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刘知几所处的年代，我们了解刘知几对两汉史书在体裁、体例方面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对其后的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还是应该注意他拘泥体例的一些看法。本文结合刘知几的《史通》，分析了体例在两汉史书表现中有着不同作用。
关键词 刘知几 两汉史家 史书史例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刘知几字子玄，唐朝史学家，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卒于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刘知几一生从事史书编辑工作，仅有《史通》传世，其余均亡佚。《史通》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对修史活动、历史著作、历史认识进行批判性总结的史学理论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更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的要籍之一。
两汉时期是我国的史学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史书的编年、纪传两种体裁争相出现，各位史家也在探索撰写史书时如何选择史例。自西汉司马迁创纪传体，一直到东汉时期，随着官修史书的逐渐形成，纪传体开始占了上风，此后各朝所撰写的正史均是用纪传体修成。刘知几站在史学史发展的角度，认为史例就是史书记言记事共守的规律，也就是史书的体例，古往今来，各种历史著作的体例因为撰写的风气递相转变，在《序例》篇，刘知几强调：“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修史要有史例，就像国家的法律一样。撰写史书没有史例，就会没有是非准则了，说明史例在修史中非常重要。刘知几将史例与国法同等看待，不难看出他对史例的重视。
刘知几在《六家》、《二体》、《本纪》、《列传》、《世家》、《古今正史》、《书志》、《表历》进一步分析了两汉史书体例的各种问题，其中大多是对纪传体史书各个体例的述评。刘知几认为体例在两汉史书表现中有着不同作用。
首先，体例是两汉纪传体史书编纂的纲领。刘知几在《六家》篇就将唐初期之前的史书分为六类：“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其中《史记》、《汉书》两类体裁史书在体例上该如何运用，在紧接着《二体》篇的开头刘知几便肯定了司马迁在纪传体上的创始之功，“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刘知几并将《史记》与《左传》相提并论，可见他认为在体例创始意义上《史记》与《左传》不相上下。之后刘知几以《史记》《汉书》为例详细分析了纪传体在体例方面的得失，认为不同的体例可以从不同角度描述历史，这样就显得记事灵活，包容量大，对内容不会有太多的遗漏。
针对纪而言，刘知几在《本纪》篇说：“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 他认为纪作为一种体裁，就像《春秋》的经一样，是用来书写君王承继国位的一种系统。又在后面接着解释道，本纪既然以编年为主，只叙述天子一人的事情。大事可以记述在相应年月之下，而事情的详细经过，可以放入列传。他对于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表示质疑，认为这是自坏体例，只有天子方能入《本纪》。他说：“项羽僣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吴、楚僣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 故刘知几认为项羽不过是窃取帝王的名号，根据名称来考察事实，是错误的。《汉书》中讲吕后列入本纪，“时天下无主，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而野鸡行事，自居《外戚》。” 刘知几认为用吕后用来纪年是可以的，她的言行事迹应放在《外戚传》中记述。班固仿照过去的惯例，是恰当的。
可以看出，刘知几认为体例必须严整划一，但是他对司马迁的批评显得有些过分严苛，本纪本来就是为了区别经纬，而不是为了分辨尊卑，司马迁当时是为了用他来纪年。班固使用吕后纪年得到他的赞赏，可见他对班固的偏爱。
其次，体例是体现两汉纪传体史书特征的关键。刘知几在《世家》篇对《汉书》的推许，来自史学史的实际观察，认为《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 将刘氏王朝的废兴，统括一朝，内容详尽，编成一书。因此学者钻研探讨，容易收到成效，所以《汉书》的体例适合后代史家进行研究。在《古今正史》篇中更是认为《汉书》可与“五经”比肩。“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三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 因为在刘知几看来以《汉书》为典范的纪传体断代史是最实用、最通行的史书体例，它能够有始有终的记载一个朝代的自然历史过程，对于撰史者与读史人都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总起来看，刘知几认为体例是统一全书的准绳，不可以随意改动，破坏体例。故他才在《六家》中强调，史书的名字可以有区别，里面的体例却应该是一样的。刘知几谈到，从前的虞夏的典，商、周的诰以及孔子所编经书，都称作“书”。《汉书》的编著，都是依《史记》为准，只是不写《世家》，把《书》改成《志》而已。从东汉以后，撰写史书的人相继不断，都袭用它的名称，没有什么变革，只是《东观汉记》称“记”。然而虽然称呼有所区别，体例却都是一样的。确定了体例，修史者就会有所遵循。
参考文献
[1] 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