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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分析理论框架12篇

木木文档网 发表于:2022-11-28 19:00:06 来源:网友投稿

地缘政治分析理论框架12篇地缘政治分析理论框架  地缘政治分析与中国地缘战略选择  张晓雯  【期刊名称】《新西部(下旬刊)》  【年(卷),期】2012(000)009  【摘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地缘政治分析理论框架12篇,供大家参考。

地缘政治分析理论框架12篇

篇一:地缘政治分析理论框架

  地缘政治分析与中国地缘战略选择

  张晓雯

  【期刊名称】《新西部(下旬刊)》

  【年(卷),期】2012(000)009

  【摘要】本文以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为基础,分析了新时期以来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变迁状况,探讨了中国的地缘战略选择路径。指出要提升东亚地区的战略地位,重视海权的战略意义,认真应对所面临的挑战。

  【总页数】2页(P240-241)

  【作者】张晓雯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821.6

  【相关文献】

  1.地缘政治分析与中国地缘战略选择[J],张晓雯;2.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环境研讨分析会综述[J],何灵3.21世纪初亚太地缘政治变局与中国的地缘战略选择[J],林利民4.面向海洋的地缘战略选择——世界、中国、广州三个层面的地缘政治分析[J],卢兵彦5.新世纪世界地缘政治形势特点与中国的地缘战略选择[J],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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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地缘政治分析理论框架

  关键词地缘政治地缘重心世界秩序长期以来许多国际政治学者以及从地缘政治角度认识国际战略格局的政治家都习惯于从全球和特定区域的地缘环境的角度认识权力布局国家安全全球战略国际对抗战争胜负等现实主义的主题传统地缘政治学的观点往往成为他们分析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

  [内容提要]100年前地缘政治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并形成相对系统的理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强调国家的权力增长与空间扩张的关系、海权与陆权的对抗。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发展,尽管这种支撑强权政治的理论仍对一些国家的战略选择产生影响,但它对现实国际政治的解释越来越显现出局限性。文章尝试着从一个新的地缘政治视角:“地缘重心论”,来分析现实国际关系,强调地缘重心国是区域一体化的引擎,是世界政治的支点。同时认为可以从地缘重心的角度分析当前国际关系地缘板块结构中发生国际冲突的脉络。文章主张各个地缘重心国之间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协调与合作,建构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维持人类的长久和平与繁荣。[关键词]地缘政治地缘重心世界秩序长期以来,许多国际政治学者以及从地缘政治角度认识国际战略格局的政治家,都习惯于从全球和特定区域的地缘环境的角度,认识权力布局、国家安全、全球战略、国际对抗、战争胜负等现实主义的主题,传统地缘政治学的观点往往成为他们分析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然而,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已经不能恰当地解释当今世界秩序的发展趋势和新产生的国际问题。我们有必要从新的地缘政治的视角来分析当代国家间政治,探讨国际冲突的根源,并形成认识未来世界秩序的新思路。一、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缺陷地缘政治分析法是认识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视角,近百年来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西方国家政治家们的战略思维和政策制定。冷战结束后,这些观点仍对某些决策者的战略取向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但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在解释现实世界政治及其发展趋势时,存在明显的缺陷,甚至可能会误导国家的对外政策。那么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问题何在?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系统的地缘政治理论提出以来,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理论传统:一是所谓“国家有机体论”。①这种理论认为国家就象一个生物的有机体(organicbody),随着实力的增强,将使膨胀的力量超出现有疆域,从而注定要向外扩张。国家的扩张就需要地理的扩张,即国家的生存空间的扩张。以英国学者麦金德为代表的陆权说,强调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舞台是在欧亚大陆。在这块大陆岛上,心脏地带处于东欧和中亚。②所以“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大陆岛;谁控制了大陆岛,谁就控制了世界”③。如果不对地处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权力中心(如俄罗斯)加以遏制,其权力将向亚欧大陆扩张,并控制这个大陆。这种观点被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弗作了修改,提出了所谓“生存空间”论。④这一理论成为后来的“纳粹地缘政治学”(NaziGeopolitics)扩张理论的基点。⑤二是所谓“地缘二元论”。由于地球表面是由陆地和海洋构成的,国际关系中的强权争夺实际是围绕着陆权和海权之间的竞争。美国的著名学者马汉十分强调海权的重要性,认为海洋是世界性权力的源泉。①而斯皮克曼则将陆权与海权间的关系结合起来分析,认为只要掌握住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就可以限制大陆心脏地带的陆权国家的扩张。据此他得出了著名的假说:“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②在这之后虽然地缘政治理论向着立体化方向发展,如意大利学者杜黑提出“空权论”,③美国学者格雷厄姆提出“高边疆”④的天权论,但这两者不能脱离陆权和海权的分析框架。这些经典论著奠定了传统地缘政治学系统理论的基础。[!--empirenews.page--]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对国际政治的解释具有鲜明的特点:(1)扩张性:一个国家随着实力增强,其对地缘的控制力必然膨胀,从而注定要向外扩张。陆权在欧亚大陆的扩张,海权在海洋的扩张,并将势力伸展到大陆边缘地带,是国家实力增长的必然结果(2)“二元论”:国际政治权力分为陆权和海权(空权和天权是这两个权力的延伸),这是国家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它规定着国际冲突的性质。(3)对抗性:陆权与海权是天然的对立关系,国际政治中的许多冲突本质上是陆权和海权竞争的结果;(4)霸权性:无论陆权还是海权的扩张,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建立全球霸权,控制整个世界。⑤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地缘政治学关注的核心,就是“空间与权力”(SpaceandPower)的关系,⑥或者说是一种鼓吹扩张、对抗和争夺的学说。传统地缘政治学理论对冷战结束后的一些国家的战略选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冷战的结束是19世纪以来地缘政治

  中陆权与海权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海权最终的胜利。⑦作为陆权代表者苏联的解体,是陆权在亚欧大陆扩张的失败,标志着陆权在世界政治中的衰落。从此,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权获取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它通过掌握全球制海权和控制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带,不仅要获得亚欧大陆的国际关系的主导权,而且将长期维持世界的“领导”(leadership)地位。事实上,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主要观点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主导着今天美国的全球战略思维。⑧布热津斯基就认为“欧亚是个棋盘,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此从未停止过”。美国为了维持它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便将其战略目标确定为,防止“在欧亚大陆这个全球最重要的竞赛场上,美国的一个潜在对手可能在某一天崛起”,对美国主导亚欧大陆事务的地位构成挑战。⑨对于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战略手段就是继续维持多边和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加强对亚欧大陆边缘地带的控制。然而,美国利用海权优势力图控制亚欧大陆边缘地带,以便维持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的地缘战略似乎并不十分奏效,世界并没有形成一个单极主导下的稳定与和平的局面。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些重大国际安全问题,对美国来说似乎很难解决。(1)全球性恐怖主义的威胁难以消除,并有蔓延之势。(2)难以平息的伊拉克、阿富汗动乱和巴以冲突,以及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厌恶。(3)大国关系难以协调。美国与欧洲传统盟国德国和法国间的矛盾在发展;美国与俄罗斯似乎并未形成真正的伙伴关系;中美关系因存在某些变数而总是不能最终稳定;印度在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时,似乎并不愿顺从美国的所谓美印联手应对中国的战略意图。(4)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贫困化、种族仇杀、宗教问题、跨国犯罪等问题成为全球安全的巨大威胁。(5)资本的流动、商业的往来、人员的交往等等,美国难以全面把握这种“全球政治的网络化”趋势。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上述问题的许多方面对整个国际社会也是难题。显然,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上述世界政治的现实和国际安全问题,更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第一,“大陆心脏”说已经缺乏解释力。随着居于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国家苏联的消失和俄罗斯的的衰落,已经不可想象俄罗斯还会象过去200年以来的方式进行扩张,很难想象还会有某种权力能够重新控制俄罗斯以及东欧和中亚这个广袤的所谓“心脏地带”,并向欧亚大陆进行散射式的扩张。第二,“生物有机体”理论过时。至今西方地缘战略学家仍受这一观点的影响,认为“基于领土考虑的竞争仍在世界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只是现在的方式往往比过去文明了一些”②。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过去那种世界革命的行为从根本上结束。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受到的惩罚和东帝汶最终的独立,则说明现实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是不能改变的。因而,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试图规定近代国际关系的法律秩序以来,经过300多年的演进,现在真正形成了由国际法律来规范的主权国家间的稳定的国际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基本上不可想象主权国家之间还会有征服别国,或向别国扩张领土的现象发生,或者是以权力来强行推行某种意识形态以实现世界大同。通过扩张[!--empirenews.page--][1][2][3][4]下一页领土来强化国家权力,或是国家实力增强后将寻求扩大对空间的控制的行为,已经不为现实国际社会所容忍。因此,以“生物有机体”来解释现行国际关系已经非常不符合实际。第三,“海权”和“陆权”之争已无意义。亚欧大陆其他地缘性大国的崛起,包括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地区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德法两国逐渐脱离美国主导的传统的西方体制,并对西欧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地区一体化趋势正在发展的欧洲或亚洲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海权与陆权的尖锐对立。而在欧亚大陆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有意去挑战美国在世界海洋中的优势地位。由此可见,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缺陷是十分明显的。它所提出的“世界是由正在扩张和收缩的空间集团和领土单位组成”的基本假设,听起来似乎振振有辞,但“已显得不够充分”,很不令人信服,更不能为人们所接受。③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④在这个体系中尽管国家间的竞争仍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扩张领土和争夺势力范围的得失较量的零和关系,而是在良性竞争中求得共同的安全与繁荣。国家利益的实

  现需要稳定的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框架,需要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需要共同应对所面临的挑战。我们有必要寻找某种新的地缘政治的理论视角来解释现实和未来的世界政治。二、“地缘重心”概念的引入在当今世界上,政治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人们对基于权力和狭隘国家利益的地缘政治理论十分反感,以致形成一种“反地缘政治”(anti-geopolitics)的倾向,而强调超国家跨区域的整体利益的结合。⑤冷战结束后的西方地缘政治学大体从三个方向发展,即强调在科技发展导致人类生存危险的脆弱性、现实国际社会中的文明冲突和全球化作用下的网络化社会。⑥但是,这些观点或是没有清晰的理论轮廓,或是不能很好地正面解释国际关系新趋势。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一场地缘政治的革命正在悄悄地来临。为此,应该探索新型的地缘政治理论,以便能够更好地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新形势。本文提出的地缘重心论,就是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的理论视角。社会科学的研究往往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笔者所谈的“地缘重心”论,是试图借用物理学里的重心概念来解释地缘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视角。如果我们在一个板块上确定重心,并支撑起它的重心部位,就能够保持板块的平衡与稳定。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重心”。所谓“重心”是指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的合力的作用点。①与“重心”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引力”,因为物体的重心是由于地球引力作用而产生的。“引力”,又称“万有引力”,是在两物体之间由于物体具有质量而产生的相互吸引力。②而物体间在引力作用下会形成一种“引力场”。这里,我们可以用这些科学的概念来分析现实国际政治。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进程和现实国际政治的布局来看,国际社会是由一些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地缘板块构成的。这些板块是:西欧板块、东亚板块、东欧—北亚板块、南亚板块、阿拉伯—伊斯兰(中亚—西亚—北非)板块、澳洲板块、北美板块、南美板块和非洲板块。我们可以在每个地缘板块寻找它们的地缘重心。所谓“地缘重心”,是指构成世界政治各区域中,能够决定地区稳定与繁荣的支撑点。而在构成国际关系体系的各地缘板块的子系统进行分析时,我们会发现,在绝大多数地缘板块的重心部位,都存在着一些在地区国际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大国。这些大国一般自身领土面积较大,人口较多,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较强,文化上对周边相对较小的国家有相应的吸引力,它们对地缘板块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和平、发展及繁荣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类国家就是它所在的地缘板块的“地缘重心国”。[!--empirenews.page--]从理论上讲,“地缘重心国”应该具有以下特征:(1)居于地缘板块的重心位置;(2)国土面积较大;(3)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综合实力较为强大;(4)周边分布着一些较小的国家。“地缘重心国”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第一,政治上,地缘重心国家是它所在地缘板块的引力中心,是地区政治与外交活动的主要场所;第二、安全上,地缘重心国是区域的安全阀和稳定源,它能够支撑起地区安全结构的框架,决定着地区形势的和平与稳定;第三,经济上,地缘重心国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对地区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第四,在文化上,地缘重心国自身的文化能够散射式传播,形成一个文化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地区民众的文化特征、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第五,地缘重心国与其周边国家间的引力互动作用形成某种形式的引力场,这个引力场就成为一个相当完整的地缘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地缘重心国往往是推动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动力。③根据以上理论框架来看待全球地缘结构,我们可以确定一些地缘重心国。法德两国结合体是西欧板块的地缘重心国,中国在东亚区域发挥着地缘重心国的作用,俄罗斯是东欧—北亚(独联体)板块的地缘重心国,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地缘重心国。在北美洲大陆,美国无疑是一个地缘重心国。巴西也许在南美洲起着某种程度的地缘重心的作用,但影响力相对较小。在大洋洲中澳大利亚可以作为地缘重心国。阿拉伯世界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奥斯曼帝国作为地缘重心国家,而现在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真正发挥地缘重心的作用。非洲没有地缘重心国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个地缘因素的作用,使美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一是其独特而具有优势的地理位置:两洋之间,使它可以十分便利地与亚洲和欧洲进行联系;二是其无人可以匹敌的强大综合国力,使之有能力卷入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亚欧大陆

  的事务。那么,美国是不是世界的地缘重心国呢?笔者认为还不能这么说。因为,两洋相隔使美国不能直接、迅速而持续地施加决定性影响,而它的国力还不足以迫使亚欧大陆的地缘重心国完全按照它的意志行事。从全球地缘环境来看,美国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国,其他地缘重心国应该是地区性的大国。需要说明的是,大国政治一直是政治家和学者们认识和分析国际关系和战略格局的着眼点。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的“五个力量中心”的观点来看待世界政治,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强调要与其他“全球力量中心”合作①。但这些力量中心或大国的地位主要是从政治结构或国力评估的角度确定的,具有某种程度的动态性。②基于相对动态的大国地位来确定战略布局,将造成战略结构的不稳定。比如,美国根据这种大国分析框架,将日本作为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石,③忽视了中国的地缘重心国的地位,从而造成亚太地区安全结构长期不能稳定。因此,有必要对大国的地位从稳定而长远的角度作出符合实际的客观判断。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地缘战略棋手概念,是基于客观地缘作用来确定其地位,有较强的稳定性,但他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他的构想与笔者所提的“地缘重心国”的定义有相近之处。④那么,地缘重心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应该怎样判断呢?[!--empirenews.page--]三、世界政治中的地缘支点地缘重心国是各地缘板块的重心,决定着地区国际关系的秩序,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发展,因而他们在世界政治中发挥着地缘支点的作用。当前,世界政治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一个区域化(或者称地区化,regionalization)的过程。⑤因为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和支撑,全球化则是区域化的最终结果。“全球共同体大厦是否能够真正地建立起来,有赖于地区共同体的建立;全球共同体大厦是否坚实牢固,也有赖于它的基石——上一页[1][2][3][4]下一页—各个地区共同体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联系,是否紧密而不易松散。”⑥区域化是指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而“实行一体化通常意味着由部分组成整体,即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单位转变成为一个紧密系统的复合体”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使地理相近的国家通过稳定的互动,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方面将会产生共同的需求,从而具有了某种同质性,形成一种功能性的紧密结合。⑧我们可以把这种开始一体化进程的紧密结合的地区称为地缘板块,这些地缘板块促使“世界成为区域国家的世界”。⑨在各个地缘板块的一体化进程中,地缘重心国往往在功能上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是区域一体化的决定性力量,是地缘板块的支柱。欧洲从1951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到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法国和德国显然发挥了区域整合的核心作用,为欧洲联盟正式成立奠定了基础。随着2004年5月1日十个新成员国的入盟,作为地缘重心国的法德两国在欧盟将继续发挥引擎和稳定器的作用。“北美自由贸易区”作为美国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结果,使紧密依存的北美地缘板块最终形成。毫无疑问,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是这一板块的地缘重心国。苏联解体后在其原址上建立的“独联体”的主要地区可以视为一个新的地缘板块。俄罗斯作为其地缘重心国,通过推行所谓“近邻优先”的政策,把“推动一体化”视作“对已发生的一切行之有效和政治上负责的反应”,并将其远期目标确定为要创建“一体化国家共同体”(CommunityofIntegratedStates)。这一目标实现之日,就是俄罗斯“一个新的可能更有希望的时代的开始”。而南亚的印度同样在发挥着地缘重心国的作用。南亚国家间都拥有一个共同体的遗产,即所谓“大印度”,特别是在语言和文化的延续性方面最为明显,而较小国家内的许多问题都不可避免地与印度相关联。在印巴成为有核国家之后,南亚的和平与发展只有依靠区域内国家间密切的协调与合作,推动一体化进程,甚至可以酝酿成立“南亚条约组织”(SouthAsianTreatyOrganization)。①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取得了令人注目的发展,一个新兴的大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引擎已经形成。[!--empirenews.page--]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个重要的区域政治概念成为国际关系中常见的词,这就是“亚太地区”(theAsia-Pacificregion),其范围一般

