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南北朝时的乐府民歌《木兰诗》叙述了一个叫木兰的女子代父从军、立下赫赫战功的故事。在它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明代徐渭创作的杂剧《四声猿·雌木兰》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雌木兰》以《木兰诗》为蓝本,用杂剧而非诗歌重叙木兰故事,通过极度张扬女性意识确立了花木兰巾帼英雄的形象,又在对故事情节的补充和细节的丰赡中完成了从“木兰诗”到“木兰戏”的转化。表现形式的开拓创新和思想内涵的超越使木兰从一个平面文学形象成为大众喜闻乐道的舞台立体形象,同时显著提升了木兰故事的传奇性、通俗性和趣味性,从而加速和扩展了这一故事的传播。
关键词:徐渭;《雌木兰》;《木兰诗》;传播与接受;地位和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7-4244(2010)06-0070-04
花木兰作为巾帼英雄的象征,在中国妇孺皆知,家喻户晓。自美国迪士尼公司将其搬上银幕后,更是走出国门,跨越国界,成为世界“名人”。从中国南北朝时期一首乐府诗勾勒出的简单文学形象,到现今闻名中外的戏剧、影视人物,当我们从接受史的角度审视这一过程时,发现明代徐渭创作的《四声猿·雌木兰》具有“转关”性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雌木兰》以《木兰诗》为蓝本,用杂剧而非诗歌的形式讲述木兰代父从军、立下赫赫战功的故事,对后世各类“木兰戏”产生深远影响。正是这部杂剧确立了花木兰巾帼英雄的形象、完成了木兰故事的叙事形式从诗歌到戏剧的转变,使其从少数识文断字者茶余餐后谈论的奇闻逸事而深入民间,融入到寻常百姓的生活中,并最终衍化为女性自强自立的精神力量。
一、内涵的超越—确立花木兰巾帼英雄的形象
在中国,花木兰是作为巾帼英雄的象征广为流传的。这一形象产生于《木兰诗》,但是它的确立却要归功于明代徐渭的杂剧《雌木兰》。
徐渭在重叙木兰故事时,首先注意到它传递的孝悌伦理,因为这是中国古代衡量一个社会人的基本标准。《雌木兰》中,木兰从军的缘由是对年迈多病的父亲的体恤:“军书十卷,书书卷卷把俺爷来填。他年华已老,衰病多缠。”出征回来,面对母亲,木兰首先说没有辱没爷娘,这是她孝顺父母的最好礼物。见到弟妹,木兰不是炫耀自己的赫赫战功,而是惊喜于弟弟妹妹都长大了:“去时节只一丢,回时节长并肩。像如今都好替爷征战。”接着,她还拿出带回的礼物:一迭儿花粉、两匣松烟,长姊对弟妹的关爱之情尽显。但是,在表现孝悌的同时,徐渭要着力突出的却是女性地位和女性意识。这一点在剧中看似着墨不多,实则却是他用尽心力之处。
在徐渭笔下,决定代父从军的木兰首先想到的是两个青史留名的女子秦休和缇萦:“你且看那书上说,秦休和那缇萦两个,一个拚着死,一个拼着入官为奴,都只为着父亲。终不然这两个都是包网儿戴帽儿,不穿两截裙襖的么?”这段话表现了两层含义:一是孝,一是女人不比男人差。而后者是重点。因为接下来木兰又说:“休女身拼,缇萦命判,这都是裙衩伴,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汉?”不甘心因为性别差异而屈居男性之下的意愿跃然而出。在《雌木兰》中,花木兰一改《木兰诗》里闺中淑女的形象,她渴望像男子一样建功立业,英名传世。出征前,木兰在试用刀箭时就想象着“一拳头揝住黄蛇撺,一胶翎拨尽了乌鵰扇,一肐膊挺做白猿健,长歌壮士入关来,那时方显天山箭”、“两条皮生捆出麒麟汗,万山中活捉个猢狲伴,一辔头平踹了狐狸堑。到门庭才显出女多娇,坐鞍鞒谁不道英雄汉。”这些想象充满了建立功业的壮志豪情。从军途中,当木兰看到“破帽残衫,不甚威严”把守城门的小官时说:“兀的不你我一般,趁着青年,靠着苍天,不惮艰难,不爱金钱,倒有个阁上凌烟。不强似谋差夺掌把声名换,抵多少富贵由天。”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在长安建立凌烟阁,上刻开国功臣长孙无忌等24人的画像以示褒奖。所以此处“阁上凌烟”意即功成名就。于此可见木兰对功名的渴望。即将见到军中主帅时,此前没有见过大世面的木兰不免有点儿胆怯,但是这点儿胆怯很快就被急欲一展才华的激情替代:“久已后习弄得雄心惯。领人马一千,扫黑山一战,俺则教花腮上旧粉扑貂蝉。”古代用貂尾制成冠饰,因状如鸟羽,称为貂羽。貂羽附蝉,是天子侍中之饰。“花腮上旧粉扑貂蝉”是说貂尾官饰拂扫着脸上的红粉。意即虽为女子,但是假如立下战功,一样可以为天子之臣。