国翻译过苏联的文物法规[2]，介绍过苏联的考古机构[3]；苏联学者则对北京猿人头骨作过面貌复原研究。
（二）1950年—20世纪60年代初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考古界就开始吸收苏联经验。1953年2月毛泽东发出“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的号召，更促使了中国向苏联考古的全面学习。此阶段是中苏考古的“蜜月期”。
两国考古关系的密切，首先表现在人员互访上。1950、1959年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S. V. Kiselev）两度访华。他首次访问时在北京等地进行了23次演讲，听众多达2万多人，“使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了解了苏联先进的考古学，认清了中国考古学应走的方向”[4]。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还派刘克甫（即克留科夫，M. B. Kriukov）到北京大学学习考古五年之久。中国方面，尹达（1954年）、裴文中（1954年）、夏鼐（1956年）、佟柱臣（1956年）、郑振铎（1957年）都相继访问过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58年中苏曾计划考古合作，王伯洪、王仲殊被派往苏联学习了三个月，他们在密集地参观遗址、拜访学者之余，还参加了花剌子模的考古发掘[5]。
两国考古关系的密切还体现在考古著述翻译上。苏联翻译过夏鼐、尹达有关新中国考古发现的文章，介绍过苏秉琦的斗鸡台报告，中国则从1950年起就开始译介苏联考古简讯。1955年《考古通讯》创刊并成为介绍苏联考古的重地，截止1962年，共登载了68篇有关苏联考古的文章（图一），涉及苏联考古的各个方面。翻译出版的苏联考古专著则有《吉谢列夫演讲集》，《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考古学”、“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词条，《考古学通论》，《原始文化史纲》等。
（三）20世纪6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初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两国考古关系也急转直下。《考古》自1963年起不再刊载苏联考古译文，持续十余年的向苏联学习戛然而止。
60年代中后期，两国边界纠纷的增多和升级还引发了考古界的相互批判。苏联学者批评中国考古界的“亚洲中心论”[6]和“为毛主义者对邻国（主要是对苏联）某些领土的要求进行辩护”[7]。中国考古界则集中批判了奥克拉德尼科夫（A. P. Okladnikov）和瓦西里耶夫（S. Vasilyev），前者蓄意曲解考古资料为苏联侵略中国辩护，后者则持新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为供批判所用，中国还内部出版了数本以两人言论为主的译文集[8]。
（四）20世纪80年代早期—1991年
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逐渐正常化，两国考古也恢复了交往。1983年苏联考古学家杰列维扬科（A. P. Derevyanko）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两国考古学者的互访逐渐增多。中国出版了《苏联中亚考古》、《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以及曾饱受批判的奥克拉德尼科夫和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明的起源》等著作[9]。
但此时中国考古交往和学习的重心在欧美，中苏考古的相互影响并不大。相反，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中国考古学界通过对仰韶文化母系说及方法论的质疑[10]、摩尔根模式（Morgen’s mo⁃del）的反思[11]等，开始纠正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考古时遗留的教条主义弊病，苏联考古的一些影响也随之消退，如考古专业开始设在人类学系，史前考古逐渐走出母系、父系等苏式研究的窠臼。
综上所述，苏联考古对中国考古的影响，主要发生在第二阶段（1950年—20世纪60年代初）。以下我们将分述这些影响所在。
二、对考古学本身理解的影响
自1950年吉谢列夫讲学开始，中国考古通过访学和苏联考古译著，从苏联学到了一套所谓的无产阶级考古学体系，由此也改变了对学科本身的一些理解。
（一）强化了历史学定位
1950年吉谢列夫访华前，中国学者对考古学定位的理解是多元化的。傅斯年、李济认为“考古学是史学的一部分”[12]；林惠祥等多将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视为人类学分支[13]；苏秉琦则认为考古学已经或应该是一门独立学术，不应附属在史学或人类学中[14]。
但在苏联，考古学很早就被认为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有“铁锹装备的历史学”（history armed with a spade）之称[15]。1950年吉谢列夫在中国讲学时就指出“苏联的考古学，是马列主义历史科学的有机的一部分”、“自然科学绝不等于考古学”[16]。其后翻译的苏联考古论著中，也反复强调“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才认为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并将其作为与资产阶级考古学的本质区别之一[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