  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太平洋和北美洲。②然而,自90年代初期起,“东亚”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开始出现在国际关系领域,其范围仅指东北亚和东南亚。③随着1997年首次中日韩三国和东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召开,以“10+3”为平台的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开始启动。从亚太地区到东亚区域的转变,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崛起。因为只有当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并成为东亚的生产、市场、乃至金融链中的决定性一环时,东亚的区域合作才真正具有了实际意义。具体来说,随着本世纪初中国总理朱钅容基首倡“10+1”自由贸易区,东亚合作才开始有实质性进展。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框架协议的签订,并定下将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从而使东亚区域合作迈出实质性一步。接着中日韩三国也在谈东北亚自由贸易区问题。可见,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东亚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才得到实质性的推动。中国对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自身的稳定与发展,决定了东亚国际关系秩序的稳定;(2)中国用和平方法处理与东亚国家间所存在的领土、海岛和海域争端,以积极的态度推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从而维护了东亚地区的安全;(3)中国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防止局势的恶化,维持整个东亚的金融秩序作出了突出的贡献;(4)中国工业的飞速发展,打破东亚地区原有的经济模式,使东亚地区原来以欧美市场为出口导向,缺乏横向经济联系的加工贸易经贸模式,被一种为学者所称为的“平轴互动”的新模式所取代。即在东亚形成一个以中国为轴心的共同制造业中心,使整个东亚地区国家之间成为一种互利关系,形成一个新的产业结构、新的产业共同体。(5)中国还通过向其他东亚国家提供广阔的市场,并开始进行直接投资,成为东亚其他国家经济复苏与发展的引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正在全球发挥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曾经发挥过的作用,成为“出口的动力源”(anexportpowerhouse)和“吸引外资的磁铁”(amagnetforforeigninvestment)。④以上说明,中国作为东亚地缘重心国,对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世界其他地缘板块中,有的国家可以起着某种程度的地缘重心国的作用,如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和在南美洲的巴西,但由于这两个板块离全球地缘核心部位较远,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要小得多。而另外两个地缘板块,伊斯兰—阿拉伯和非洲,由于几乎不存在地缘重心国,从而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这点下文将再作分析。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全球性的相互联系框架(globalconnection)下,一体化进程中地缘板块将决定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建构,⑤形成一个所谓的“地缘政治经济的世界”。⑥上述地缘重心国支撑着各地缘板块国际关系的稳定构架,也决定各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从而突出地发挥着作为世界政治支点的作用。四、地缘政治结构的冲突与稳定[!--empirenews.page--]在由地缘重心国所支撑的世界板块结构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将孕育着一系列不可避免的潜在和现实的国际矛盾,并因而导致不同层次的国际冲突。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未来国际政治的景象将由持续不断的冲突所构成,而解决这些冲突的国际机制的能力仍将由武力来决定。同时,在解决一些政治区域的问题时对军事力量的垄断显然并非唯一的力量”。⑦这些国际冲突的解决,有赖于地缘重心国间的相互协调与合作。从地缘重心的角度来分析世界政治中的冲突因素,可以看到如下一些问题。首先,在可预见的将来一段时间,由于传统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大国间的矛盾仍将导致地缘重心国之间的现实和潜在冲突。这类矛盾由两个方面构成。其一,由于美国要追求世界领导地位,它的基本战略选择是要防止在亚欧大陆出现对其主导地位构成挑战的大国的崛起,这必将导致美国与其他亚欧大陆的地缘重心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不确定因素,一直采取某种程度的限制性措施,致使中美关系产生结构性矛盾。独立性正在增强的法德结合体(CoalescentEntityofFranceandGermany)对美国的主导作用和颐指气使的行为越来越不满,使得西欧(主要是法德)与美国的关系渐行渐远。美国主导下持续的北约东扩,导致美俄之间仍互不信任。其二,亚欧大陆中的各地缘重心国间也将因各自的地缘引力场的形成过程中相互交叉而产生矛盾。如俄罗斯与欧盟和北约东扩间的矛盾,中国与俄罗斯虽已

  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俄罗斯对中国在西伯利亚资源利用问题上存在很大的不信任感。尽管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关系和中国在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引力作用的加强,以及传统的边界问题,使印度对中国的戒心还难以很快消除。不过从地缘政治发展趋势来看,地缘重心国间的矛盾将会弱化,并逐渐得到缓解。亚欧大陆地缘重心国间的关系最终能够实现相互协调。第二,在欧亚大陆的各个地缘板块结构中,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即由地缘重心国的引力场作用所形成的地缘板块中,往往还有一个地缘次级国家(sub-powerfulstate)。后者在地缘重心国的引力场作用下同处一个地缘板块中,其在地区内的作用力不足以挑战后者。但在地上一页[1][2][3][4]下一页区一体化进程中,地缘重心国与地缘次级国之间,往往会发生相互制约与竞争的矛盾。随着中国在东亚的地缘重心作用日益突出,日本将对中国进行某种程度的牵制。中日矛盾将是长期性的。同样,法德与英国(可能还有意大利、西班牙)间、①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②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主导与牵制的关系将长期存在。同时,由于美国将会利用次级国家对地缘重心国进行制约,使得这种矛盾更复杂化。美国与英国间的“特殊关系”,是英国与法德间存在隔阂和疏离感的重要因素。美国与日本的紧密政治安全联系,将使日本与中国不能完全融入地区一体化的整体中。鉴于此,在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的中日关系,并不能完全按照欧洲的法德模式来处理。第三,新型地缘政治的潜在矛盾还将表现在亚欧大陆各板块间的碰撞地带。具体来说,东欧地区将成为独联体与欧盟之间摩擦地区,其中波兰将再次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③中亚地区将是独联体与东亚两大板块的摩擦地区,成为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可能还有印度之间进行竞争的焦点。④东南亚则将成为东亚与南亚碰撞的地区,其中缅甸可能成为一个焦点。东北亚地区的朝鲜半岛事实上已经成为东亚、独联体和北美三大区域的碰撞地带,是中美日俄四大国战略利益的交汇点。[!--empirenews.page--]第四,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位于亚欧大陆各板块交互挤压的中间地带。这一地区历史上曾经由阿拉伯大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控制,但二战结束后这里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能够居于主导性的地位。笔者把这种没有地缘重心国的地区称为“地缘塌陷地区”(geopoliticalsunk-area)。由于没有地缘重心国支撑一个稳定的阿拉伯地区国际关系结构,导致四个重大的国际安全问题困扰着世界。其一,阿拉伯国家间为在地区内发挥主导作用而相互竞争,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就是最近的例子。其二,二战后西方国家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以色列犹太国,成为西方插入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楔子。这不仅导致巴以之间和以色列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争端不止的死结;而且由于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以色列的亲缘关系,致使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与西方世界形成现在的对抗。更重要的是,美国传统上受到犹太人的重要影响,它不仅是以色列背后的坚定支持者,而且还基于控制边缘地带的战略目的和获取中东能源的需求,积极在阿拉伯世界扩张势力。1990年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使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处于对抗的状态,并招致穆斯林的普遍反感。其三,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与亚欧大陆其他板块相接的地区成为国际冲突的重要爆发地:巴尔干地区、俄罗斯的车臣和其他相关地区、中国的新疆地区、南亚的印巴冲突带(特别是克什米尔地区)。其四,由于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受到西方世界的压制和亚欧大陆其他地缘板块的挤压,导致阿拉伯世界中的极端主义的仇外情绪强化,并形成严重的恐怖主义势力,因而使得恐怖主义成为当前国际安全中的突出问题。上述潜在和现实的国际矛盾与冲突将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里对国际安全形势带来消极影响。而在全球化趋势影响下,国家对边界的控制力在减弱,这导致“跨边界运动”(transboundarymovements)所带来的国际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贩毒吸毒、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流行病传播等等。①但是,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各国的共同愿望。要达到这个理想的目标,有关国家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地缘重心国之间应协调相互关系,建立互信、互利、合作与协调的关系。第二,美国应尊重亚欧大陆的地缘重心国的地位与价值取向。美国已经“将欧盟视为美国全球性的政治和安全伙伴”,②同时也

  应该与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地缘重心国维持稳定而协调的关系。第三,各板块结构中的次级国家要正视自己的位置,从自身与地区的长远利益出发,与地缘重心国协调好关系,共同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发展;第四,通过两大洋与西欧和东亚维持密切关系的美国,应该有一个大区域观念(亚欧大陆“大棋局”的协调稳定),而非小区域观念(孤立地对待特定区域),把政策重点放在亚欧大陆的地缘重心国,相互建立稳定与协调的关系,而不应利用次级国家来牵制地缘重心国;第五,包括美国在内的地缘重心国应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不仅使各自所在的地缘板块在更大范围内的相互融合;而且通过尊重不同的文化与宗教,尊重当地人民对生活方式的选择,采取积极措施消除贫困,处理好与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促进非洲和拉美地区地社会经济发展。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一个以地缘重心国之间相互协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框架,再利用多层次的多边国际政治经济组织合作性网络,③解决各种冲突,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empirenews.page--]五、结语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激烈的权力竞争所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40多年的东西方对抗使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整个国际社会。冷战结束后维持霸权式的“领导”地位的地缘战略,致使国际形势更加动荡不安。我们应该转换战略思维,以新的视角审视世界政治,寻找出良好的途径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稳定而合理的方向发展。虽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分析世界政治,仍然需要强调权力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作用、权力结构对国际政治的作用,但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不能简单地以权力斗争来解释,国家只有在权力合理布局的基础上经过共同努力,建构一个协调与合作的世界,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自身利益。在当前的世界政治地缘板块结构中,地缘重心国已经和将要发挥地缘支点的积极作用,是全球地缘板块结构的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各个稳定的地缘板块将建构亚欧大陆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大厦。为此,根据责任分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在世界政治舞台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美国及其他在各地缘板块中发挥支撑作用的地缘重心国、地区内次级国家以及其他中小国家之间,避免恶性竞争,实现良性协调,在国际关系的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共同建构稳定的国际秩序。

篇三:地缘政治分析理论框架

  亚洲东部地区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同时也是国际冲突最为集中的地区各种争端和跃的地区同时也是国际冲突最为集中的地区各种争端和跃的地区同时也是国际冲突最为集中的地区各种争端和问题层出不穷其中既可以看到欧美国家插手东亚事务的影问题层出不穷其中既可以看到欧美国家插手东亚事务的影问题层出不穷其中既可以看到欧美国家插手东亚事务的影子也显现出了东亚各国内部乃至国家之间历史遗留问题和子也显现出了东亚各国内部乃至国家之间历史遗留问题和子也显现出了东亚各国内部乃至国家之间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利益矛盾加剧的迹象如日俄北方四岛争端中印边境现实利益矛盾加剧的迹象如日俄北方四岛争端中印边境现实利益矛盾加剧的迹象如日俄北方四岛争端中印边境问题南海问题阿富汗问题印巴争端南海问题中日问题南海问题阿富汗问题印巴争端南海问题中日问题南海问题阿富汗问题印巴争端南海问题中日东海争端钓鱼岛问题朝核问题日韩竹岛争端台湾问东海争端钓鱼岛问题朝核问题日韩竹岛争端台湾问东海争端钓鱼岛问题朝核问题日韩竹岛争端台湾问题等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分析(讲稿)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及安全形势分析

  近期东亚局势风云变幻,跌宕起伏。先后发生了几期受到全世界关注的事件。

  1、中菲黄岩岛对峙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海军企图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抓扣中国渔民,被中国海监船制止,双方随后发生对峙至今。截至4月25日,中菲双方在黄岩岛对峙事件已经进入第15天,目前,中国与菲律宾仍有3艘船只在该海域对峙。针对菲律宾外长对外宣称中国是许多南海国家的威胁这个言论,昨日,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表示,将黄岩岛问题国际化丝毫无助于事态解决,菲方不要拉其他国家卷入。2、朝鲜发射卫星失败光明星三号卫星:4月13日07:39。火箭最高上升到离地120公里,之后第一和二节分离失败,火箭断成四块,碎片坠落在韩国西岸群山市对开约200公里海面。一号:1998年8月31日,朝鲜宣布成功发射“光明星1号”卫星,但其他国家均未探测到这颗卫星。[详细]二号:2009年4月5日,朝鲜发射“光明星2号”卫星。安理会随后声明谴责朝鲜违背安理会第1718号决议。尽管朝鲜声称“光明星二号”发射取得成功,但美日韩三国都表示并未发现。朝美2月29日宣布,朝鲜决定在朝美举行有效会谈期间暂停核试验、远程导弹试射和宁边铀浓缩活动,并允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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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暂停铀浓缩活动实施监督。美国方面则同意向朝方提供食品,重申不再敌视朝鲜,并逐步改善美朝关系。

  3、美菲联合军演今年4月16日正式拉开帷幕的这场演习是两国第28次军演。据悉,美军共派出了4500名士兵,比去年多出1500人,也是两国举行联合军演以来,美国出动的最大规模部队。据菲军方透露的日程表显示,此次联合军演将于4月27日结束,地点主要集中在菲律宾吕宋岛中部及西南隅的巴拉望省举行,而军演处面对的海域正是此次中菲出现对峙的南中国海。4月25日,美国与菲律宾“肩并肩2012”联合军演参演部队在菲律宾南部巴拉望省普林塞萨港市的阿鲁甘湾举行“两栖登陆”演练,美菲双方近百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参加。美军与菲律宾在当天的联合军事演习中模拟突袭了中国南海上的一座岛屿。4、中俄联合军演4月22日至29日,青岛附近的黄海海域将上演一场气势宏大的海上练兵。中俄两国将在这里举行迄今规模最大的海上联合军演——“海上联合-2012”。演习期间,中俄海军将出动25艘舰艇组成混合编队,演练“海上联合防御和保卫交通线作战”。演习在兵力规模、舰船数量、种类和总吨位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演习期间,俄方舰载直升机飞行员表示,演习海区附近有多艘不明国藉的电子侦察船和电子侦察机逼近,俄方卡-27舰载直升机多次起飞进行警告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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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多位军事专家对《世界新闻报》指出,举行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海军联合演习,不仅意味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同时也显示了两国海军共同应对美日等国海上挑战与威胁的决心。

  5、印度成功试射烈火—5导弹4月19日,印度成功试射了自主研发的“烈火-5型”洲际弹道导弹。印度声称,将由此跻身洲际弹道导弹俱乐部。它是印度射程最远、飞行速度最快的导弹。它的射程比目前印度最长程的烈火-3型导弹要超出1500公里,达到5000公里,攻击范围覆盖欧亚非三大洲,是印度第一种能够覆盖整个中国及大部份俄罗斯国土的导弹。对于印度试射导弹,中国政府没有即时发表评论,而中央电视台除了报道试射的消息,也引述专家的话,指出了“烈火-5型”的多个缺陷,包括重量高,要在固定地点发射,容易受到攻击,因此实际上不会成为威胁。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指出,虽然印度拥有先进的导弹发展计划,但北约国家并不把印度视为导弹威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呼吁所有核武国家作出相关发展时,必须采取克制的态度,但他同时指出,印度拥有良好的核不扩散纪录,一直与国际社会维持合作。一、什么是地缘政治地缘政治(geopolitics),是瑞典地理学家鲁道夫·叶伦第一次提出的,主要强调地理环境、地理位置对一个国家政治行为尤其是军事和外交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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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文的论述中,笔者将主要从中国周边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势,分析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战略形势及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考虑到军事是政治手段的延伸,在这里把军事行动归为政治行为)。

  二、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历史变迁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部,北靠蒙古高原和西部利亚,南邻印度支那半岛,西接中亚和南亚,东临太平洋与日本隔海相望。数千年来中国的发展史几乎可以看做是中华与周边各游牧民族不断冲突与争夺的历史。时至现代,长久威胁着中原百姓甚至数度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早已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取而代之的是仍然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但却更加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二战结束后,在国际冷战的大背景下,美、苏和第三世界国家三大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主导着东亚地区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在此大背景下,军事冲突是这一阶段地缘政治博弈的主要表现形式,中国周边甚至中国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地区战争一直持续不断,如朝鲜战争,中印边境战争,中苏珍宝岛冲突,,三次印巴战争,越南战争,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苏联入侵阿富汗等。早有西方学者研判,以第五次中东战争结束为标志,世界冲突的中心正式从中东转移至亚洲东部地区,而亚洲东部地区的中心正是中国。亚洲东部地区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同时也是国际冲突最为集中的地区,各种争端和问题层出不穷,其中既可以看到欧美国家插手东亚事务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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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也显现出了东亚各国内部乃至国家之间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利益矛盾加剧的迹象,如日俄北方四岛争端,中印边境问题,南海问题,阿富汗问题,印巴争端,南海问题,中日东海争端,钓鱼岛问题,朝核问题,日韩竹岛争端,台湾问题等。在各个核大国核力量恐怖平衡和全球化所带来的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的时代背景下,大规模地区战争已失去了它生长的土壤,地缘政治博弈在允许小规模地区冲突的前提上回到了它原有的政治层面上。

  总体来说,现阶段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是,在中俄“同盟”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框架下,北部和西北部的地缘政治环境较为稳定;在西南方向,中国“联巴制印”,在与印度的竞争中取得一定的优势,故次为稳定;在东部和东南部,内有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和朝核问题掣肘,外有美日同盟和美澳同盟的制衡以及美国“岛链政策”的封锁,再加上近年来美国军事力量的不断不断向西太平洋地区集结,压迫中国的战略空间,故形势最为紧张。

  三、中国地缘政治形势分述1、中国北部地缘政治形势和中俄关系中国在北部与俄罗斯和蒙古接壤。蒙古奉行“周旋于各大国之间以寻求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策略,故其在与俄罗斯保持亲密关系的情况下也不忘与美国定期举行军事演习以加强美蒙合作。在与中国接壤的所有国家中,中蒙边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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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长,但中蒙关系却走得不远不近,当然也不至于出现较大的反复。

  苏联解体后,北约乘机东扩,在东欧和南欧不断压缩俄罗斯的地缘空间。美国关系的蜜月期也随之结束,从“联中制苏”转而采取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在此背景下,中俄结成某种非正规意义上的“同盟”以对抗欧美的不断挤压,在国际上保持了较为一致的立场,中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俄罗斯在西方对中国武器禁运的情况下,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至今已成为中国军队中的主力装备。尤其随着中俄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中俄合作关系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近年来,俄罗斯正式归还中国黑瞎子岛等领土以及俄向中国输送石油天然气管道的贯通,进一步巩固了中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能源需求。

  但是在“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的国际政治交往原则下,虽然中俄之间有诸多共同利益,但是在双方努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不免引起对方的猜忌和防范,毕竟中俄关系不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的关系。比如俄罗斯在南亚的战略明显有遏制中国的意图,出口中国的军事技术俄罗斯有所保留,而且中国在俄罗斯的商人也时常受到俄罗斯的不公正待遇。而中国发展对中亚国家的友好关系(俄罗斯一向视中亚为自家后院)也会被俄罗斯解读为中国试图削弱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