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雌木兰》中的木兰为自己设计的人生目标甚至超出了一般男子。她不畏艰难,远离家乡,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搏杀,不是为了微名薄利,而是要建立卓著功勋,名垂青史。她不甘心像那个时代的其他女子,婚前待字闺阁,婚后相夫教子,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她希望获得施展抱负的广阔空间,期待在人生舞台上舞出精彩。代父从军固然是为了行孝,但在内心深处,木兰也认为这是一个人生契机。因此,在立功后,当可汗授予她尚书郎时,她没有像《木兰诗》中的木兰那样断然拒绝,而是立刻换上官服,欣然谢恩。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雌木兰》中,是可汗念及花弧(花木兰)“劳役多年,令驰驿还乡,休息三月,仍听取用”,而非《木兰诗》中的木兰自己提出“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不仅如此,《雌木兰》中的木兰还非常看重自己创立的功业,她为此对于她有提携之恩的元帅感激万分。返乡途中,回想立功受赏的过程,木兰的欣喜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万般想来都是幻,誇什么吾成算。我杀贼把王擒,是女将男换,这功劳得将来不费星儿汗。”这些看似细微实则有着石破天惊意义的改变,决定了《雌木兰》中的木兰与《木兰诗》中木兰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女性意识觉醒,有强烈的功业心,即使没有代父从军这个契机,她也会为自己创造其他机遇去抒写独树一帜的灿烂人生篇章。而后者,假如不是代父从军,她将与那个时代的众多女性一样默默而来默默而去,从沉寂归于沉寂。
相较于《雌木兰》,《木兰诗》对女性地位的关注和对女性意识的表现模糊而微弱。“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段《木兰诗》中的经典名句固然有些微男女平等的意味,但是更多的是表现木兰女扮男装骗过众人、完成代父从军重任的喜剧性。正因为此,徐渭之前的文人对木兰的称赞多立足于她的忠孝之行和传奇性的经历。如唐代白居易的《戏题木兰花》、徐凝的《和白使君木兰花》、韦元甫的《木兰诗》和元代张翥的《题武林姚氏颐寿堂》,无不如此。偶尔有涉及女性地位话题者,也不过是发出“父母始知生女与男同”的感慨。因为从世俗的眼光来看,木兰一个“弱女子”做的是在古代社会通常由男性才能完成的光宗耀祖之事。徐渭的《雌木兰》则不同。《雌木兰》对男尊女卑传统的颠覆,对女性意识的关注和凸显,仿佛给木兰故事注入了一股新的源头活水,令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故事的传播。《雌木兰》之后,木兰故事广为流传,木兰成为冲破性别籓篱、张扬女性个性的典范。清代女词人王筠在《鹧鸪天》中说:“怀壮志,欲冲天,木兰崇嘏事无缘,玉堂金马生无分,好把心情付梦诠。”[1]晚清流行的《女学生入学歌》(其三)则高唱“缇萦、木兰真可儿,班昭我所师。……东西女杰益驾驰,愿巾帼,凌须眉。”[2]“愿巾帼,凌须眉”直承《雌木兰》“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汉?”而明清之际,女作家笔下数量众多的“易装剧”的产生,以及作品中对花木兰式人生迹遇的向往,不能不说是受徐渭《雌木兰》的启发和影响。这一点已有学者撰文论述,此不赘[3][4]。
二、形式的创新——完成“木兰诗”到
“木兰戏”的转化
木兰故事之所以能在中国家喻户晓,《木兰诗》固然有开创之功,但是真正使其深入民间的却是戏曲,特别是各类地方戏曲在木兰故事的传播和接受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正是徐渭第一个完成了从“木兰诗”到“木兰戏”的转变。徐渭《雌木兰》填补了《木兰诗》中的情节空档,使这一故事更加完整;丰富了细节,使故事的发展更加流畅自如、符合情理,从而奠定了后世“木兰戏”的雏形。
