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16年教育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发《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2016年“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实施方案》与《2016年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备受瞩目。作为与新高考政策相关的重要方案，两者着眼于招生分配问题，与教育公平密不可分。方案一经出台，便迎来了大规模关于“公平”的讨论，其中不乏质疑与批评。本文在思考政策本身及由其引发的社会“风波”的基础之上，尝试探究“风波”背后的可能成因并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关键词 高考改革 教育政策 公平 招生 生源调控
一、牵动人心的改革方案
2016年教育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发了《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涉及2016年各地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等多项相关工作，其中《2016年“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实施方案》和《2016年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是国家为缩小各地之间录取率差距而颁布的重要方案。
1.《2016年“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实施方案》
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分为本科部分和高职（专科）部分，旨在促进高等教育区域之间入学机会公平。实施方案明确提出：“2016年，由北京、天津、江苏等14个省（市）的公办普通学校面向河南、广西、贵州、甘肃等10个中西部省（区）招生21万人，其中本科14万人。”
2.《2016年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
在《2016年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中提出：“2016年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升学压力较小的省（市），要在上年常规跨省生源计划和2016年协作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面向部分中西部省（区）的生源计划。”
3.两项方案内容分析
维持考试制度公平，不仅仅在于选拔制度的平等，更重要的在于指标分配的均衡，基于以上两项调控方案中的相关规定以及具体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基本事实：第一，《2016年“支持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实施方案》将本科和专科分开进行指标分配。根據输出规模排序，本科生源分别从江苏、福建、天津、湖北等14省合计输出14万人，高职（专科）则从山东、辽宁、广东、江苏等14省合计输出7万人；本科计划部分江苏、湖北分别处于第1和第4输出大省，上海、北京居于第7和第11的位置；高职（专科）分部，江苏、湖北处于第4、第8，上海处于第12，北京则不在此列。第二，《2016年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中，按调出人数排序，湖北、江苏、浙江等14个省市共调出学生16万人，调往中西部地区的贵州、云南、江西等10个省市；外调生源居于前两位的湖北、江苏分别调出学生4万人、3.8万人，共占总调出人数的48.75%。需要注意的是，此项调控计划是在《2016年“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实施方案》基础上额外增加的计划。
人物，也有一部分政策来源于大众传媒的报道、社会舆论的压力，如校园暴力视频在网络疯传，促进相关政策的出台。当然，我国也逐步走向基于研究的政策研制，如民间智库等专门人员的研究和调查，但大多数政策来源于官方主体的力量，且在官方主体制定教育政策时，较少咨询民间意见，和相关利益群体缺少必要的磋商、交流。5.政策推行过程
两项方案以“通知”的形式下发，缺少解释、说明与群众认可接受环节。这种通知方式，使得我国多年以来推行“自上而下”的政策实施方式。官方贯彻教育政策一般通过下发相关通知、会议精神、决议等层层传达，由教育部到教育厅，再到教育局，最后落实到各个学校。这样“单线式”的精神领会——执行，很容易出现政策失真现象，带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问题。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既关系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也关系到人心向背。政策的推行意义重大，同时需要多方了解、多方认可、多方支持，方可发挥应有的效果，实现既定政策初衷。
四、政策出台、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基于家长的严厉行为，教育部和江苏、湖北等教育厅，分别在政策公布之后发文对政策进行详细的解释、澄清。为缓和家长和教育部门的冲突，教育部2016年5月15日指出确保各省份2016年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稳中有升。江苏省教育厅2016年5月11日上午发布了《关于2016年江苏高等学校跨省招生计划的说明》，表示调出3.8万个招生计划，不会影响本省学生的高招录取[5]，且对江苏2013-2015年的高考生源下降情况，高校扩招情况予以说明（见表4）。
基于以上种种努力，这些方案才被逐步接受和理解。那么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以公平为取向旨在促进教育良好发展的政策，为何会有如此波折的推行路程。我们在政策出台、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科学的教育政策，是良好执行的前提。教育政策的制定不仅要考虑教育发展的理想目标，还要考虑其可行性。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决不能“一言堂”，要充分征求多方意见，做好足够的调研和数据搜集，根据科学的程序制定政策。此外，要时刻牢记教育政策的实施对象和实施主体，教育政策要把人的复杂性、利益诉求等考虑在内，做到科学严谨，又不完全束缚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上两个方案难以推行，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方案本身没有充分考虑各方因素，使得政策过于简单、生硬，缺乏扎实的数据基础、严密的逻辑论证以及必要的文本解释说明。
2.注重政策实施环境
制定好的政策是前提，能否顺利实施是关键。政策实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影响因素，对政策实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必须审慎对待。政策实施是多方力量、各种利益的博弈过程，教育政策本身能力是有限的，倘若缺乏必要的运行环境，必定举步维艰。以上两个方案，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保障下，仍然受到了阻挠，因为高考是调节我国人才流通的关键通道，涉及教育公平，在整体教育公平没有得到很好保证的情况下，人们对此自然会格外敏感，以此足以见到政策实施环境的重要作用。
3.加强政策的适时监督与反馈
任何政策都需要建立良好的监督、反馈和控制机制，这样可以及时了解政策执行者、政策執行过程、政策执行效果。通过建立一个灵敏有效的监督系统，可以及时获取真实的、充分的政策执行信息，对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予以反馈，在此基础上，通过必要的控制手段，对原有政策作出修改、完善或补充。避免由于利害冲突、以权谋私、认识不足、理解错误等导致的政策失真。从而促进好的教育政策充分发挥其效能，有偏差的教育政策得到及时的控制与修正，防止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和失误。
参加文献
[1] 褚宏启.教育政策学[M].北京：北师大出版社，2011.
[2] 黄忠敬，教育政策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 陈永华.高考改革背景下高校提高生源质量的对策——基于影响考生志愿填报的关键因素调查分析[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6）.
[4] 王后雄，詹先君.中国高考改革40年艰难探索历程及价值追求[J].中国考试，2017（1）.
[5] 杨频萍，蒋廷玉.调出3.8万个招生计划，不会降低我省考生录取率[N].新华日报，2016-05-12.
[作者：郭斌（1983-），男，四川乐山人，四川工商学院招生就业处助理研究员，硕士。]
【责任编辑 郭振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