  2、中国西部地缘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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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西部从北到南比邻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中亚国家一直保持着友好合作的关系,边界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中国和中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交往密切,既保障了中国对于石油天然气的需求(中亚是中国重要的石油天然气供应地区),也配合了中国对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打击,保障了中国西部边境的安全环境。

  3、中国西南部地缘政治形势和阿富汗局势大致以喜马拉雅山为界,中国在南亚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等国接壤。二战结束后,英国提出“蒙巴顿方案”实行印巴分治,独立后的印巴因为克什米尔归属问题矛盾不断升级,先后爆发三次大规模战争,最终巴基斯坦被印度肢解(东巴基斯坦独立,成立孟加拉国),双方由此结下世仇并为了相互威慑而先后拥有核武器,至今仍然龃龉不断,成为南亚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同时也威胁到了中国在南亚的安全利益。印度与中国也曾因为边境问题于1962年爆发过大规模边境冲突,至今边境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中国被印度占领的领土达12.5万平方公里之多,包括藏南地区(印度称阿鲁纳恰尔邦)和阿克赛钦地区等(这些地区现被印度实际控制)。印度一直在针对中国极力加强其军事实力,而中国青藏铁路全线贯通后,一对印度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威慑。印度作为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一直视中国为其称霸南亚的最大障碍(中国一直为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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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援助),再加上边境曾经边境冲突中的失败和现实的领土争端,造成了中印之间“明和暗斗”的现状和印度民众对中国的普遍负面情绪。现在同为“金砖五国”的中国和印度在国际事务尤其是个国际金融制度的改革上有诸多共同利益,但在双方的高层交往日益频繁之际,民间感情却大有不升反降之势。印度媒体常常有针对中国挑衅式的新闻报道,例如《印度斯坦时报》曾经报道“‘烈火3型’弹道导弹试射成功,射程达2500公里,可以覆盖北京”。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上台之后,中国与印度争相拉拢这个小国,以达成对对方的地缘优势。国际上,俄罗斯和美国也有扶植印度防止中国势力进入印度洋的战略意图。

  由于印度对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的利益威胁,中国在南亚的基本外交策略可以概括为“联巴制印”,同时加强中国与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等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一方面可以防止印度在南亚做大,威胁中国利益;另一方面可以向南亚扩展中国的影响力,甚至为以后中国驻军印度洋做好先期准备。就现阶段而言,由于两国均处在历史发展的机遇期,双方都不愿意过早摊牌,况且在国际上拥有诸多共同利益,在一定时期内中印关系也将继续维持在一定的合作水平上。

  说到南亚,不得不提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个国家——阿富汗。阿富汗从19世纪起就一直遭到别国的入侵。先有英国从印度侵入阿富汗,苦战无果的英国撤走后,80年代苏联为继承彼得大帝“南下印度洋从而控制世界”的遗志再次入侵阿富汗,阿富汗战场在得到欧美和中国的军事支援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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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了另一个越南,并最终拖垮了苏联。2001年,美国借口“911事件”军事占领阿富汗,但也无一例外地深陷其中。

  弱小而贫瘠阿富汗之所以能够引起各个时代的超级大国的垂涎,正是由于他独一无二的地缘位置。曾有西方学者提出“世界中心”的概念,认为阿富汗位于世界大陆板块的中心,向北可威慑俄罗斯,向牵制击中国,向南可压迫印度并且南下印度洋控制世界航道,向西可入侵波斯湾掌握世界的能源命脉。所以有人又说,谁拥有了阿富汗谁就拥有了世界!虽然阿富汗对于处在战略发展期的中国并没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但美国占领阿富汗之后,中国犹如芒刺在背,不可不防!

  4、中国南部地缘政治形势和南海问题中国在南亚毗邻缅甸、老挝和越南,并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隔南海相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历史上曾经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往来关系,由于冷战时期的一系列国际局势剧烈变化以及南海问题的日益尖锐所带来的新的不确定因素,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展前景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提到东南亚不得不先说越南,提到越南,中国人往往抱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是二战结束后中国对于印度支那战争和以后的越南战争中对越南的大力支持所带来的越中友好的怀念,另一方则是对于此后越南在印度支那强力推行“印度支那联邦”政策(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企图吞并老挝和柬埔寨并建立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直至与中国发生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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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战争的愤恨。中国人总会很纠结,虽然越南人也许并不会这么想。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越南沿袭中国模式,经济迅速崛起,其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可与中国沿海地区想媲美,甚至在劳动力成本上更占优势。然而随着越南国力的上升,似乎历史又回到了中越武装冲突前的那段时期。虽然中越两党在越军从柬埔寨撤军之后关系逐步恢复正常,但是中越对于东南亚政治空间以及经济利益的争夺却愈发激烈,尤其在南海问题上。为了在军事上对中国形成“不对称优势”,越南积极扩充海军和空军。为了使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越南大规模引进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非法开采南海石油,以达到削弱中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随着中国海洋军事实力的提升以及中国对于能源需求的暴增,中越之间的南海争夺还将进一步激化。

  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却对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的国家——缅甸。中缅之间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缅甸军政府之所以能在西方世界的集体封锁下坚持数十年而岿然不倒,正是得力于中国的极力支持。一般认为缅甸把守着中国的南大门,一个亲中的军政府对于保障中国西南方向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时至今日,缅甸的战略价值有了新的定位。西方媒体曾一度大肆渲染中国在印度洋的“珍珠链计划”,而串成这条珍珠链的地区就包括缅甸的部分岛屿和港口(还有孟加拉、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众多岛屿和港口自东至西成链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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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故称为“珍珠链”)。此一说并非空穴来风,印度洋上中国“珍珠链”军事战略的实现,为中国以后驻军印度洋,北上遏制印度的发展,南下扼住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并保障自己的航道安全,构成先期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随着中缅石油天然气管道的修建结束,来自波斯湾和非洲的石油即可不经过马六甲海峡而由缅甸直接经陆路输送到云南昆明。此举既可降低运输成本,还避免了西方国家扼住中国石油咽喉的危险,是中国以后向印度洋发展的战略之举。

  自从东盟宪章获得通过之后,东盟政治经济一体化基本形成。东盟宪章规定,任何一个成员国与他国缔结条约,原则上须获得其他成员国一致同意。这意味着东盟“一致对外”的外交策略使得中国在解决南海问题时面对的不是一个谈判对手,而是十个,从而使中国有陷入被动的不利地位。加上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扩军趋势愈发明显,美国有有意干涉南海事务,试图使南海问题国际化,南海局势将会继续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国际争端解决原则似乎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反而有纵容之嫌。下表为现代版的南海“时局图”:

  国家越南菲律宾马西亚印尼文莱中国

  控制数

  29

  17

  1

  1

  1

  9

  备注:台湾控制着南海最大的一个岛屿,太平岛,有淡水和机场,0.49平方公里

  南海是继波斯湾,北非和加勒比地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石油储存地,丰富的石油在能源日趋紧张的今天有着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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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诱惑力。东盟国家一面加紧扩充军备,一面积极引进数百家西方石油公司进入南海开采作业,意图是南海问题复杂化。南海上一千多口油井中中国自己的油井竟然一口也没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策略是否切实有效在此不做过多评论,现在是中国该认真审视自己的外交策略的时候了。

  5、中国东部地缘政治形势和朝核问题中国在东部与朝鲜接壤,关于朝鲜战争具体细节,在这里不做详细论述。结果就是美国驻军韩国,全面封锁制裁朝鲜;朝鲜为自保而秘密发展核武器,造成今天的朝核问题。说是朝核问题,其关键却不在于核问题,而是美日对中俄的地缘政治形势的打压,即美国借口朝核问题在东亚对中国及俄罗斯压迫中俄的地缘空间以及日本企图全面复兴的企图。朝核问题久拖不决,对于处在战略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中国全面发展得以实现的前提是拥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一个和平的地缘政治环境。而这正是日美所不愿看到的。朝鲜半岛维持一定程度的紧张状态,使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周边安全挑战,不得不分心东顾朝鲜,在东北维持一定的军事力量,同时还面临这巨大个国际舆论压力(国际舆论认为朝鲜问题之所以得不到解决是因为中国没有向朝鲜施加足够的压力),不利于中国的发展的战略。而对于美国,朝核问题却为其驻军韩国和日本,并进一步加强其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提供了法理基础。使其能够名正言顺地进入黄海军事演习,威慑中国。对于日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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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核问题为其“国家正常化”提供了借口。日本常被嘲笑为“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由于和平宪法的限制,使得日本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而朝核问题正好为其借口自卫而大力扩充军备提供了口实,为其全面的军事复兴找到了法理基础。可以说,朝核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更是各大国为各自利益而借地缘政治的角力。

  东亚问题异常复杂,历史遗留问题自不需赘言。就现实问题而言,中日间钓鱼岛争端和黄海划界问题,争吵乃至小规模冲突不断,成为以后制约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中日之争不仅在于领土资源的实际利益冲突,更是东亚地区乃至乃至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权之争。把今天的日本比作一战后的德国似乎有所不妥,但日本对于国家正常化,极力寻求加入联合国安理会,谋求地区大国乃至世界大国。一旦美国为遏制中国而为日本“松绑”,面临着与日本可能爆发的冲突,中国不得有所不警惕。

  总之,东亚局势是中国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中之重,是中国可能面临的冲突集中爆发地。由于东亚问题中已有中美俄等大国涉入,爆发大规模直接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但拥有应对紧急突发事态以及“代理人战争”的能力,并在东亚博弈中立于有利地位仍然至关重要。

  6、台湾问题和美国的“岛链政策”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根据地缘政治的定义并不在此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其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故在此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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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问题是制约中国全面发展的最大瓶颈,也是突破美国封锁政策的关键所在。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想必每一中国人都略知一二。但就现状及其解决方案而言,无论是“武力统一论者”还是“和平统一论者”都缺乏清晰而理性的认识。笔者认为台湾问题在二十年之内难以解决,原因有二。

  其一,从台湾内部情况看,不具备统一的民意基础。台湾多家机构的民意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的人支持两岸统一,约三分之一的人希望台湾独立,另外的三分之一则持保留态度。由此可见,和平统一缺乏足够的民意基础,台独则会激起台湾内外的巨大反对。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上台,为顾及各派选民的政治诉求,都不会采取过于激进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民进党执政时,虽常常抛出各种台独言论,却也未能轻易采取实质性台独措施;而现在国民党执政,虽然两岸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两岸“三通”初步实现,但国民党当局仍然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点。在台海局势缓和的情况下,台湾当局继续寻求向美国购买军事武器,意在安抚美国,使美国示意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虽在改善,却也不会将美国排除在外。以致马英九声称“我是中华民国在在台湾的总统,而不是台湾的总统”,其中的含义耐人寻味。总之,一定时期内(各派选民之间的比例不会发生巨大变化),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上台,都不会急于改变现有局势,改变的只是台湾在中美这条连线上靠谁更近一些。

  其二,从外部环境看,国际条件尚不成熟。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扶持转向遏制,维持台海地区“不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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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独,不战不和”的现有局势,正是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举措。“不统不独”则不必担心一个统一的中国全面复兴而威胁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利益,“不战不和”则不必担心台湾为寻求独立而与大陆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迫使陷入“介入则中美过早摊牌,放弃则其对华遏制政策彻底破产”的两难境地。可见维持现有台海局势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一方面可以继续牵制中国的大量军事力量,消耗中国的实力;另一方面台湾作为美国“岛链封锁”的重要一环,严防中国势力进入太平洋,威胁美国在西太平洋乃至全球的战略利益。一旦中国统一,中国便可以随时封锁台湾海峡掐断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同时在东海划界和钓鱼岛上形成对日优势。因而一向试图防止中国全面复兴的日本也在暗里支持台独势力,台独大佬李登辉就经常访问日本以寻求支持。

  综上所述,台海局势在内外条件都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一段时期内难以获得较大改观,由此带来的是美国的对华地缘封锁政策——“岛链政策”得以顺利实施,并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局势和未来发展。

  所谓的“岛链政策”,就是美国为封堵中国和俄罗斯,以太平洋地区的岛屿为军事基地并将各个岛屿从北到南连成一线,构成军事围堵的封锁线,美国总共构筑了三条封锁岛链。以夏威夷为中心构筑为第三条岛链,作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活动的大本营和大后方;北起阿留申群岛,南下经小笠原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至关岛并以关岛为核心构筑其第二道岛链,作为其军事存在核心。北起日本,经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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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菲律宾,至澳大利亚为其第三条岛链,作为前沿阵地。关岛拥有优良的军港和机场,可停泊航母并起飞战略轰炸机。近年来,美国为加强其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将其最先进的F22隐形战机、B2隐形战略轰炸机、“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和“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以及多艘驱逐舰和巡洋舰派驻关岛。由于关岛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美国的军事力量可在48小时内抵达台湾,为美国为应对“台海有事”的增加了军事筹码,同时起到了威慑中国的战略意义,可以说关岛是美国“岛链政策”的前沿核心节点。日本和澳大利亚则被称为美国的“北锚”和“南锚”。美国通过协调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和美澳同盟等双边关系,共同构筑起南北两个方向上围堵中国的坚强堡垒,而中间部位又有美国的关岛军事基地,从而对中国形成“南北夹击,中间威慑”的有利态势。

  美国的“岛链政策”是其在西太平洋地区军事存在的核心,也是中国崛起的最大瓶颈,而突破美国岛链政策的关键正在与台湾问题的解决。从地图上看,从台湾以东的太平洋地区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一旦台湾统一,中国即可将第一条岛链从中斩断,使其首尾不得相顾,而使美国的第一条岛链彻底崩溃,进而以台湾为跳板威胁其关岛军事基地,从而形成对中国有利的地缘形势,为中国以后的向全球扩张势力扫清了道路。这当然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总之,台湾问题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中美之间的政治博弈也不会停止,为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全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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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地缘政治分析理论框架

  一.地缘政治学的主要流派:定义:美国著名学者斯皮克曼给地缘政治学下的定义是“一个国家依据地理因素对于安全政策的统筹规划”。而另外两名美国学者佩尔蒂尔和潘赛则把地缘政治学看作是“运用地理学为政治目的寻求指导方针的艺术或科学”。显然,这几位美国学者把地缘政治学视为战略地理学,也就是研究国家的对外政治战略(包括国防和外交战略)决策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英国《牛津英语辞典》(第2版,1989)对地缘政治学提出两种解释:“①地理学对国际政治的特征、历史、结构尤其是与他国关系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研究本身;②在民主社会主义德国发展起来的一门伪科学。”第一种解释是给地缘政治学下的又一个定义,它和美国学者的定义大同小异;第二种解释专指为德国法西斯对外侵略扩张提供理论依据的“地缘政治学说”。丛以上介绍的几个定义中不难看出,地缘政治学实际上是地理和政治的结合体,故又称地理政治学。它把地理因素(如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民族、资源、经济实力及战略军备等)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对外政治决策的一个基本因素;并依据这些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成,分析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及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是地理和政治的结合体,又称为地理政治学。它关注地理学对国际政治的特征、历史、结构。尤其是与他国关系的影响,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对外政治决策的一个基本因素,并依据这些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成,分析预测世界或者地区范围内的战略形势以及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

  1.[德]弗里德里希·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他第一次系统研究了政治区域,是第:一个在对国家的比较研究中系统研究了空间和位置影响的人。正是因为这一点,他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地理学的创建人。国家是一个有空间性的有机体。它是人民和土地的统一,具有生长、扩展和衰亡的生命周期。空间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国家必然要为保卫和扩大生存空间而斗争。国家的衰落就是由于对空间观念淡薄所致。一个国家的领土面积象征着它的权力份额。世界强权力量的瓦解和替代过程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在政治地图上就是不同尺度的国家相互组合。国家的疆界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常会出现移动或变更的现象。国家存在自然的增长趋势,和生物进化过程中所遵循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样,国家为了生存和强大必然要扩展其领土,如果没有强大的邻国给予有效的反对,它就会越过边界。世界性强国必须占有足够数量的土地,尤其是战略要地。国家是一个有空间性的有机体。它是人民和土地的统一,具有生长、扩展和衰亡的生命周期。归结起来,就是三点:国家有机体;生存空间;能动的疆界2.[瑞典]鲁道夫·契伦的扩张理论:他以德国为中心来分析地缘政治问题。国家的行为类似一个生物体,它应更多地被看成是一种竞争力量。所以,必然的结果就是少数强大的部分吞并弱小的部分,这是竞争中的永恒规律。

  国家的力量比法律重要,国家权力决定一切,只有大国强国才能影响大陆及全球的政治。作为德国的崇拜者,他号召德国人创造全球秩序的新的权力中心,从而维护欧洲中心的稳定。他发现一个大国所必备的广博、内聚力和易于对外结盟特点,德国一无所具。为此,他强调指出,如果德国要作为一个大国生存就必须向外征服,必须建立一个以敦刻尔克、里加、汉堡和巴格达为基石的广泛的中欧帝国,这一帝国将置于德国的领导之下,柏林—巴格达铁路是其中枢。3.美]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1)获得海权的充分条件:必须不断扩大生产可供对外贸易的产品;必须要拥有进行海外贸易的大规模的运输船只;必须保障和扩大殖民地和海外基地的控制;必须要有一支海上武装力量来保护海外基地和殖民地与本国的交通线.(2)一国海权的核心力量:海上武装力量从整个海权体系来说,海上武装力量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要控制海洋必须建立起一支由装备着大口径火炮的重型战列舰组成的强大海军。它必须保持对敌优势,能够在海洋上积极进攻和机动作战。(3)马汉的影响:他创建的完整的思想新学派—海权学派导致了世界各国海军第一主义的兴起。它对20世纪初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4.[英]哈尔福德·麦金德的“陆权论”如果没有领土根基,海上力量的机动性和扩张将不复存在;历史上,海上力量由于基地被陆上力量所控制而不断被征服;欧洲依靠海上力量为主要手段向外扩张的“哥伦布时代”已经终结;世界边界的封闭导致了新的地理视野;由于陆地通信革命的发生,旧世界之“世界岛”第一次被统一为一个战略单位;世界岛的核心是由主要大河流域所形成广阔的低地,这些大河向北流入北冰洋,向南注入内陆咸海。这一地区被称之为“枢纽地区”或“心脏地带”这里通过海洋是,“不可到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上力量的胜利只是偶然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教训恰恰相反,敲响了陆权拥有反对海权的不断增长的战略机遇的警钟;在麦金德看来,整个欧亚大陆与非洲是地球上的“世界岛”它们并未因分别属于,三个大洲而被分开,它们不仅在地理上毗邻,而且一起是人类最集中的居住地区,共同形成了一个同质的地理空间。而西半球不过是这个世界岛之外的一个小岛,在幅员比例、人力和资源上都逊色得多。他认为,“世界岛”是世界政治斗争的轴心,是世界强权的真正支柱;其它地区都只是世界政治的附属地带。枢纽地区:在世界政治中存在着一个恒定的“枢纽地带”它包括从东欧平原一起。延伸到西伯尼亚平原的宽阔地带。中国北方的大部分位于其中,特别是新疆和蒙古西部。其北部为冰雪覆盖、其它三面为水域包围的连续陆地。它的东面、南面和西面是呈巨大新月形的边缘地区,由海路可以到达,包括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再向外是外新月形地区,包括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