《木兰诗》中对木兰从军后的具体经历只用了了数语概括:“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是说征战生活的艰苦和危险;“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名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这是说木兰立下赫赫战功后对待名利的态度。整首诗以木兰荣归故里,换回女儿装,惹得伙伴们皆惊忙结束。至于木兰如何渡过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其间都发生了哪些事?上战场的士卒千千万,何以只有木兰得以被赏赐“百千强”、授予尚书郎?这些读者迫切想知道的关键情节诗中都没有描述。而一个在男人堆里生活了十多年,严重超出婚嫁年龄的女子,在礼制森严的中国古代社会怎么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告别战场后她的个人生活能否幸福?这一切更为读者期待和关心。对此,《木兰诗》受制于诗歌这种表现形式而没有交待,却也恰好给徐渭留下了创造性补充的空间。
徐渭首先安排木兰立下了擒捉贼首、结束战争的卓著战功。
《雌木兰》第二出开场,外角扮主帅上来交待了战争形势和遇到的难题:“下官征东元帅辛平的就是。蒙主上教我领十万雄兵,杀黑山草贼,连战连捷。争奈贼首豹子皮,躲住在深崖,坚壁不出。向日新到有二千好汉,俺点名使他武艺,有一个花弧,像似中用。”接着他对花弧(花木兰)做了安排:“俺明日去攻打黑山。两阵之后,你可放马横冲,管取生擒贼首。俺与你奏过官里,你的赏可也不小,违者处斩。”花木兰按主帅要求圆满完成任务,论功行赏时,军士们都认为“论成功是花弧居多半”。辛平上奏可汗时也说:“贼首豹子皮的係军人花弧临阵亲擒,见解听决。其余有功人员,各具册书,分别功次,均望上裁。”于是花木兰被可汗赐予尚书郎。徐渭成功地解决了读者的第一个疑问。
木兰为国立下战功,为家赢得殊荣,对于这样一个奇女子,人们自然希望她的人生归宿能够幸福美满。《木兰诗》中没有交待木兰参军时的年龄,只说她从军十二年。按常理推断,回来后年龄少说也要在二十八九。《雌木兰》结尾处,木兰自叙:“我做女儿则十七岁,做男儿倒十二年。”可见徐渭也是这么认为的。二十九,这在那个女子十五六岁就要出嫁的时代,无论如何都要被称为“剩女”了。而最重要的是木兰是在一个纯粹的男性群体中生活了十二年,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在战场上厮杀。这在那个“叔嫂援手”尚被侧目的社会,当木兰再次回归女儿身时,她的婚姻如何解决?对于这一问题,徐渭在《雌木兰》中增加了一个《木兰诗》中没有的人物:王郎。王郎是木兰家乡王司训的儿子,感动于木兰代父从军的孝行,因此要娶她为妻。而王郎亦非等闲之辈,他中了贤良文学科,被授以校书郎,是一个德才兼具、前途锦绣的青年,与木兰可谓天作地合的一对。《雌木兰》以王郎与木兰喜结连理结尾。至此,木兰故事圆满结束,读者的期待视野得到满足。
“擒贼首”、“嫁贤良”是徐渭对《木兰诗》改编最突出的两个重要情节。徐渭之后,缤纷多彩的“木兰戏”或直接因袭这一套路,或以此为标的进行二次创作。可见,徐渭在这两个关键情节上的改编具有开其先的意义,并得到后世广泛认可。
在增补主要情节之余,徐渭《雌木兰》还解决了“木兰戏”中一系列细节问题。读者读完《木兰诗》难免会有一些疑问:女扮男装尚不难,可是上阵打仗需要力气和武艺,这该怎么伪装?女性特殊的生理表现木兰怎么应对?这一切都在徐渭考虑之中。剧中木兰一出场就作了自我介绍:“况且俺小时节一了有些小力气,又有些小聪明,就随着俺的爷也读过书,学过些武艺。”在另一段唱词中,木兰又说:“这刀呵,这多时不拈,俺则道不便。才提起一翻也比旧一般,为何的手不酸?习惯了锦梭穿。”这些细节说明木兰并非娇生惯养的大家小姐,而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平民女子。这样的交待不仅解决了读者的疑惑,也为木兰在战场上利用计谋生擒黑山贼首豹子皮作了铺垫。而女扮男装,一时不难,但是要长期和一群男子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女性身体有自身的特殊性,木兰怎么伪装隐瞒?徐渭首先借木兰母亲之口提出这些问题:“便去呵,你又是个女孩儿,千乡万里,同行搭伴,朝食暮宿,你保得不露出那话儿么?”木兰则信心十足地回答:“娘,你尽放心,还你一个闺女儿回来。”接着,徐渭又让木兰自己提出最容易泄露真实身份的关键问题:“不怕他鸳鸯作对求姻眷,只愁这水火熬煎,这些儿要耍些机关。”究竟耍了什么机关,徐渭在木兰立功受赏后,借两个军卒之口作了回答。一军卒说:“想起花大哥,真希罕!拉溺也不教人见。”另一军卒则回答:“这才是贵相哩。”用一段简单的、充满喜剧色彩的对话向读者揭示了谜底。凯旋归来,木兰见到爹娘即报告:“奶奶,我紧牢拴几年夜雨梨花馆,交还你依旧春风豆蔻函,怎肯辱爷娘面。”至此,这一问题也给了读者一个圆满交待。不仅如此,徐渭还通过细节描写真实反映了木兰身份变化的过程。当她要女扮男装时,首先想到放脚:“要演武艺,先要放掉了这双脚,换上那双鞋儿,才中用哩。”接下来的一段唱词描述了木兰放脚的艰辛以及她为以后婚嫁而作的考虑:
生脱下半折凌波袜一弯,好些难。几年价才收拾得凤头尖,急忙得改抹做航儿泛。怎生就凑得满帮儿楦。回来俺还要嫁人,却怎生?这也不愁他,俺家有个漱金莲方子,只用一味硝,煮汤一洗,比偌咱还小些哩。把生硝提得似雪花白,可不霎时间漱瘪了金莲瓣。
在徐渭笔下,刚刚脱下女装的木兰不免忘记自己的新身份:“未逢人先准备弯腰见,使不得站堂堂矬倒裙边。”为了增加情节的真实性,徐渭还描写了他人眼中的木兰。譬如与木兰同行的两个军士私下里议论:“这花弧倒生得好个模样儿,倒不象个长官,倒是个秫秫,明日倒好拿来应应急。”“秫秫”意即娈童,指长相俊美的男性。这说明木兰女扮男装并非完美无缺,而是留下了一些破绽,只是无人追究,因此也就瞒混过去了。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都使木兰这一形象更加生动可信。徐渭这类做法为后代地方戏曲所借鉴。如传统京剧中,木兰一上场即自言:“木兰打来山鸡野味,请母亲烹调好了,与爹爹佐餐。”接着又是一段人物自白:“想我木兰,自幼跟随爹爹学得兵法武艺,只是身为女子,不能上阵杀敌,也是枉然。”当父母最终同意她代父出征时,随即提醒她注意走路姿态、说话声音等容易暴露真实身份的女性特征。而在常香玉主演的豫剧中,木兰为了说服爹娘同意自己从军,还和父亲比试剑术。这些都在为木兰女扮男装替父出征起着解释和铺垫作用,与徐渭《雌木兰》的处理方法大同小异。
有明一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通俗文学的兴盛势在必然,小说戏剧因而得以大行其道。徐渭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变化,他说:“兴不兴不係也,故夫诗也者,古《康衢》也,今渐而里之优唱也,故《坟》也,今渐而里唱者之所谓宾之白也,悉时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5]徐渭认为,本来是阳春白雪的高雅诗歌一变而为“下里巴人”喜闻乐见的“优唱”、“宾白”,既是时代变化所推动,也是文学发展的趋势所致,文人应该顺应这种趋势,而不能逆势而为。正是基于这种与时俱进的文学观念,使徐渭重新演绎木兰故事时,没有继续选择在中国古代文学王国中备受推崇的诗歌,而是用了杂剧。由诗歌而杂剧,情节的补充、细节的描绘使徐渭笔下的木兰故事更加合情合理、丰富生动,也使木兰这一人物形象变得真实、丰满。如果说《木兰诗》给了读者一个素描的观其神却不能睹其形的木兰,《雌木兰》则使我们看到一个油画般逼真形象、栩栩如生、形神兼具的木兰。由《木兰诗》到《雌木兰》,杂剧相对诗歌较强的叙事功能和通俗易懂的特点使木兰故事的传奇性、趣味性大大提升,从而使其受众面更加广泛,有力推动了它的传播。
结语
自北朝至明前这段漫长历史时期,《木兰诗》受到部分文人关注,他们或吟诗附和(如唐代白居易、徐凝、杜牧、韦元甫,元代王恽、袁桷、张翥等人的诗作),或对此诗的艺术技巧略作评议(如南宋严羽《沧浪诗话》等),但都没有产生太大反响,仿佛一粒石子投入水中,仅仅荡起几圈涟漪。至明代,《雌木兰》的出现可谓木兰故事传播与接受历程中的一个分水岭。徐渭用杂剧而非诗歌的形式重新演绎木兰故事,塑造出一个不甘平庸、欲与男子一争高下的全新的奇女子形象,强化了这一故事的传奇性、通俗性、趣味性,奠定了“木兰戏”的雏形,后世各种“木兰戏”虽万变而不离其宗。因此可以说,徐渭《雌木兰》在木兰故事传播与接受中的贡献既表现在思想内涵的超越,也表现在文学形式上的开拓创新。随着妇女解放提上日程,徐渭在《雌木兰》中对女性地位及其价值的肯定,对女性意识的张扬在传统戏曲中被进一步彰显,豫剧中那段脍炙人口的《谁说女子不如男》正是在徐渭剧作的基础上对这一主题淋漓尽致地发挥和阐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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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渭.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