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本刊记者 孙欣 蔡钰 黄秋丽 胥晓莺 潘虹秀 丁伟
文/本刊记者 杜亮 孙欣 丁伟
编辑／杜亮 李岷
2008，中国改革开放30年。谁也不能否认，企业是推动30年发展居功至伟的组织形式，企业家是30年发展中最令人难忘的社会角色崛起，然而，就在这纪念性时刻，“问题奶粉事件”骤然间严重损害了社会与公众对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信任与信心。
这不单是乳业的灾难。整个中国商业，特别是大公司群体，都有理由为此放慢片刻脚步，定心反思：发展了30年，中国商业何以掉落到连给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全产品的水准都不及的程度?是什么一点点地像海绵吸水一样抽走了我们的底线?
整顿乳业固然是当务之急，而中国商业生态里的每个环节、每个人的自省与觉悟，方构成推动未来发展的系统性动力，否则，今天出问题的是乳业，明天就有可能是另一个产业。
反思甚至不应局限于商界。应当说，在中国社会整体转型过程中，商业往往扮演着先锋军角色，既承担着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责任，亦得担当转型社会某些方面失衡失范而导致的风险。当商界暴露出重大问题时，社会各界当以理性、积极、建设的态度，以良性方式推动中国商业进步。如此，中国社会方能像温家宝总理说的那样，“从灾难中失去的总会得到应有的补偿”。
30年前，中国商业蹒跚起步。可以说，现在整个中国商业社会都才步入一个像美国在20世纪初那样的“镀金时代”。“镀金”，意味着看上去很美，而内里未必修炼成了真正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说“问题奶粉事件”是这个时代一个有毒的结晶体，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类似事件终将会随着社会进步而成为尘封往事、成为中国进步的一部分——只要我们善于从痛苦中学习，而不是遗忘。
300年前，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写下一首诗，可被赠予当下：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欧洲就减少。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我们需要像习惯追逐成功一样，习惯自我拷问、习惯忏悔。
[主文]穿越“窄门”
文／杜 亮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9月27日中午12点，石家庄的天阴得要滴出水来。站在和平西街旁，透过环绕三鹿集团的铁栏，可以看得见厂房顶上的红色标语“生产名优产品，奉献社会民众”。围栏内疏疏落落地站着五六个人。
“三千人呐，都回家了。”门口的保安喃喃地轻叹。
此前一天，三元股份(600429.SH)发布停牌公告：“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08年9月25日接有关部门通知，公司须研究相关并购事宜。”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三元股份的并购对象就是三鹿这家濒临死亡的中国乳业大佬。前者在席卷中国乳品行业的“问题奶粉”事件中独善其身，而后者则是该事件中最不光彩的“主角”。
“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一部西方经典如是告诫，“你们要进窄门。”
三鹿集团，这家中国最大的奶粉生产商，这家标榜“2000万妈妈的选择”的明星企业，因为难抵一个叫做“三聚氰胺”的普通化工产品的魅惑，终未能度过“窄门”。
选择了易行的“宽门”却应声倒地的，还有这家企业的掌门人，三鹿集团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田文华；还有众多地方政府和国家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当然，还有那些蔑视生命、掺毒使假的无良商贩。
“乳业出这么大的事儿，可以说是灭顶的灾难。”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感叹。“毒奶”事件中，市场份额高居乳品行业榜首的蒙牛集团也卷入其中。消费者“用脚投票”，令其日销售额一度降至正常情况下的2％。
“问题奶粉”事件终会成为过去，乳业作为一个行业也终不会消失，然而对于那些希望做百年老店的企业、对于希望完善市场经济的决策者来说，那个“窄门”仍是不可绕过的。
企业管理的“窄门”
在“问题奶粉”事件中，三鹿、蒙牛、伊利、光明等乳业龙头齐齐卷入，引发了消费者对全行业空前的信任危机。这在30年来的企业质量安全事故从未出现过。他们错在哪里?
“三鹿如果在奶粉领域里稳打稳扎的话，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它为了做大规模，把液态奶、乳制品，还有食品都快速地上马了。事实上，每家乳业企业都是这么求速度求规模的。大家都这么干的话，不就导致资源更有限了嘛，在资源的恶性竞争中，问题肯定就凸现出来了。”北京CBCT品牌营销机构董事长李志起指出，“有多少家乳品企业是为了质量愿意牺牲自己的速度的?甚至说牺牲自己的规模的?”
应该说，在最近三五年高速发展的乳品行业中，领军企业伊利、蒙牛等在内部管理上不可谓不正规、不科学，但百密一疏，涉及到庞大而分散的外部供应链管理，就未必能严密监控、防范风险。
不独乳品行业，餐饮行业同样面临这样的风险。俏江南集团董事长张兰对《中国企业家》感叹：“我们的企业今天真的是在钢丝上走路，尤其是从事食品行业的，走不好，有个风吹草动就掉下去。因为很多原材料、加工环节，我们是不可控的。”
大企业、品牌企业的挑战正在于此。随着规模与影响力扩大，它们的管理边界、社会责任边界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超出企业的物理边界。大概10年前，耐克、阿迪达斯这样的消费品牌也曾遭遇过类似挑战。当时媒体揭露了这些品牌商在亚洲的贴牌工厂恶劣的劳工状况。耐克们一开始的反应也是一脸无辜：我们只是采购商，我们无法对其他法人企业的行为负责。但迫于消费者运动的压力，这些品牌商最终制定标准，采取行动，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也延伸到企业之外，延伸到供应链各环节，包括供货商或者原材料采购过程中的责任。
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吴晨表示，在农产品供应链中，一方面，农户分散，监管难度远远高于其他制造业，另一方面，针对其他制造业的社会责任标准也不再适用，如SA8000标准中要求采购商保证上游企业不存在童工、不超时工作，这显然都不适用农户，所以需要为乳业企业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社会责任制订特殊标准与准则。
“卖1万吨奶和卖100万吨奶，那不仅是市场的变化，而且是管理体系的变化。”品牌中国产业联盟主席艾丰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年过七旬的艾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发起过轰轰烈烈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当时这一活动对于提高企业质量意识和消费者的质量观念曾经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质量万里行搞到现在，声势已经大不如前了。因为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企业和社会的关注度越来越多地从质量转向品牌。应该说，讲品牌并不排斥质量，但是现实中，它和营销似乎贴得更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