  加拿大和日本。两个推论:A如果德国和俄国结盟,那么,这个世界帝国就有望了;B假如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其领土,那时他们就会在广大的大陆资源之外又占据了控制海洋的地位——那么,他们必将成为威胁世界自由的黄祸。心脏地带:麦金德将世界岛分为六个自然区域:欧洲沿海地区、撒哈拉、阿拉伯、沿海季风地区、北心脏地带、南心脏地带。5.意]吉里奥·杜黑的“空权论”理论假定:飞机在未来战争中将起主宰作用。飞机在行动和方向上拥有完全的自由;凭借这一新式武器,战争的威力不再局限于地面大炮的最远射程,而可以直接达到交战国所在地方圆数百英里以内的所有陆地与海洋。主要内容:飞机成为人类战争的新的独特手段,其结果就必然形成一个新的战场;制空权的获得是取胜的关键;空战中进攻作战是最重要的。进攻是唯一可行的防御;攻击敌方的交通要道、供给和生产中心以及居民中心,具有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效果;用于国防的资源应分配给进攻性的空军,分配给陆军和海军的资源只要能进行适当的防御就够了。6.[德]豪斯霍弗尔的“生存空间论”理论:国家经济自给自足

  他认为,德国在一战中之所以惨败,根本原因就在于德国政治家和军事人员没有

  认识到战略、地理和政治的相互关系。“泛区”的概念:“在空间上寻求显示其自身存在的超民族的全球性思想。”1941年前的泛区设想:(1)泛美区:南北美洲联合,以美国为主导;(2)泛亚区:从东北来、东南亚至澳大利亚实现联合,以日本为主导;(3)泛欧区:使欧洲与非洲统一,以德国为主导;(4)泛俄区:以苏联的领土加西南亚及印度,以苏联为主导。1941年后泛区图发生变化,泛俄区已不存在,其原来范围中的南亚与勒拿河以东地区并入泛亚区,其余地区全部属于以德国为主导的泛欧区。基本观点:A对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分析:第一个目标是巩固在“心脏地带”的政治势力,形成一个以德国为盟主,其中包括德、苏、日、中与印的联盟,使“心脏地区”得以统一;第二个目标系对中西欧的控制与非洲殖民地的获得;第三个目标是英美海军。强国必须向海域发展,因此,德国在与苏俄争陆权的同时,必须与英美在海权上决一雌雄。B对远东太平洋地区开始给予重视。二:美国的全球战略1.美国地缘战略思维形成和发展的过程:1).“孤立主义”时期;2).“门户开放”时期;3).雅尔塔体制时期;4).唯一超级大国时期2.美国地缘政治学理论的酝酿和初步形成:乔治·华盛顿与“西半球防御”战略;孤立

  主义、门罗主义、门户开放、世界主义;马汉的“海权论”代表美国地缘政治理论的初步形成。从1783年独立战争胜利到19世纪末这100多年中,美国奉行的地缘战略实际上是一种“西半球防御”战略。其根本目的就是防止东半球对西半球的入侵,从而获得其对北美的支配地位和对西半球的霸权。3.乔治·华盛顿的原则:要将美国建成自由进步的伟大国家,最为重要的是应该排除对某些个别国家抱有的永久且根深蒂固的反感,同时对另一些国家则又有感情上的依赖。为了保卫美国的安全,自由的美国人民必须对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和影响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历史和经验证明,外国势力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敌人之一。美国应该与外国发展商务关系,但是要避免与它们发生政治联系,不能与任何外国建立永久的联盟,除非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才可以建立短暂的联盟。对已经订立的政治性条约,虽然应该忠实履行,但仅以此为限,以后不再增加。由于欧洲有一些与美国无关或者关系非常微小的根本利益,因此,美国不能通过人为的纽带牵连进欧洲的政局变换中去,或者卷进与欧洲为友或为敌的那些通常的结合和冲突中去。美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美国能够推行一条独特的外交路线,使好战国家既不能从美国获得好处,也不敢轻易冒险向美国挑衅。美国也因此可以在正义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作出自己的抉择。

  4.美国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1)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他对“地缘政治”的理解:根据地理因素来筹划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它所要解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某种地理形势下,要保证安全,最好应该奉行什么样的政策?他认为,一个国家为了实现扩张的需要,总要寻求进入海洋的通道,支配接近交通要道的战略要点,控制大陆的“边缘地带”相比而言,大陆“边缘地带”向外扩张。时所遇到的阻力是最小的。他认为对海权国家造成威胁的并非是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而是位于“心脏,地带”和沿海地带之间的缓冲地带,这一地区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将不断上升,并成为统治沿海地带的关键地区。因此,他的结论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是各强国进行占领和控制的核心地区。所谓“边缘地带”是指欧亚沿海陆地,实际上指的就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区,包括欧洲近海地区(苏俄除外)、中东、小亚细亚、伊拉克、阿富汗、印度、西南亚、东南亚、中国、朝鲜半岛及东西伯尼亚地区。这一范围与Mackinder所称的“内新月形地带”大致吻合,但范围有所扩大。它事实上把“内新月形地带”的覆盖面扩展到了包括波罗的海——黑海西侧的整个欧洲大陆、亚洲的山地中心和整个中国。在它的外面有英国、非洲、东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等临近大陆的陆岛。2)科恩:地缘政治战略区模式理论

  他将世界分为海洋贸易区和欧亚大陆区两个地缘战略区。海洋贸易区包括5个地缘政治区:北美—加勒比地区、西欧—马格里布、东亚诸岛—大洋洲、南美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欧亚大陆区包括“心脏地带”和东欧、东亚2个地缘政治区。两区之间夹有南亚、中东和东南亚3个区,其中南亚是潜在的地缘战略区,而中东和东南亚处于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之间。这两个区域也被称为破碎带。他认为,随着世界矛盾的发展,两大地缘战略区的分离处可能出现“破碎地带”。如南部非洲、中东和东南亚。1994年后,他对此进行修正,认为“破碎地带”只剩下中东地区,东南亚和非洲的“破碎地带”已不复存在。提出“战略边缘区”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奥里诺科河以南的南美洲的两块大陆。及其边缘相临海域,其海陆面积恰占地球表面的1/4。这里,除巴西、智利、阿根庭和南非有一些现代生活的飞地外,其广大地区处于现代经济体系之外,并未享受到对发展过程十分重要的贸易之利。后工业地区也不再把这两个南方大陆看作潜在的世界仓库。这两块陆地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只占3%结论:依据海权和陆权、“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划分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十分武断的和没有实际意义的。它不仅不会给大国带来看得到的利益,相反,可能成为难于摆脱的包袱。3)格雷厄姆:“高边疆”理论:这里的“高边疆”系指太空领域。“高边疆”战略实则指美国要通过开拓和利用空间领域来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从而在美苏的全面竞争中占据战略优势。为了消除苏联军事力量对美国及其盟国现

  有的和日益增长的威胁,美国需要摒弃“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美国要充分利用空间技术优势,把防御系统有效地部署在空间范围内,走向“确保生存”的世界环境,有效地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强调加强美国的进攻性战略力量,部署全球弹道导弹防御系统。5.美国地缘战略思维的特征1)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思想A.基辛格的贡献:在他看来,“地缘政治”意味着对外政策的非情绪化和非意识形态化,意味着要在现实主义的考虑之上准确地界定国家利益,根据自己的实力和资源来谨慎地维护。B.布热津斯基的贡献:a.帝国:他说,“我使用“帝国”这个词在道义上是中性的,是用以描述一种从中心向外辐射的政治关系层次体制”换言之,帝国就是指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度、不平等制度,它使所有国家受制或服从于一个或几个政治中心。b.三条战线、几个方向的几个要害国家:1.三条战线:远西战线,是工业最先进的地区,控制着大西洋的重要出海口;远东战线,其地缘政治的意义在于它控制着通往太平洋的主要出海口;西南战线,即西南亚,这里是重要的产油区。2.要害国家:欧洲的波兰和联邦德国;远东的韩国和菲律宾;西南亚的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c.地缘战略棋手国家、地缘政治枢纽国家地缘战略棋手国家是指“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在的地缘政治状况以至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的国家”它们是法国、德国、俄。

  罗斯、中国和印度。地缘政治枢纽国家是指处于敏感地理位置、其潜在的脆弱状态会对地缘战略棋手造成影响的国家。它们是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和伊朗。2)美国地缘战略的发展方向:Brzezinski认为,美国的地缘战略目标应该是,以美国为地缘政治核心,促进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多元化,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敌对的欧亚大国或任何威胁到美国霸权地位的反美联盟的出现。建立一个能够分摊政治责任和进行全球合作的框架。冷战时期美国的地缘战略以Mackinder的心脏地带学说和Spykman的边缘地带学说为基础,并集中体现在以遏制为基本内容的全球战略上。地缘战略的实施途径:“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北约的组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边缘地带的争夺;军备竞赛冷战后的重大举措:推进北约东扩;支持颜色革命;实施资源战略冷战后的地缘战略:1.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打破了传统的欧亚大陆的战略均势格局,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美国急于充当世界领袖,填补地缘战略真空;2.欧洲是美国安全的核心和利益中心;3战略向亚太地区倾斜;4控制中东;5稳住拉美;6关注非洲3)美国地缘战略中的两种思维:马汉的海权思维。麦金德的陆权思维。三.俄罗斯的全球战略1。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征:

  俄罗斯国家力量有其可以保得住且极难撼动的“基线(baseline)即其范围大体,”就是从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以东到乌拉尔山以西,南至高加索以北。具体说就是东经28度至60度,北纬40以北的范围。俄罗斯国家的扩张只是在这个基线上的伸展,其战略收缩的终极底线则不会低于这个基线。这部分是其国家不可撼动的主权底线,也是国家政治的生存基础。在乌拉尔以东,东西伯利亚以西的区域(即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属于俄罗斯国家力量能守得住的二级底线。对俄罗斯人来说,只要能保住乌拉尔以西的战略基线(即一级底线),其国家力量就可能伸展到中西伯利亚地区,继而就能威慑并由此守住东西伯利亚。俄国版图中的东西伯利亚,由于其与位于欧洲部分的经济政治中心太远,属最不稳定的部分,这部分称做俄罗斯国家力量的三级底线。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是整个国家的基础;失去这部分,俄罗斯国家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但同时,正是俄罗斯拥有中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的广阔空间,这使其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反而增加了俄国人的反攻力量并抵消了敌国(比如拿破仑法国、希特勒德国以及二战前的日本)从西东两面击垮俄罗斯的难度。2。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思想A地缘政治学奠基人物及学说:1)Н.я.达尼列夫斯基:欧洲不承认俄罗斯是欧洲国家,欧洲人认为俄罗斯和斯拉夫人是异已,是产生威胁的源头。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方面与欧洲对立,俄罗斯不仅不属于欧洲,而且是反欧洲的。

  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主体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哪一个民族,而是文化历史形态(文明)。俄罗斯属于斯拉夫历史文化形态,必须以发展和加强“斯拉夫文化历史形态”这一客观任务为基础制定对外政策。真正强大国家的对外力量总是,由两大元素——军队和舰队组成,这两个元素永远不能相互替代,只依靠海军或只依靠陆军的国家都不能算是强国。2)в.п.谢苗诺夫-强-尚斯基:赤道与北纬45度之间的广阔地区可划分为三个沿海区:欧洲地中海与黑海、中国海与日本海和黄海、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这些地区诞生了人类最辉煌的文明和宗教体系。谁能同时控制上述三个海域或统治这三个海域的民族,谁就是世界的统治者。俄罗斯大陆控制体系的主要不足是,领土幅员过于广阔,中心区与边缘地带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这种控制体系只有在边缘地区的经济水平与中心地区的经济水平拉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维持运转。认为将国土分为欧洲部分与亚洲部分非常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与稳定。建议加快推进“俄罗斯欧亚”—伏尔加河与叶尼塞河之间的中央区经济发展。3)Н.я.米留金:为了对抗英国的扩张,必须获得力量均势,建立陆地国家联盟是抵抗英国扩张的最好途径,俄罗斯应该与德国和法国结盟。同时,俄罗斯必须在中亚征服受土耳其控制的广阔边缘地区,消除中亚城邦的封建制,并从中亚对英帝国的立足之地印度构成威胁。4)И.А.伊利恩:俄罗斯是富有河流、远离海洋的地理有机体,不是可以随意被分割的领土和部落的杂乱组合。其地缘政治状态像是欧亚地区的围墙,也是世界

  和平和力量均衡的围墙。俄罗斯为了任何“民主”或者“自由”导致俄罗斯国家历史的整体分裂,其结果是俄罗斯的死亡,全世界都会被拖入其中。B地缘政治学中的欧亚学派:俄罗斯是位于东西方之间,欧洲和亚洲心脏地区,具有特殊的地理条件、独立的历史和文化地区。它既不是欧洲国家,也不是亚洲国家,而是欧亚超级民族国家。俄罗斯是地缘政治“大空间中的枢纽”其使命是创建欧亚帝国。,欧亚的大陆气候和远离海洋的地理环境不利于经济发展,在客观上没有机会成为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平等伙伴,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中面临边缘化的危险。俄罗斯只有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并与周边国家发展贸易才能克服经济上的弱势地位。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理论、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救世”思想,这些是欧亚学派的理论基础。1)п.н.萨维茨基:欧亚大陆不能只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两个部分,应当一分为三,即欧洲、亚洲和欧亚世界(欧亚俄罗斯)。欧亚俄罗斯是一个与欧洲和亚洲鼎足而立的特殊发展空间,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俄罗斯是欧洲的森林和亚洲的草原合二为一的载体,它并不是简单地将两类地缘政治体系叠加,而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特殊价值体系。2)п.н.古米列夫:在突厥和斯拉夫民族基础上形成的大俄罗斯文明地理上的表现形式是森林和草原的联合,这正是俄罗斯历史的本质。欧亚大陆分为三个区域:亚洲高地、南部地区、西部地区。从历史的经验看,外族对欧亚地区的入侵很少

  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欧亚在精神上是统一的超民族整体,任何领土问题都只能在欧亚统一的基础上加以解决。3)В.л.齐姆布尔斯基:俄罗斯岛理论对欧洲区域体系来说,俄罗斯除了客观地理上的“大陆心脏”的作用之外,还是巨大的“俄罗斯岛”在俄罗斯北部是大洋的边界,俄罗斯西部的斯拉夫民族或国家。将俄罗斯与欧洲隔离开来,这就是俄罗斯“岛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俄罗斯是欧洲国家的口号在地缘战略上没有意义,也没有确定国家的发展方向。历史上,欧洲—大西洋与亚洲的联系一直是绕过俄罗斯进行的。俄罗斯是特殊的地缘政治“岛”。“边缘大缓冲带”将俄罗斯与世界上其它力量中心隔开。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俄罗斯不是西欧文明国家,对于欧洲地区体系来说,俄罗斯永远扮演双重角色,不只是充当地理上地球的“心脏”而且发挥巨大的“俄罗斯,岛”的作用。3。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和地理扩张俄罗斯第一次兴衰轮回的路线图:彼得大帝俄国从波罗的海崛起,沿东欧向南欧、中亚划半弧直到远东;此后,沙俄帝国便在日俄战争后发生了松动,再从远东返回至南欧,俄国随即回到它崛起的起点波罗的海三国并在此解体。在波罗的海西岸,俄罗斯人完成了经典的起点和终点的合二而一。不管形式如何不同,但两次帝国兴衰的路径却是有规律可循,甚至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也正好说明这条不变的弧线(从波罗的海东岸经中东欧南到巴尔干、中亚,再东驰东北亚),同时也是俄罗斯国家扩张能力极限所在,而在这条线上的

  任何一个节点,都是俄罗斯国家的“命门”所在。4。俄罗斯的地缘战略调整1)苏联解体的地缘政治影响:使欧亚大陆中心出现了一个地缘政治真空。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逆向地缘政治变动。俄罗斯的出海通道受到钳制。俄罗斯的战略防御纵深大幅缩减。2)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地缘战略:最初的地缘战略选择是“一边倒”的亲西方战略;近邻外国,另一个选择;双头鹰政策,“新东方政策”。3)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地缘战略:1995年,“全方位”战略概念的提出。在不放弃争取同西方建立伙伴和合作关系的同时,努力显示和争取恢复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以捍卫俄国家利益。4)普京时代俄罗斯的地缘战略:两个主要特征:东西平衡的全方位地缘战略;能源成为地缘战略的重要工具。稳定弧线理论:即充分利用北约、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在俄罗斯的西南东三个战略方面建立起一条和平稳定的地带。它反映的是普京主张地缘战略平衡和建立多极世界的政治思维。四.日本的全球战略1.地缘政治的脆弱性:从日本的立场来看,日本是处于一个极其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北有俄罗斯的压

  迫,特别是北方四岛在俄罗斯人手里,其抵近程度可以说闻得到俄罗斯北极熊的味道,使得日本的北部边界对俄罗斯人来说基本是可以视为不见的。西侧与俄罗斯和朝鲜半岛隔日本海相望以及与中国隔东海毗邻;南部则是台湾,但令日本人烦恼的是有一个抵近台湾的钓鱼岛的归属地位不确定问题。只有东面,因为面对着太平洋,特别是面对着和日本十分友好的美国海外领地,因此,还可说是可以放心的一个方面,但遗憾的是,美国的这些海外领地离开日本的距离和其他三面相比远了很多,老话说,远水解不了近火,因此,这个方面也只能说是可以寄予希望而已。对于美国而言,美国西部领土和俄罗斯的东部领土几乎可以说是鸡鸣相闻,因此,俄美之间百余年来的相互不和使得南部的日本不仅直接威胁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而且,日本的海空力量可以直接驰援美国的西部领土。当然,如果日本和俄罗斯很友好,那么,日本对俄罗斯有同样的支援作用,勘察加半岛就此可说是固若金汤。日本本身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而且,其国土呈面向中俄朝的狭长形状,可以说,就现代战争而言,日本本土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战略回旋余地。五.运筹帷幄,谋及子孙当今中国外交面临的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争取国家统一,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应当坚决地倾覆任何国家的霸权,促使国际外交权力结构走向多极化,中华民族的发展争取最大的空间与尽可能有为利的条件。1.反对霸权、破坏单极世界与统一祖国:如何看待美国的霸权?中国不应该仅仅关心美国对中国到底抱有什么意图,为美国的意图将随因

  着中美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以决策者首先要关心的是美国所对中国到底有多大的优势,这种优势有可能对中国造成多大的伤害。因此中国外交唯一严肃的主题就是如何使用一切手段来抵消这种优势。2.中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和周边国家联盟体系:目前客观存在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这个格局是美国强加给中俄两国的,如同当年的中美苏就三角关系是苏联强加给中美两国的一样。对于中国来说,这个三角关系是自然存在的,是美国强加给中国和俄国的,并不需要中国去主动建立。国的一切外交斗争的目标就应该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争取主导中地位,但是目前这个关系的主角是美国,这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现实威胁。限于实力,中国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在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去充当主角,可能另辟蹊径进行战略迂回和削弱美只国的相对优势。此中国需要两个三角关系即中俄印大三角关系与中为俄日大三角关系,来对中国的全球战略进行支撑,以抵抗美国的压力和防止美国抢得先手,在中国的邻国间推行挑拨离间,分而治之的战略。3.中国的全球外交框架:在一九九八年,世界各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的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了。中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中法之间的“全、面伙伴关系”中美之间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美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俄法之间的“优先伙伴关系”同时,法美之间的关系是同属于。大西洋联盟的政治军事联盟。四个大国之间的全部六种组合关系都这已经浮出水面,这样看来,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与

  中法俄大三角关系都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中国外交斗争的两个互相是依存与互相影响的框架。國政府的一切全球性和战略性的外交行动中都必须在这两个框架内来考察与进行。4.中俄联盟是中国外交的基础与底线:对于中国来说,保全俄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支持俄国在三个战略方向上的存在,有利于分散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有利于缔造势力均衡的外交格局,有利于中国在其间纵横捭阖,防止外交局面彻底失控。5.中俄印、中巴印和中俄伊关系:(1).中国当然应该继续发展综合国力,保持对印度的全面优势,但是没有必要引起印度的敌意。当然,要形成中印之间的亲密合作的关系缺乏充分的粘合剂,仅依靠中國仅政府的善意表示或者让步还是不够的。因此必须把俄国拉进来,才能够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俄国外交界也有过一种提议,建立中俄印三角联盟,这是完全可行的外交格局,对于中国来说利多弊少。苏)(俄印关系在地缘政治上本有共同遏止中国的考虑,现在俄国跟中国但已经建立了有效的联盟关系,国两面作战的噩梦基本消除.(2)同时,中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三个国家互为邻国的现实是不可改变的,中印关系不能回避中巴关系和印巴关系,印巴小三角关系也是一个客观中存在。三国间的任何误解和冲突都会被其他国家利用,因此中国必须防止美国在在中印巴三国间挑起和扩大矛盾,该尽力调解克什米尔应问题,使之在公正合理的条件下解决。(3)同时,为了斩断美国伸在中亚的黑手,中国必须与伊朗和巴基斯坦加强战略合作,可以考虑将

  伊朗和巴基斯坦拉入“上海合作组织”中。形成三足鼎立的均势,这样才能够结束中亚地区无穷无尽的争端与内战,得某些国家不必借助使宗教极端势力来扩展国家利益,止美国在中国的战略边疆地区扇风防点火,趁机插足。6.中俄日、中美日和中美台关系:(1)中俄日大三角关系的建立有待决策者去推动,但是中美日三角关系却是一个客观存在。必须预先营造好中俄日大三角关系的框架,在日本国家地位发生剧烈变化时刻,就可以收到水到渠成的效果,且不至于发生不可挽回的破坏性后果而比如说一场世界大战。2)了避免中日之间维持太过于紧密的关系,(为避免日本对中国产生依赖性或者相反中国对日本产生依赖性的局面。必须保持日本作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的地位,它放到一个开放式把的框架中去,样中国便可以以利用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冲突来为这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3)目前的中美台小三角关系也是一个客观存在,台湾实质上享有一个国家的战略地位。统一台湾并不是一个内政问题,实质上已经是一个国际关系的问题。7.建立中法俄大三角关系才能够真正动摇美国的霸权:中国为什么要与法国全面合作?其原因是法国是各大国中目前唯一有实力同时也有充分的愿望与美国进行全面性竞争与对抗的国家。中国、俄国与法国大三角联盟将使得法国在世界外交斗争中起到一种中枢的作用,这将有利于法国提高战略地位,有利于减弱美国纵横捭阖的空间。8.法国外交的特点:法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以弱抗强、由弱转强和扶弱

  制强的历史,大地促进了全世界各国的政治自由。国跟中国一样,极法是唯一的愿意以赔本或者非经济非商业的方式来推广本国文化的国家,法两国是文化至上主义的民族在某种程度上,国也是如此)中(俄。9.欧洲统一与中、法、俄三国的关系:对于中国、法国和俄国来说,

  欧洲的和谐与安全在于适当与合理的分割,而不在于统一。欧洲太富强了,统一起来,对于全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噩梦。欧洲的统一使得中国的外交回旋余地减少,使得法国丧失独特和重要的作用,使得俄国面临更严峻的选择。对于俄国来说,它面临的问题是要加入欧洲还是要与欧洲全面对抗。10.欧洲以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对中、法、俄三国最为有利:东南欧

  地区的联合对于法国、俄国和中国是最为有利的,因为这样才可以在欧洲造成三足鼎立的稳定态势,遏制德国的优势与称霸意图,防止美国在这个地区兴风作浪。对于中、法、俄三国来说,最理想的欧洲格局就是既不四海一统又不天下大乱,要过分庞大,不要过分复杂。不也11.中国的战略边疆地区——东南亚各国: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一个势力范围。东南亚各国是最自然和最合理的选择,因为中国在拉丁美洲寻求势力范围,是染指美国的禁脔,在非洲大陆寻求势力范围,是染指欧洲尤其是法国的禁脔,这都不利于中美和中法关系。12.以缔结多种三角关系来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综合上述,中国全球外交的最佳方案就是同时去缔结三个大三角关系,中法俄、中俄印与中俄日。只要能够实现一个,就是大胜利,就必将有利于其他两个

  大三角关系的缔结。13.关于外交战略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目标诸问题:(1)中国当前经

  济发展战略的诸多弊病(2)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目标应该是相对削弱美国的优势,击破发达国家的联盟。(3)关于国际经济和国防工业合作问题:经济合作并不仅仅是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合作。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事实上更为重要,且这种合作一般不会导致一个国家对而另一个国家的全面控制。(4)关于全球化、超国家的经济组织和人口过剩问题:中国政府应该马上行动起来,在一切世界性组织的讲坛上,高举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旗帜,对任何形式与内容的高科技恐怖反主义,制止种族清洗和人口灭绝的计划,促进一切弱势国家和民族的大团结,这对中国外交有极大好处的。总结:归根结底,中国的国家利益不要过于分散,因为中国的军事力量无法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加以保护。国只有走区中域合作的路线,走传统的联盟外交的路线,严密地保护本国的利益,削弱对手的优势。将区域化作为中国外交的努力方向。终结美国的霸权,建立各民族国家力量均衡基础上的新的均势,这将最大限度地符合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附录:抗争、妥协与合作的艺术

  中國政府不是为了对抗美国而与美国对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当然不应该将与美国对抗的政策僵硬化,中國政府尽量缔造一个有利于中美合作的框架,不使两国关系彻底破裂,这是完全必要的。中國政府的唯一目标就是促进本国的利益最大

  化,为此可以与美国合作。当然,如果美国对中国心怀不轨,中國政府就应该坚决无情地与之抗争。国和美国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妥协与中合作呢?当然就是其他国家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或者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消失的时候,其标志就是美国彻底放弃干涉中国统一大业,是美国彻底放弃台湾,是美国放弃围堵、遏制与“和平演变”中国政策的时候,如果没有这几个标志,就意味着美国的地位还不够虚弱,还是中国的头号战略对手,还有能力对中国造成最大的破坏,因此中国就必须继续大力推行均势外交以削弱美国的优势。

篇五:地缘政治分析理论框架

  但是随着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签订以后主权国家出现领土边界相对稳定领土的变动不再是个人口增长文化扩张的自然过程而在通过战争等手段强制方式予以实现的时代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生存空间以及把政治地理学当作自然科学的论说的科学价值就受到了损害

  地缘政治学各家学说

  政治地理学所研究的空间政治现象分三个尺度,即国家的内部的区域或地方的政治格局与关系,国家的政治地理特点以及国家之间的政治格局与相互关系。在第二章至第六章,我们分别从国家的起源、民族的形成、国家的空间特征和综合国力与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政党、选举地理来阐述国家级与国家以下的区域级的基本特征与空间结构。第六章是介绍各家的关于国家的政治地理理论。以下四章则是阐述国家级以上的国家间的政治地理。地缘政治学是其特征的规律性阐述与理论概括。由于国际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等实力与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其空间的格局亦有所不同,故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地缘政治论说。有时,由于角度与侧重点的不同,同一时期,有不同的地缘政治论说。另外,地缘政治学虽然是根据客观实际进行理论概括,但是由于人的思想现点、哲学思维、阶级立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不同,地缘政治学的论说亦受其影响。因此,各家论说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甚至,有的走上邪路,滑到为本国的侵略扩张服务的道路上去。为了先掌握些有关国际关系的背景知识,故本章放在第七章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之后。对第九、十两章来说,则是先学些规律性概述,为深入了解这两章打下基础。一、地缘政治学概念及其复兴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一词是在德国哥德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基伦(RudolfKjellen,瑞典)在其所著的《生存形态的国家》(1916年)一书中提出的。他吸收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的理论,并进一步发挥,建立了用地理环境来说明政治现象与事件的地缘政治学。当时,这一术语并未引起学术界与社会的注意。后来,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浩弗于1924年在《地缘政治学杂志》发表大量的地缘政治文章,并为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扩张制造理论依据和提供宣传工具。这不仅使地缘政治学突然之间为世人所知,同时也使作为一门新的学科的地缘政治学受到玷污,不仅其本身受到学术界的非议、社会的指责,几致身败名裂万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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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复的地步,而且亦使政治地理学受到牵连,较长时期遭受冷遇。直到六七十年代,世界形势的变化,地缘政治学又重新在学术界出现,而且在一些政治、外交的头面人物的言论中不断出现,特别是80年代经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外交家言论与文章中经常使用,已成为流行的政治词汇,这对地缘政治学的新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上述这种曲折的历史与过程,对地缘政治学一词理解亦有不同。例如,对Geopolitik与Geopolitics两词的说明。在1994年英国出版的人文地理学词典中对两词的说明就有差异。对Geopolitik的解释是两次大战之间德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政治地理学中的派别。该词源于瑞典学者基伦,他使用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和麦金德“心脏地带”概念形成其地缘政治思想,为德国的扩张主义的合理性提供荒谬的理论基础。对于Geo-politics一词,词典中称这是地理研究中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领域,它在说明国际关系结构中强调空间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它与Geopolitik不应混淆。在我国翻译英国学者杰弗里·帕克著的《二十世纪西方地理政治思想》一书中,为区别这二字不同含义,将Geopolitik译为地缘政治学,把Geopoli-tics译为地理政治学。其实,这两个字从渊源上讲,前者是来自德语,后者是前者英语译词,是同义的。只是其历史原因,产生上述情况,为避过去之嫌,而采用两词含不同之意。在我国采用两种汉语译词值得商榷。一来增加名词混乱;二来地缘政治学一词已有较早历史,而目前国内、外报章杂志已普遍使用,另用新词反而造成不便,误以为不同学科;三来同一学科的不同流派很少使用不同学科名称。近来,世界最有影响的《政治地理学》是英国学者泰勒(PeterJ.Taylor)所著,该书对前者加上“德国”称为德国地缘政治学(Germangeopoli-tics),以此表示其一定时间内德国的一种地缘政治学派。看来,其处理办法较为合理,比分为两个术语要好。关于地缘政治学的定义,英国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认为是,“从空间的或地理中心论的观点对国际局势背景进行研究,整体的认识。”这也可以说是,从全球的空间背景上来观察其政治的格局及各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这种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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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理空间尺度上,从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的总体上,来研究各主要国家间或各集团之间政治上的相互关系与格局的地缘政治学,简言之,即是全球的地缘战略学。在研究中,虽然对其相互关系的基本内容分别加以考察,但这是为保证达到对整体的清晰认识;对单个国家看作是一块块的砖石,但对其探讨的问题却正是这些砖石所形成的格局和结构。虽然其研究的主题和资料大量取自社会科学,但其使用的方法论与最终成果却是空间性的,地理的。英国的著名政治地理学家P.J.泰勒指出,地缘政治学在西方的复兴有三种显著的表现。首先,地缘政治学已成为表达全球大国间政治战略上的对抗与竞赛的通俗术语。这种现象的形成,在西方得力于像美国的总统尼克松、布什和担任过国务卿的基辛格及作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等政界头面人物,他们不仅在语言中、著作中使用该词汇,而且通过当前国际上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与战略关系表达其地缘政治的思维和见解。这种现象充分说明,地缘政治这个术语已摆脱过去那种贬义地位,成为表述世界战略形势与关系的简明概念之词和流行术语。其次,在学术界,地缘政治学已不再是荒凉、寂寞和无人问津的领域,而是政治地理学中的一个热门领域。这种现象特别是在东欧剧变、海湾战争、苏联解体、波黑战争等一连串国际重大事件与变动形势下,向政治地理学提出的诸多课题与研究领域。大学里,政治地理课也不是一门可有可无的课程,而是颇吸引人的学科,而物色合格的政治地理教员却成了难题。同时,从80年代以来政治地理方面著作有明显增加,特别是英国学者泰勒所写的《政治地理学》,从1985年到1993年已出了三版。由于其突破传统政治地理学的框架与结构,颇多创新,成为流行的地理著作与教材。另外,对30年代的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也能给予客观的分析与评价。关于地缘政治学复兴第三个标志是,欧美大国的政党、议会和各种政治势力与集团对影响自己国家利益的各种国际事件、变革和关系、格局十分敏感。其间并夹杂着彼此的政治利害关系,外交政策已成为竞选纲领的重要内容和非难对方的问题,甚至报刊辩论的热门话题。特别是在当前,政治、经济、环境、资源、和平等问题已息息相关,并把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地缘政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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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引起各国领导阶层、政治集团、学术界、社会公众的普遍关心。地缘政治学的出现,如果从这一名词的出现起到现在还不足100年,如果从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说出现起,也只刚刚超过百年,时间并不太长。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地缘政治的学说与理论亦有所发展,根据时间的发展与理论特点,大体可以分成以下三类:“国家有机体”论与海权论、心脏地带(即大陆腹地)与边缘地区学说,分裂的世界时期的地缘政治学。二、“国家有机体”论与海权论(一)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拉采尔关于国家空间增长的七条规律已作为国家的政治地理的理论加以介绍。其关于“国家有机体”论,实际是该论的总的概括,严格来说它是属于国家级的理论,而不是国际级的理论。但是,考虑到它后来成为德国扩展主义地缘政治学一个理论依据,所以,有必要进一步加以介绍与评述。在地理学中,研究国家的政治地理现象时,一些学者早就注意一些王朝的兴衰、国家的兴亡与地理条件的关系。例如,14世纪时,阿拉伯的地理学家伊本-卡尔敦(Ibn—Khaldun,1332—1406年)就提出这方面的见解。当达尔文(CharlesDarwin,1809—1882年)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出版,对科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对生物的进化论的解说,对统治了人们思想上千年的上帝造物的宗教神说以彻底地冲击,对环境与生物的关系给予科学地解说,其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已成为生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思想对社会科学亦产生很大影响。当时,社会科学界多接受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并把它运用于人类社会领域,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生物的进化。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H.斯宾塞等人。他们认为,社会机体类似于生物有机体,人类社会的变化过程也如生物进化过程一样,因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法则支配。因此,生物进化的规律也就是社会历史永恒的自然规律。由此出发,他们认为,在社会中、个体之间、群体、种族或民族之间当然存在着合乎自然的,必然的适应和淘汰过程。人类社会内的不平等、不同阶级的存在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这种思想被称为社会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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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主义。尽管这种思潮流行于一时,但是,进入20世纪后,则开始走向衰落。由于拉采尔本人受到生物学方面的专门训练,加上社会达尔主义的广泛影响,所以,他在其著作中,特别是1896年完成的《政治地理学》著作中,采用生物进化的理论,应用与生物的类比方法来研究政治地理问题,把国家比作有生命的有机体,从而形成其“国家有机体”论。除去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外,拉采尔还受德国先前一些地理大师们的思想影响。自康德以后,地理学总是与哲学有着密切关系。在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对人类作用方面,康德一直特别感兴趣。另外,康德虽然把地理学当成与时间科学的历史学相对而存在的空间科学,但是他又把历史看成是一种延续的地理过程。这种整体论的思想与见解在德国地理界深有影响。19世纪,洪堡和李特尔两位地理大师亦坚持地理的整体论。洪堡从变化无穷的自然景观来认识其中各要素的总体相互关系。李特尔认为,有机体的统一就像一个整体一样,由它自己的规律来支配。正是在上述两种思想的影响下,拉采尔也主张地球是一个整体,而人类只是它的主要部分。人类所以能成功,在其中生长和存在,正是因为人类也像生物的分布产生的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一样,是适应环境的结果。因此,拉采尔在其1897年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中认为,国家像生物一样,是一种生物有机组织形式,其社会行为遵循生物规律。国家也像生物一样,有一种相当于头脑的组织在操纵着自身活动。它与人的个体并不一样,是通过国家的某种组织的命令规则而运转以保证其功能的实现。拉采尔还认为,国家是有机体演变的产物,它像一棵大树一样,深深地扎根于土壤。所以,一个国家的特征必然深受其所提供生存环境的国家领土性质和所在区位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成就的重要条件就是对其所在环境条件的适应程度。同时,他认为国家有机体的生存和运行依赖于它所在环境,则如生物一样,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因此,“国家有机体”论和“生存空间”理论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因此,拉采尔认为,健全的空间有机体——国家——通过其领土扩张而增强力量是必然的。在国家存在的过程中,拉采尔也借用生物的生长、斗争、演变和衰亡概念于国家,藉以表述其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他把政治地理学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国家既然是依赖于土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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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载的有机体,同时也产生对土地的精神寄托,故区位赋予国家所占据的空间似独有的特性,因此,空间既影响着,又依赖着占有它的人群的政治特征。从世界情况来看,拉采尔认为,民族需要“大空间”以及有效利用大空间的能力。从美国的发展看,拉采尔感到,欧洲空间太小,在世界政治上将降到一个次要地位。历史将由占有大陆区域的大国,如美国、欧亚的俄国、澳大利亚,南美的大国所控制。但是,在大空间中,不仅有利的大空间与区位的不利条件之间存在矛盾,而且人口的数量、质量以及资源条件方面的差别都影响对大空间的利用。拉采尔的这种观点不仅影响德国的地理界,而且还对其他国家产生一定影响。其学生森普尔(E.C.Semple)1911年在美国出版了《地理环境之影响》一书,介绍拉氏的理论。拉采尔这种“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的理论在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衰落也受到学术界的批评。由于没有区别出作为生物的人及其组成的社会,虽然其发展和变化受环境条件的一定制约,但是作为社会文化的国家有其自身发展的社会规律,并不能等同于生物规律,更不属于自然规律。结果,拉采尔成为地理学中的环境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当然,并不能以此完全抹杀其在地理学与政治地理学发展上的贡献。关于“国家有机体”学说,本质上的比拟是错误的。虽然在形象方面反映了过去王朝的兴衰、国家的兴亡。特别是近代以前,大多数国家之间还缺乏明确的边界,而只是变动不定的一条带状的边疆时,国家的控制的范围与其实际力量的强弱有密切关系。所以,国家的领土、国家之间的接触地带是动态的。在这种情况下,反映国家力量与领土大小、边疆变动之间关系的“国家有机体”说尚有几分道理。但是,随着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签订以后,主权国家出现,领土边界相对稳定,领土的变动不再是个人口增长、文化扩张的自然过程,而在通过战争等手段强制方式予以实现的时代,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生存空间”,以及把政治地理学当作自然科学的论说的科学价值就受到了损害。虽然拉采尔坚持了科学的严谨,强调自己的见解仅仅基于生物学的类比,只是考虑人类和周围环境两个方面的关系,也没有完全接受自然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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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汰的观念,只是一个观察者,并没有推断任何政策,可是自己的学说却为他人利用,作为进行侵略的借口。(二)马汉的海权论马汉(AlfredThayerMahan,1840—1914年)是美国的海军军官、历史学家。他在海军服役达40年,在海军学院长期讲授海军史和海军战术课,并两度担任海军学院院长,写了大量的海军方面著作,其中著名的《海军战略》(1911年)是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1902年,他还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在本世纪初的第26届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任职时,马汉得到信任与重用,对美国海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而使美国海军力量跃居当时的世界第二位,仅次于英国。马汉的海权思想来源于历史。当其于1883年研读《罗马史》,特别是当他研究迦太基与罗马战争时,名将汉尼拔入侵罗马使其突然产生一种设想,他反问自己,假如汉尼拔改从海上入侵意大利半岛结果又将如何呢?经过其深思熟虑,深感控制海洋的重要,遂下决心对海洋战争进行系统的研究。通过对海战历史,特别是通过对英国海军的发展史及其对海上霸权的形成的历史的研究,不仅写出大量的著作,而且总结出自己的一套海权理论与思想。马汉从深入研究17至18世纪英国殖民主义的发展历史中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为提供本国工业发展所需资源与市场,大肆推行殖民政策,疯狂掠夺殖民地,称霸海洋的过程,给马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马汉首先提出了以“制海权”理论来解释历史,以此为中心论点,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年)一书,集中了马汉的海权理论。马汉写作的时代背景是欧洲帝国主义扩张进入最后一个高潮,美国正在向世界大国地位上升,他的思想适合了美洲帝国主义海外开放政策的战略需要。马汉海权战略思想的核心是:海上力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繁荣和安全至关紧要。马汉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联盟,如果充分控制公海,就能控制世界的贸易和财富,从而控制全世界。物质财富是国家强大、幸福的基础,而为了积累财富,一个国家就必须生产和在世界各地进行贸易。由于地球表面的大陆被海洋所包围,并且海洋运输比陆地运输廉价便捷,因而海洋是自然赐予的伟大公路。富有进取性的国家必须依靠海洋来获得海外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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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和基地。所以,一个国家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须能在海洋上自由行动,并在必要时阻止海上自由贸易竞争。为此须有一支在国内外拥有作战基地,并有庞大商船队辅助保障的、装备精良而训练有素的海军。马汉分析了海运与海军历史,尤其是英国势力在全球的扩展,得出了制海权的结论,特别是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对于大国的地位至关重要。马汉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英帝国的兴起与其成为海军强国同时发生。大英帝国把世界的主要海路变成了它的国内交通线。英国控制了世界上除巴拿马运河以外的所有主要航道、狭窄海域或咽喉要道,即那些可以从两岸容易控制船只进入或通过的狭窄水域:多佛尔,直布罗陀、马耳他、亚历山大、好望角、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和圣劳伦斯河的入海口。北欧的商船或穿过英国大炮把守的多佛尔海峡,或绕苏格兰北端而行,那里有英国海军守卫着。在地理上,英国和美国比德国和俄国享有更大的入海自由。海上运动比陆地便利,而且大陆块都被海洋所包围。有进入海洋之便的国家较之内陆国家有更多获得大国地位的地缘潜力。岛国比与他国接壤的大陆国家处于优势的航海地位。海洋国家结成联盟,多半是为了进行商贸,而不是为了军事、政治侵略。据马汉的分析,海上力量对于国家实力与繁荣至关重要。一个国家获得这种地位的能力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陆地形状、领土范围、人口、民族性格和政府政策六个条件。例如,英国和日本四面环水,若想成为大国就必须保持大规模的海军。这是因为对于海岸线长的国家来说,海洋就是疆域,对外国造成什么样的态势取决于它在海外的能力,英国的地理位置偏离欧陆背靠海洋,有助于其扩充军力,既适合出击潜在的对手,也易抵御入侵之敌。在1890年以前,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海军力量尚未兴起,英国的海上力量称霸海洋。英国海上力量集中在北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从而控制了欧洲列强的世界贸易。马汉还以英国为例,分析了一个国家要取得海洋大国地位的上述六条件。首先,是地理位置适中,靠近海上交通要道并拥有良好港口和基地。英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不必担心陆上的威胁,而把大量的资源用于建设海军。相比之下,一面临海的荷兰和两面临海的法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必须经常维持一支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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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常备陆军,从而消耗了国家的军备财力。另外,英国距欧洲大陆也恰到好处,既可打击大陆的敌人,或威胁北欧经英吉利海峡的航线,又可免于受它们的侵犯,当时英国控制了全球除巴拿马运河以外几乎所有的战略性岛屿、港口和海峡,获得了海上霸权。其次,是陆地结构合理,尤其是海岸线的性质和海岸地貌的状况。马汉认为,凡是疆界便于与外界接触的国家,其人民较易向外发展并与外界交往,如英国与荷兰,两国天然条件并不优厚,土壤贫瘠,气候不适宜于一般农业,但两国人民几乎完全以海为生,向海洋求发展,结果成为走向海权国家的推动力。第三,是疆域的大小。这里面存在一个人口、资源与国土面积须成比例的问题,否则国土大反而防御密度低,国家危险性增高。第四,人口较多,拥有相当多的从事海上职业的人口。第五,是民族特性,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海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致力于发展航海事业,推行海洋战略并建立海上强权的。第六,是政府意向,即国家是否有利用上述条件发展海上力量的决心和政策。关于海军战略,马汉总结出四要素。第一是集中和达到集中的方法;第二是中心线或中心位置;第三是由中心位置所表现出的内线运动;第四是海上交通对于军事供应与胜利的关系。马汉在《海军战略》一书中反复论述这四个要素的重要性。他认为,“集中的方法是海军战略的入门”;“威力的方程式是力量加位置”,占据中心位置就便于舰队实施内线机动,赶在敌方舰队之前展开于有利海区,海上交通线是支持海上作战舰艇的生命线,能否保持稳定的交通运输,对海战胜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海上的决战工具是战斗舰队。马汉认为,如能一战而击毁敌方战斗舰队,则制海权的获得则为自然的结果。他从英、法两国海军发展中,了解其战略思想上的差异。英国是以求战来争夺制海权的,法国则以避免会战以保存实力。结果是法国失败而丧失大量海外殖民地,英国则称霸海上,成为“日不落之国”。马汉认为,法国战略固然与其海军处于劣势有关,但其欲保存实力的策略处于被动地位亦有不当之处。马汉提出海权理论旨在从地缘战略角度,说服美国政府发展海上力量,他认为美国在战略上居于中央的地理位置,面对两大洋,远离欧亚大陆,拥有安全的工业基础并足以威胁欧亚海岸,具备了发展海上力量的地理条件。因此,美国若想从一个地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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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变成世界性强国,就必须发展海军。当时曾任海军部副部长、后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十分赞赏马汉的海权战略理论,聘请他任总统海军顾问。马汉使美国致力于开凿巴拿马运河,开拓夏威夷等海外殖民地,建立了远洋海军,使美国开始突破“孤立主义”政策,成为跨越新旧大陆的世界强国。从马汉提出海权地理战略的理论至今,已经一个世纪,科技进步使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发达的铁路、公路运输使陆军机动性大大增强,海权国家陆上基地的安全受到威胁,特别是二战以来潜艇、飞机的使用,更使岛国传统的安全观念产生了动摇,海军作战也越来越需要依赖空中保障。这些变化使马汉海权战略的世界观点影响相对减弱。此外,马汉的理论忽略了旧大陆地理和陆权的重要性。尽管如此,马汉海权理论的历史贡献深远。马汉的理论后来虽然被作了某些修改,但经过一个世纪的考验,其基本思想仍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特别是随着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开发和核动力水面舰只续航能力的增强,其理论的影响回升,并重新受到海洋大国的重视,对一些国家的战略决策起着影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承认,自己曾是马汉的“热心学生与信奉者”。他早年曾钻研过马汉的海权理论,并曾是美国地理协会理事。他深信,了解地理学对世界事务有重要作用,竭力克制美国潜伏的孤立主义。二战伊始,他先后提出了从“租借计划”、“大西洋宪章”到“北大西洋三角”的军政方略,证明了马汉海权论对他的影响是何等重要。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控制海洋就意味着胜利”;80年代中期美国军方宣布了其必须控制的16条世界海上航道的咽喉地段。这些事例从侧面体现了马汉海权论的影响。马汉的世界观点使他的著作对地缘政治学家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世界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亚洲问题》(1900年)一书中,它是一种欧亚中心论的观点。马汉认为,北半球的大陆是获得世界实力的关键。其南部以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为界,这里的商业和政治活动最为活跃。在北半球最重要的部分欧亚大陆内部,俄国占有统治欧亚洲大陆的地位,很难被外界攻破。不过,马汉指出,这种内陆封闭的地理条件利弊并存。他还提出,亚洲在北纬30度至40度纬线之间的地带,将是陆上大国俄国与海上大国英国冲突的地带。最后他预言,由于海上运动对陆上运动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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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英美联盟可以从围绕欧亚大陆的关键的陆上基地保持对世界的控制权。马汉甚至曾预言,有朝一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将形成联盟,共同对付俄国和中国。据此看来,马汉实际上早于麦金德就持有一种“世界岛”的观点,但他的海权论的地缘战略结论却与麦金德相反。马汉的海权地缘战略思想在德国、英国与日本都有深刻的影响。(三)基伦的《国家有机体》和德国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是瑞典政治学家R.基伦(1846—1922年)提出的。他是瑞典国会议员,在乌普萨拉大学任教。他完全接受拉采尔引入政治地理学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国家组织与人体的器官特性相比较:决策的中心城市首都是大脑,交通是人体的动脉,武装是为防御,自然资源是为供养生长所需之粮食。充分具备上述条件的国家就有能力最成功地控制它国。在1916年,基伦发表其“国家有机体”说。他对地缘政治学的定义表述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国家是国土、版图、领土或者最具有特征的领域的具体地域。”这一国家有机体从事争取生存和空间而持续斗争。唯有适者才能生存和成功。他还把国家看成是一种人格化的具有感觉和理性的生物,有出生、发展和衰亡的规律。空间被视为是成功的关键,所以,“生气勃勃而空间有限的国家遵守以殖民、兼并和征服手段来扩张其空间的绝对政治法则。”基伦还在其著作中阐述其国家五器官构成理论:政府构成,人口构成,社会构成,经济构成和地理环境构成。基伦还引入了人口质量,组成国家主体民族等方面内容以及道义能力、意志力,逐渐累积的国家心理力量,国家的强大是一个动态的心理的概念。基伦还认为,国家处在与它国经常竞争之下,大国扩大其势力以控制小国,世界终将只有几个巨大而强盛的国家。从上述分析,基伦看到欧洲各国的竞争,特别是东方俄国的扩张主义倾向,使中欧处于不利地位。其祖国瑞典亦处于危险之中。解救这一危险,不仅瑞典无能为力,而且北欧斯堪的纳维亚集团亦难以扭转这一趋势,唯一办法就是德国能成为未来日耳曼——北欧组织的中心,这样就会牢固地控制欧洲中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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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德国要担负其欧洲中心的力量的角色,就应当采用一个扩大的中央欧洲帝国的形式,它就要包括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成立以柏林-巴格达铁路作为它内部轴心的大邦联。同时,他也看到这个欧洲中心的力量是海洋世界化身的英国传统观念——只许有一个主人而不是多个主人——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号召德国应反对这个观念,并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新权力中心。当一战使德国陷入困境的1917年之时,基伦的著作及所提出的地缘政治一词由于译成德文在莱比锡出版而传入德国。基伦当时所用的“经济独立自助”(Autarky)一词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泛区理论产生起了作用。一战结束后,基伦的著作中的思想被德国一些政治学家、地理学家及民族学家所接受。卡尔·豪斯浩弗是其突出代表。他们使新的自然进化论的权威满足旧德国政治哲学的需要,使之成为德国恢复为世界强国地位的喻世箴言。这套东西不仅在德国,而且也在具有同样政治狂热与扩张野心的意大利和日本受到膜拜。这时的地缘政治学还注意于国家的成长与海上霸权的追求。这也可能反映了当时从西班牙经荷兰到英国海上霸权的兴衰和替代,并刺激美国对其追求。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产生的“国家有机体”论,不仅反映了原来破碎分裂的中欧终于经普鲁士的统一运动而成为中欧的新兴的国家,而且有机体的竞争与扩大,也为其追求大国及与英国争雄提供刺激。三、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区学说这里讲述的包括:英国的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美国的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区学说,以及德国的以豪斯浩弗为首的地缘政治学。后者为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它以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为核心,并结合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形成德国扩张主义的地缘政治学,而且其发展恰好介于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区学说出现之间,故于此讲述。(一)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华尔福德·麦金德爵士(HalfordJ.Mackinder,1861—1947年)是在牛津大学首开地理课程的英国政治地理学家,曾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英驻南俄高级专员、英国国会议员、英国航运委主席、英国枢密院顾问兼帝国经济委主席、皇家地理学会会长等多种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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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金德是19世纪向20世纪转变时代的人。在19世纪末,英国开始从工业经济顶峰下降,遇到了德国和美国的挑战,其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始遇到困难。在欧亚大陆上遇到帝俄的力量;在海外殖民地方面,特别是在非洲又与德、法发生争夺;对英国来说,其长期的海洋霸主地位又受到德国咄咄逼人的攻势,这种形势促使麦金德思想发生变化。麦金德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自由党的领导成员,但是,形势的变化,促使麦金德约于1903年改变其观点,转向保守党。此时,麦金德不再确信,伦敦的单纯的商贸资本积累能应付德国重工业生产力大规模增长的挑战。他转向保守主义立场,主张“关税改革”,利用这种办法来保护英国的工业所面对德国的挑战。另外,麦金德思想上注意全球战略,把地理因素与国际政治和战略结合起来思考欧亚形势,是受以下三件事的影响。第一是,20世纪初,德国海军元帅蒂尔皮茨(VanTirpitz)扩建德国远洋舰队的行动。蒂氏从1898年到1900年两次提出,建立德国规模更大,更现代化的远洋舰队,对英国造成很大威胁。第二是,英国在南非对布尔人的战争(1899—1902年)。第三是日俄战争(1904—1905年)。这些陆地与海洋国家间的竞争与战斗使其试图从更广阔的地理背景,更长久的历史视野,以某种程度的完整性来阐明和概括其间的相互关系,从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于1904年初在地理学会上宣读他的《历史的地理枢纽》论文。这是他的第一篇关于“心脏地带”地缘政治思想的文章。麦金德对影响世界的欧亚大陆的地理条件作了分析。在该陆块的中心,虽然点缀着一块块沙漠,整个来说则是个草原地带,是个内陆水系。其北面是广阔的森林与沼泽,气候寒冷不宜农业。总体来说,这里地势低平,没有山岭阻隔。这里就是麦金德在其文中所称的枢纽区域。在枢纽区的北面是冰封的北冰洋。其他三面则被一系列山岭、高原、盆地所组成的或宽或窄的地带所包围。在围绕枢纽的环形地区,即内新月形地区。其面向东面和南面的季风地带,一个是面向太平洋的佛教领域,一个是面向印度洋的婆罗门教领域。西面是受西风带影响的欧洲,是基督教领域。其西南的缺水干旱的中东地区,是绿洲、沙漠、草原相间,为欧亚水陆交通的关键地区,为伊斯兰教领域。在内新月形地区以外,麦金德称为外新月形地区,它包括欧亚大陆边缘的英国、日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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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诸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以及大洋洲和南、北美洲。在历史上,从枢纽地区出发的草原游牧民族则多次严重威胁其边缘的内新月形地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3世纪兴起的蒙古人。他们西进直达东欧,并在俄南草原建立金帐汗国;向西南,经伊朗、伊拉克直到叙利亚,建立伊勒汗国;向南入主中国中原,建立元朝。当时,欧亚大陆大片地区,俄国、波斯、印度和中国不是在蒙古王朝统治下,就是其属国。在欧洲,东欧与枢纽地区相毗邻的是平坦的地区,有两条道路可以由东进入欧洲中部。这就是喀尔巴阡山北面的波兰平原与喀尔巴阡山南面的多瑙河谷地。通过这两条道路进入欧洲的游牧民族有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蒙古人、卡尔梅克人,这些人从中亚经乌拉尔与里海之间隘口而来。另外、欧洲还受到从中亚来的突厥人,他们经小亚细亚进入东南欧也对欧洲造成威胁。产生草原民族向外出征的原因在于,他们利用了马与骆驼所带来的机动性的优势。欧洲在历史上多次遭到这些骑马民族的入侵。正是在这种外来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形成了一个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才实现欧洲的文明。麦金德在该文中提出:“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亚洲和亚洲人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这是哥伦布以前时代的情况。在哥伦布时代,西方利用海洋的机动性,突破欧洲范围,发现通过好望角达到印度及远东的中国,通过舰队不仅建立了制海权,还在欧亚大陆内新月形地区和外新月形地区建立大片殖民地。实际上,可以说是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枢纽区。在与西方向海洋发展的同时,俄罗斯组织起哥萨克人,沿北部森林边缘穿过西伯利亚直向亚洲东部,从而管辖了草原区。这两种力量的发展抵消了枢纽地区游牧民族所在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这就是哥伦布时代欧亚两洲的战略形势的变化。从20世纪开端的,麦金德所说的哥伦布以后时代,蒸汽机车的发明,铁路修建,特别是横贯大陆的铁路改变了陆上强国的状况。铁路在草原上创造了更伟大的奇迹,因为它直接代替了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在政治上,现在的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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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地区是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的,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麦金德问道:这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地区吗?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冲击。针对这种形势,麦金德的结论是:“在全世界,它(指枢纽国家)占领了原由德国掌握的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除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出击,也能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它的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而已。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而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面对这一可能出现的形势,作为海上强国的英国如何采取对策呢?麦金德在该文中提到:“这样一种事态的威胁,必将推动法国与海上强国联盟,于是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就会成为这么多的桥头堡,外部的海军可以从这些桥头堡来支持陆上部队,迫使枢纽联盟也部署陆上部队,从而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舰队。”关于其对枢纽地区的战略分析,及其对策的地缘政治研究,麦金德说:“我是以一个地理学家的身分来讲这番话的。在任何特定时间里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当然一方面是地理条件——既有经济的又有战略的,另一方面也是对抗双方国民的相对数量,活力、装备和组织的乘积”。“在计算时,地理的数量比起人文的数量来可以更好地测定,更接近于稳定不变。”麦金德的这篇论文反映了其对大英帝国的忧虑。早在1890年麦金德就已推断,“地理上的优势平衡很可能已经向不利于英国的位置倾斜,而她只是靠惯性力来维持自己的位置罢了。”这些是对不列颠领导大声疾呼:该是起来对抗这一即将来临的危险的时候了。为了海上国家利益,要和充当陆上桥头堡的法国联合起来,并要力促德国放弃参与枢纽地区政策的任何企图。所以,该论文是其时代的一种反映。在学术上、麦金德这篇地缘政治学作品主要贡献在于,他是以全球战略观念,将时空结合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世界形势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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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把地理学变成国际政策与战略的重要辅佐的开创者。他的陆权可以迂回海权,甚至战胜海权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已不是什么奇特之论,但在海权全盛时期却曾使西方大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不能不为之一震。他在该文中的两个主要战略观点至今仍有影响。一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另一是认为俄国的扩张与收缩对世界有极重要关系。当然,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思想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由他维护英帝国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当时科技发展的条件等原因所决定的。一战的结局是德国的彻底失败和俄国的革命。当时,英国与法国结盟,陆地上有西线与德军激战,海上靠舰队实施封锁,并在美国参战情况下取得胜利。正当1919年在巴黎举行解决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时,麦金德发表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文。该文是他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提出“枢纽地区”概念15年后对此地区战略意义的新认识。根据一战的实际与俄国革命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其看到东欧的重心已从彼得堡转移到柏林。在战争中,德军已进入濒临俄国的波罗的海东岸至南面乌克兰临接的亚速海、黑海一线,因而德国有可能东进并取代俄国而为该地的强国。尽管德国处于战败国地位,但是以柏林为核心的普鲁士组织机构,已成为德意志国家的基础。普鲁士传统的力量已占上风,它将把德意志民族引向军国主义道路。从地缘政治出发,枢纽地区不管在哪个国家控制下,它也会像俄国人那样在同样地理制约下运转。在战争中,海洋大国虽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但英国的衰落,德、俄肯定会恢复,他们会一起或单独对海上诸国再次构成威胁。麦金德并不被一战中,海权与陆权国家战斗中,陆权失败、海权胜利,证实马汉的海权论的乐观态度所影响,仍然坚持其陆权优势的信念。他抱着其一直存在的忧心,写出其新作,目的是使有关国家的领导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文中,他修改了原来的枢纽地区的范围。他根据对海洋大国进入能力的重新评价,把枢纽地区的范围向西扩大。在名称上他使用“心脏地带”(heartland)代替原来“枢纽地区”(pivot-area)。同时,他将“心脏地带”与东欧的地缘政治意义归纳为三句名言:谁控制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心脏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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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其中,世界岛是指欧、亚、非三大陆。由于其连成一体,从世界整体看,只是一个大岛而已,所以称为世界岛。东欧是俄国从心脏地带进入中欧、德国进入心脏地带的通道,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东欧是一个多民族地区,长期处于中欧大国与俄罗斯影响之下。巴黎和会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分别成立许多新国家。如要确保这些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不为占据“心脏地带”国家用作向外扩张的通道,就需要设法阻止这种地缘政治趋势的出现。一战后,在巴黎和会上,对世界形势的对策的两种倾向十分明显。美国代表的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而法国所持的则是极端的现实主义。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宣布的“十四点”纲领,并且通过国际联盟的国际组织维护和平,反对战争。而法国则主张制定一个保持德国持续软弱而求得法国的永久安全的政策。在英国,既存在理想主义,又存在现实主义,如何使二者统一起来?在这种背景下,麦金德写出其题为《民主理想与现实》一文。他的想法是,首先英国必须与美国和其他海上国家结盟,来寻求保持英国的优势,其次,东欧小国通过联盟给予某种集体均势力量来阻止大国的野心。麦金德的文章及其名言的警句的目的在于,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的胜利就在于不受这种唯宿命论的左右”。二战的爆发,德、意法西斯结盟,横扫西欧,征战北非之后又挥师东进入侵苏联。英国与美、苏结盟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的现实,使年已82岁的麦金德于1943年发表其《周围的世界与赢得和平》一文。他看到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在历史上首次由一支庞大精锐的驻军守卫。而且两次大战中,都是心脏地带国家与海上强国结盟的事实,他因此对其原理论作了修改。他看到“一个聚集在北极地区附近的环形地带”,是由陆中大洋(即北大西洋)与心脏地带组成。这个从美国的密苏里州到苏联的叶尼塞河的广大地域,形成地缘政治上的大地支撑点。他称此为他的“第二地理概念”。它是北半球的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联盟的结果。要维护和平就必须有持久的联盟。不过,战后的冷战局面使麦金德的设想失去其光辉。尽管战后的国际形势走向冷战,但是其对地缘政治所形成的时空现象统一的整体观,心脏地带的天然堡垒概念作为其重要遗产而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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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区学说美国长期在门罗主义影响下,不大介入欧洲诸国的事务。但是,一战的现实使其不得不参与战斗。在战争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对参与国际事务持理想主义的态度,但是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想仍然占上风,参议院既拒绝批准威尔逊已签了字的和约,又不批准参加美国建议所组织的国际联盟。二战的形势发展,威胁到美国在世界范围的根本利益,美国遂参加了大战。正是这种形势的需要与30年代欧洲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的盛行,使美国出现一批地缘政治学家,开展了地缘政治研究。其中斯皮克曼所提出的“边缘地区”学说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对现实亦起着重要作用。斯皮克曼教授是美国40年代初的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当时,正值二战时期,美国亦刚刚参战,战争吸引了全体美国人的关心。斯皮克曼除了发表著作以外,还作了大量的讲演。不幸,在战争还未结束的1943年6月病故,未来得及将其形成的地缘政治思想写成专著。但是,他的同事们根据斯皮克曼教授生前的著作与讲演稿进行整理编写成《和平地理学》一书,于1944年出版。由于当时地缘政治学中,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十分流行、影响很大,可是斯皮克曼却提出与心脏地带理论相反的理论,即边缘地区学说,所以引起学术界和人们的兴趣与注意。1.对麦金德理论的分析:《和平地理学》首先分析麦金德心脏地带学说不足之处。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是具有陆上交通的优势与经济潜力高的地区。在气候上,苏联虽然面积相当大,但其耕地面积所占比例很小。农业生产的中心仍在西俄罗斯,而不在西伯利亚,并不具有巨大的农业生产潜力。从矿产与能源看,目前资源仍然集中在乌拉尔山以西。虽然苏联政府尽了很大力量将工矿业向东部转移,但很难对其实际与潜在重要性作全面估计。该地的铁路、公路与航空交通均有发展,但气候、地形与距离等条件仍是发展交通方面重大障碍。其实力与距离的反比例规律在此地仍然有效。在最近的将来,中亚无疑仍然是一个实力潜力相当低的地方。对麦金德所指的内新月地区,即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来说,无论是从人口、工农业生产条件,一般都比心脏地带要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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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从欧亚大陆的形势看,麦金德认为,大陆心脏地区的游牧民族部落为俄国有组织的实力所取代时,向外压迫边缘地区国家的势态仍然存在。在19世纪时,其向边缘地区扩张及寻求出海通道为不列颠海上势力所阻拦。不列颠帝国建立的包围欧亚大陆的形势,是由其海军控制周围海道而实现的。麦金德深信,欧洲大陆上的冲突也一定循着陆海势力对抗形式。这是19世纪的英、俄冲突的形式。斯皮克曼认为,从20世纪初开始,即在麦金德1904年与1919年文章中,强调俄国陆上势力与不列颠海上势力之间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的对抗的观点。但是,事实上,两国的对抗从来就不是不可避免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拿破仑战争、一战和二战中,不列颠帝国和俄罗斯两国都是站在一起反对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所控制的边缘地区的侵略国家的。从历史看,总是某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大不列颠对抗,而另一些边缘国家和俄国,或者是不列颠和俄国一道对抗一个统治边缘地区的强国。因此,麦金德强调东欧和心脏地带的战略重要作用的三句名言是错误的,是缺乏历史与现实事件依据的。2.美国的战略利益:从美国情况看,《和平地理学》一书提到,美国在30年内已两次卷入战争,对美国的安全威胁都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眼看要被一个单独国家所统治之时。1917年,一战中的德国在结束与苏战争时,似有可能独霸欧洲。日本在远东于1915年借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1918年又入侵西伯利亚。如果不遇到抵抗,德、日有可能分别占据欧亚大陆东西两个边缘地区。日、德两国后来仍然坚持其侵略扩张行动,分别从1931年和1939年开始,并通过二战,使其扩张地域达到高峰。日本控制范围从中国东北直到新几内亚岛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托雷斯海峡;德国则从挪威直到北非的西海岸。二战的进程表明,欧洲的势力均衡对世界的重要性。麦金德亦对心脏地带概念作了修改,承认边缘地区的重要性,承认了英、美、俄为防止德国扩张而进行合作的必要性。心脏地带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能够控制欧洲及左右世界未来和平的只有英、美、俄三国形成的海陆势力的联合。《和平地理学》一书对保卫世界安全的战略进行了分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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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来看,各个战线和各个战区都是相互联系的,彼此构成一个整体。虽然欧洲和亚洲的远东分成两个战场,但它们是整个战场的两个部分。战争的总战略须从世界实力中心之间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实力中心有北美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欧洲的沿海地区、欧亚大陆的远东沿海地区以及印度地区。在这些地区之间的地理关系中,西半球的实力中心能够为一种联合的欧亚潜在势力所压倒,因为欧亚联合的潜力拥有十倍于美洲的人口和两倍半的土地。即使新世界工业生产力与旧世界几乎相等,但一旦欧亚边缘地区联合,包括美国在内的美洲就处于被包围之中。因此,不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为了美国利益,须防止上述形势出现。为取得战争胜利,美国须改变其百年来实行的单纯依靠海上实力的传统政策,必须参与陆战,须与陆上大国配合。而这次大战,幸而有苏联与中国参与,并提供陆上根据地,便于从那些地方开展陆上战斗。二战以来的实践证明,海军如无空军的支援与配合,难以单独参加战斗与发挥作用。而空军在航空母舰的配合下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仍不如陆上的基地来得重要。只有不断延伸的空军基地才能使空军活动范围不断向前推进。这样才使战斗机保护航程始终能配合战斗需要。反过来说,空军就是飞机加基地。基地需空军保护,亦需陆、海军保护。现代战争需海、陆、空三军配合,同时亦需后勤支援。后勤工作需要各种交通工具,没有确保物资供应的交通线,就无法取得现代战争的胜利。二战有两个主要战区,每个主要战区又都成三角形、每个三角形又都有两个海陆两性的边与一个大陆边。苏联介于两个战场之间,有完整的陆地领域彼此相联;美国亦介于两个战场之间,但需分别跨过大洋,进入海陆两性的边参加战斗。对德、日来说,他们既要开展陆上战斗,又要开展海上战斗,也是要进行两个方面,两种类型的战斗。虽然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对他们的最大不利之处,企图在时间上错开,即在某一段时间内,只进行一个方面,或一种类型的战斗。可是,他们并未成功。德国先向东打败波兰,继而向西击溃法国,还在同英国交锋时,又转而向东进攻苏联。原来,德国想击败苏联,以整个欧洲陆地为基础再进行海上战斗。结果,进攻苏联失败,反而陷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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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受敌之境。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也是未能解决在中国的战斗,不但不能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也是不得不在两个方面进行战斗。如果没有苏联与中国在大陆战场的力量,则美国在欧洲沿海地带和太平洋的岛屿上登陆也不足以击败德国和日本的势力。美国在这场战斗中,不仅在欧陆边缘与太平洋诸岛上同德、日展开战斗,而且还要运送相当数量军需物品以支援苏联和中国对德、日的战斗。但是,由于这两个战场的正面战斗使外来供应路线极其困难。北冰洋的冰封和西藏高原的高山给予这种供应极大的限制。3.“边缘地区”理论与美国策略:在《和平地理学》一书中提到,东半球的势力冲突有四类:一是在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区之间,二是在边缘地区内的各势力之间,三是海上势力与大陆沿岸之间,四是西半球的参与。历史上,草原民族对边缘地区的袭击,斯拉夫民族和条顿民族对东欧争夺,以及近代英、俄及土耳其与俄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抗,中、俄在边界地区的矛盾都属于第一类冲突。第二类冲突有西欧、德、法之间的力量平衡与矛盾。第三类冲突如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第四类如两次大战中美国的参战属之。美国对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有可能被一个强权国家控制的情况下才参与的。如果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真的被强权国家所完全控制、则美国等于是被处在两洋以外的大陆所包围,届时,美国就会处于危险之中。每次参与发生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战争,不仅需海上强国的配合,而且还需陆上大国的协同,使美国可以方便地使用其海、陆、空的基地,同陆上国家一起取得战争胜利。根据两次大战都发生边缘地区,而且都是通过海权与陆权国家联合击败边缘地区国家的现实,加上边缘地区在经济、人口等方面的力量都超过心脏地带的条件下,斯皮克曼认为,麦金德对心脏地带地缘政治的战略地位估计是错误的。于是,他在《和平地理学》中提出:如果归世界的强权政治需要一个口号的话,就必须是“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着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针对这种形势分析与估计,要防止边缘地区强权大国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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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所产生的威胁,对美国所应当采取的对策,《和平地理学》书中提出:尽管有一个共同承担义务而结合在一起的国际组织,美国仍将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因为一个大国不讲究实力就意味着终究要被征服和灭亡。战后,美国与英国、苏联仍应合作才能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础。为了美国对安全制度有执行义务的能力,三大国间形成均势,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安全事务的参加者的美国,为维持地区实力平衡,需在边缘地区建立必要的军事基地。由于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区学说是在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与战争的形势发展不相符合之时,而且在美国以其巨大优势参与战争情况下形成的学说。因此,该学说符合当时战争发展的现实,其所提出的政策亦适合美国走出孤立主义,要在世界事务中建立其主导地位的步骤,故对美国战时与战后的对外政策亦有一定影响。(三)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这对德国的扩张主义是一次教训与打击。自从德国于1871年统一以来,德国就迅速崛起于欧洲,成为欧洲大陆20世纪初经济和军事最强大的一员。从俾斯麦于1862年担任首相以后,历次对外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激起的战争狂热和国家统一及经济发展所激起的与英国争霸世界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野心驱使其发动一战。但是,战争的失败不仅使其海外的殖民地丧失殆尽,而其本土亦有所损失。因此,部分德国日耳曼人则成为异国他乡的少数民族。战争赔款的沉重负担,加上30年代的国际性大萧条,德国受到打击最大,生产衰退、工人失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种种困难面前、凡尔赛和约带给德国的屈辱地位,则反而激起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加上原来的普鲁士的黩武精神,则为法西斯势力所利用。后来,希特勒上了台,就把德国引向战争复仇主义的道路。在德国实行侵略扩张主义政策中,地缘政治学则为其重要理论武器之一,形成了当时的德国地缘政治学。1.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思想:德国地缘学的中心人物是卡尔·豪斯浩弗。他在帝国的军队中晋升到少将,并担任过德国驻日使馆武官。一战后,他在慕尼黑大学讲授过地缘政治学与军事地理学。他越来越被地理和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所吸引,并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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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伦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和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信奉国家的区位和领土特性是决定其命运的主要条件。他于1924年创办《地缘政治杂志》,并首任主编。随后又创办《时务评论》英文版传播德国地缘政治思想。在其周围也就集中了一大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鼓吹者。在慕尼黑发展起来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是通过运用地理空间和地域透视,把历史、经济、政治和自然科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综合产物。地缘政治学变为一门科学和艺术,其目的是通过对一个国家的形态学观察和它的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来认识一个国家的动态运转情况。在对国家看法上,他们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国家看作是那种具有被基伦大致刻画出了特性的有机体。在国家的生存中,生存空间的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国家有机体的生长和发展有赖于对生存空间的获取,大的生存空间又给予国家以更大的动力,民族文化的传播是征服空间的最有效的方法。国家组织必须经常通过显示它对占有空间的利用,来证明获取更多生存空间是合理的。除上述论点外,豪斯浩弗还把一个国家空间结构的关键特征,例如,首都、国家的吸引中心、权力范围、文化动力及边远地区的成长等,称为“地缘政治的气压计”。关于德国的扩张,德国地缘政治家们的信念是:任何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强国是依靠了地理条件。一个有生机的国家的人民,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选择了”他们去执行征服的使命。他们认为,凡尔赛和约分割出去的德国的国土必须归还德国,而且经过长期发展,全部日耳曼人必须结成一个单一的国家。根据德意志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空间分布,德国生存空间扩张方向被认为是东方。凡尔赛和约在德国的东部所竖起的是一道由许多人为的小国组成的,它们被认为是阻止德国东扩的一条可恶的魔带,是必须铲掉的屏障。关于德国的战略地位与对外扩张战略,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们则充分利用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中,东欧与心脏地带的重要战略作用,以及陆权与海权的对立来作为其理论依据。德国地缘政治学家鼓吹其欧洲战略是在海上列强与陆上列强共同支配世界的背景下所采取的战略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正是这两大势力结成暂时联盟的结果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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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东方,占有心脏地带的俄国现已转变成苏联,现已成为“事实上的占据者”。根据拿破仑进攻俄国的失败的事实,证实用武力对待“心脏地带”是危险的,豪斯浩弗等人认为,苏联在地理上曾被肢解,它也受到西方的反对,是一个被遗弃的国家,因而它有可能与德国组成一个“被排挤的大陆联盟来反对国联的海权统治的世界强权”。所以,对苏联不是树敌而是结盟,“控制心脏地带不是靠征服,而是靠外交和秘密手段来完成。”对其西边的海权国家英国,德国地缘政治家早在本世纪20年代就已指出,“大英帝国是首先要对付的天敌”。在考察了英帝国权力的基础之后,人们越发断定,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走过了它的历史顶峰。这个帝国的广阔的面积,地理上的支离分散和不纯使其愈加笨拙,难以控制。豪斯浩弗认为,英国“它的空间控制并非无敌……它已变为我们当代的一个最成问题的政治结构”。这使他预见到,英国会由于“在地缘政治上饱和”的结果而被瓦解。在空中力量发展的时代,已不利于海洋国家。英国已处于易受到大陆空袭的地位。因此,豪斯浩弗认为,海权优势现在已告结束,未来应由陆权势力支配。所以,德国将会同它发生较大范围的对峙。在这种对抗发生之前,首先需要处理与法国的“大陆问题”。为了对抗盎格鲁-撒克逊人霸权挑战,豪斯浩弗认为,日本必定是朋友而不会是敌人,日本、俄国和中欧帝国联合起来的力量将坚不可摧,它们是“唯一能够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监护,以及保卫自己势力的集团。”关于与英国争夺海权问题,豪斯浩弗引用拉采尔的话说:“只有海洋才能造就真正的世界强国。跨过海洋这一步在任何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在陆权与海权关系上,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认为,陆权建立必须先于海权,而且在寻求建立海权势力之前,需要巩固陆权势力。在中欧的南部,地中海被意大利认为是“我国的海域”,是墨索里尼要以意大利为中心创建新罗马帝国的命定空间。对地中海在德国的战略上的意义,德国地缘政治学者是清楚的,豪斯浩弗就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多少征服者都没能控制着欧洲,这首先要归咎于未能控制地中海。其对意大利能否实现其抱负的信心不足在于认为意大利的经济基础过于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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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全球泛区的观点:在德国地缘政治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关于全球泛区(pan-region)的观点,它反映了德国地缘政治学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及德国地缘政治学对世界政治格局的设想,它也成为德国地缘政治战略的目标。泛区思想的来源,一是基伦的“经济独立自足”的思想。在现实中,大英帝国在其为首的自由贸易体系崩溃以后,世界逐渐转向关税壁垒的经济集团体系。英国的殖民体系就通过帝国特惠政策来加强其控制及维持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德国在一战后失去了其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关于殖民地的重新划分和德国的生存空间扩展引起其对更大范围的思考,对全球经济区与地缘政治的泛区的联系。另一来源是思想意识的思考。豪斯浩弗说:“没有思想意识的内容,帝国主义很快就会一个个地死去。”他把泛区定义为:“在空间上寻求显示其自身存在的超民族的全球性思想。”其列出的主要泛区思想有泛美、泛亚、泛俄罗斯、泛太平洋、泛伊斯兰以及泛欧思想。这些泛区思想的地域范围最初是模糊不清的。通过区域核心使泛区向外扩展,使其空间具体化。最后,大生存空间形态的轮廓清晰了,这时可以预期会产生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在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以前,德国地缘政治学家所划分出的世界泛区有四个。(1)泛美区:南、北美洲联合,以美国为主导;(2)泛亚区:从东北亚、东南亚至澳大利亚实现联合,以日本为主导;(3)泛欧区:使欧洲与非洲统一,以德国为主导;(4)泛俄区:以苏联的领土加西南亚及印度,以苏联为主导。豪斯浩弗的这种生存空间的设计,实际上是以大国列强为中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设想。这种泛区划分对于战前德、意、日轴心国的世界战略确有一定影响。德国在1941年前的向东进占东欧,向西击败法国,向南进入北非,其行为与泛区构想是一致的。二战中,日本在东亚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亦是这种泛区思想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该泛区图上,盎格鲁-撒克逊的海权国家中的大英帝国已不存在,分别为欧、亚、俄三泛区所瓜分。而美国则以单独泛区存在。这反映德国地缘政治学家承认,美国及门罗主义存在,试图使美国与英国分离,及不要插手欧洲事务的一种战略。二是,在德国进攻苏联后,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的泛区图发生了变化,泛俄区已不存在,其原来范围中的南亚与勒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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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以东地区并入泛亚区,其余地区全部属于以德国为主导的泛欧区。这样,泛欧区就成为三个泛区中面积最大,而且横跨欧、亚、非三洲,它包括了麦金德所说的东欧、心脏地带全部与世界岛的绝大部分地区。它反映了德、苏两国在心脏地带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该泛区的划分,不仅每个泛区都包括不同的自然地带,而且各有其核心与边缘。随着德、意、日轴心的失败,其设想主导的泛区亦随之消失。3.德国地缘政治学与纳粹的侵略决策:由于德国地缘政治学与德国纳粹有着相当深的联系,随着德国纳粹的侵略行为及其失败,希特勒及其党徒遭到世人唾弃,不仅德国地缘政治学,而且政治地理学亦受牵连,一时成为非议的对象,甚至处于衰落之境。近些年来,通过研究与重新评价得到公正的对待。德国地缘政治学关于德国在一战后的环境下,所形成的那种充满扩张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潮出现在先,而德国希特勒纳粹党的得势上台在后。纳粹党在德国的兴起及掌权,毫无疑问是利用这种扩张主义的地缘政治理论作为自己的重要思想武器与策略依据。在其上台与掌握政权之后,当然会支持这种扩张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想,从此以后的德国地缘政治学亦失去其客观性,多与第三帝国的政策相联系。关于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者,特别是卡尔·豪斯浩弗与纳粹领导的关系,经研究比过去传闻小得多。由于后来成为希特勒副手的鲁道夫·赫斯曾是卡尔·豪斯浩弗之子阿·豪斯浩弗的同学及选修过其地缘政治学而有较多交往,并经常讨论有关地缘政治方面问题。通过赫斯、豪斯浩弗曾与第三帝国的其他头目有过接触,但与希特勒接触极少。到1941年赫斯只身驾机去英以后,豪斯浩弗亦中断了与纳粹上层的联系。豪斯浩弗之子阿·豪斯浩弗曾作过赫斯的对外政策顾问,及里宾特洛甫办事处助理,对第三帝国对外政策曾有一定影响。但欧战爆发后,由于政策上的分歧,阿·豪斯浩弗参加秘密反战组织。1944年反纳粹政变流产,因其参与而被捕,1945年遇害。关于卡尔·豪斯浩弗的地缘政治思想与第三帝国的重大决策,据近来研究发现不少并非一致之处。这在东方政策上表现得明显。德国地缘政治学是用麦金德“心脏地带”来为德国扩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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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服务的。作为中欧陆上帝国的战略关键在于反对海上霸权国英国。其对东方的政策是,通过与那些从西方体系中被排挤出来的国家结盟,建立一个与之匹敌的势力。对其东部各民族,则利用其与德国的天然与互利关系建立一种共栖关系。对苏联,应吸取拿破仑教训,是结盟而不是树敌。对东方的日本,德国应使之成为实现分裂大英帝国的亚洲盟友。总起来讲,其对东方的政策就是把日本、俄国和中欧帝国联合起来。这与纳粹实际实施的、兼并位于德国东面的生存空间来巩固德国统治的中欧,把苏联作为其生存空间战略中获取最大领土目标,而施以进攻,以及早期的与日本结盟以反对苏联是不协调的。卡尔·豪斯浩弗于1945年底对盟军采访者称:希特勒一伙人根本不明白德国地缘政治学。这既是对第三帝国头目的错误政策失败的愤怒,也是对地缘政治策略未能实施的惋惜。正是这种复杂的心态产生的绝望,使卡尔·豪斯浩弗于1946年自杀身亡。关于德国地缘政治学,正如英国学者杰·帕克在其《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一书中所说:“在一战后……一种更加广泛的国际主义的时候,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则走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它充当了“日耳曼精神”知识赞助人角色,成了领土扩张的辩护者。……他们走得太远了,以致于他们的地理哲学也同其他许多人一道随之遭到毁灭”。四、战后分裂的世界时期的地缘政治学二战结束后,世界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格局的现实情况并没有出现麦金德所设想的在北极附近由陆中大洋与心脏地带组成的环形地带,实现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为持久和平组成的联盟,也没有出现斯皮克曼所预想的由美国、英国和苏联合作以防止边缘地区强国的出现而建立的有效的安全制度。相反,出现了新的对立,成为冷战中的地缘政治上的两极体系。原来的战时的同盟与合作分裂了,形成了分裂的世界。这种分裂的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的特征虽然也发生变化,但基本特征并无大变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海权与陆权的对立,也反映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区学说那种相近的地区战略格局。其次,这种格局虽然相互对立,在全世界范围内你争我夺,也在局部范围出现相当规模的热战,关键地方发生严重的核对峙,但并未发展成为超级大国之间的热战,也未出现世界性的大战。从40年代中开始的,这种两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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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峙的分裂的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终于随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而不复存在。(一)冷战后两极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二战终于在1945年5月与8月以德、日法西斯的投降而结束。虽然美、苏、英、法、中5国是5大战胜国,但是,实际由美、苏、英三国掌握着局势,控制着一切。美国不但海军完全控制着大西洋和太平洋,而且陆军在欧洲一直推进到易北河。在亚洲,则完全控制着日本。苏联在欧洲追击德军越出国境,进入东欧,抵达易北河与美、英联军会师,控制着柏林至亚得里亚海一线以东的地区。在亚洲为打击日军,曾进军到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在上述形势下,苏联在欧洲不但恢复了其沙俄时代在东欧所占据的地区,而且进入了中欧,这里既不是一战前俄、德、奥三国在东欧对立的形势,也不是二战前,苏、德之间许多与其他国家结盟的小国所形成的受到牵制的形势。现在则完全处于苏联势力范围内,而又在共产党政权之下,那里与苏联形成紧密联系,使西方无隙可入。这种情况,在麦金德的三句名言中,苏联的地缘政治格局已完全占有前一句半话的条件,成为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在历史上它首次由一支庞大精锐的驻军守卫。”另外,在东方,苏联从二战中获得了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可以自由地从亚洲的东北进入太平洋。可是,最重要的是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于1950年与苏联结成联盟,使欧亚大陆的东部的边缘地区加入了心脏地带,结果从太平洋西岸直到易北河成为一个整体。它占世界人口约1/3,面积约1/4。这样一种心脏地带加东欧与欧亚大陆东部边缘的庞大地缘政治力量是空前的。从美国来看,自实行门罗主义以来,美国就把拉美视为自己的后院,反对任何外部势力插足。通过二战,美国在大西洋、太平洋,以及欧亚大陆的东、西边缘地区和北非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加上英、法及其殖民地,可以说麦金德所划的内、外新月形地区已全部受到美国“控制”。这种地缘政治格局就是罗斯福所说的“第二次天赐良机”,使美国去主宰世界。英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是战争已使其极端虚弱,国家十分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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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夹在美、苏两大势力之间,只能在欧亚大陆的南部边缘,从地中海经中东到印度一线维持其力量,成为最弱的一环。由于英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不足,对希腊和土耳其难以继续支持下去,只好由美国趁虚而入。在这种格局下,苏联想巩固其势力范围,美国要扩大其边缘地区影响地域,英国要保持其原来地位。彼此相互矛盾的欲望,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英国的鼓动及在美驻苏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发回的电报(1946年2月)提出对苏实行遏制战略的促使下,遂形成了美国全面遏制苏联“扩张”的杜鲁门主义。这种对立的两极地缘政治结构,往往赋以陆权和海权、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区、东方和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极权政治”和“自由世界”、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美国集团和苏联集团等等,反映彼此之间的裂痕与各全方位的对立。作为遏制心脏地带这个强大堡垒的办法有两条:第一条就是,在堡垒的外围,通过各种条约把该地区的国家和力量组织起来,以防止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及“芬兰化”现象的出现。结果出现了,从西欧的北大西洋公约起,经中东的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到日本的日美安全条约。另一条是核威慑,利用美国在战后初期对核武器的垄断,以大规模毁灭性的战术为后盾对苏联进行威胁。但是,在所定条约中,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不是因参加者退出而解散,就是以情况变化而失效,使边缘地区出现大片空白。核威慑也因苏联不久掌握其技术,从而打破其垄断变成“核竞赛”。从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40多年的冷战亦有变化。冷战中亦夹有热战,对立中有紧张也有缓和。根据情况变化,F.哈里戴(F.Halliday)将其分为4个阶段。1947年到1953年为第一阶段。它是从希腊和土耳其危机开始,经柏林封锁的冷战到朝鲜战争的热战。1953年到1969年为第二阶段,其冷战矛盾已从东、西两个边缘地区转向越南、中东的南部边缘,及欧亚大陆以外的古巴。1969年到1979年的第三阶段,由于美、中、苏三角关系,冷战趋向缓和,协商处理其矛盾,对立只在中东、南部非洲和中美洲。1979年后的第四阶段,对立广度上,除中东、南部非洲、中美洲外,又出现阿富汗问题,深度上,美国里根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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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向苏联开展了“星球大战计划”,形成新的冷战。在后两阶段,其矛盾范围已超出了传统的边缘地区。(二)柯恩的“分裂的世界”图式当两极对立的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之后,原来一般认为坚如盘石的共产主义集团会持续下去,但是,50年代后期东欧出现的不稳,中苏的分歧的开始出现,并于60年代初公开对立,使苏联为首的集团发生分裂与削弱。在西方集团中,法国戴高乐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建设独立核力量,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反对英国参加共同体。50年代到60年代初,大批亚、非国家脱离殖民主义,走上独立道路,往往为避免受大国制约而选择第三世界不结盟道路。这种情况就使两极的简单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1.柯恩图式的形成:索尔·柯恩(1926—)是现在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曾任美国地理协会主席。他是从区域出发对地缘政治格局进行研究,在1964年发表的题目为《分裂世界的地理与政治》,他反对没有回旋余地的严密的世界体系,而倾向于将灵活性引入到世界体系中去。从其1964年提出的论文中,对所提出的分裂的世界的图式虽然进行了三次修改,但是其基本格局没有大的变动,表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动态。柯恩首先对地缘政治的框架区分出世界性地区和地区性地区。对这两类地区,他称前者为地缘战略区,后者为地缘政治区。地缘战略区应大到足以产生某些有世界影响的特点,因为战略只能从世界角度去看。地缘战略区则应根据区位、动态、贸易方向、文化和思想联系对世界广大地区的相互关系来确定。对陆地和海上战略通道的控制往往是确定地缘战略区的关键。地缘政治区是地缘战略区以下的分区。它具有地理特点的统一性。它是由地理区直接转换来的。这种单元为共同的政治和经济机能提供框架。区位相联和资源互补是地缘政治区最明显的标志。地缘政治区为一个地缘战略区内多重权力中心的出现提供基础。地缘战略区起战略作用,地缘政治区只起策略作用。严格来说,现只有两个地缘战略区:(1)依赖贸易的海权世界,(2)欧亚大陆世界。根据推测,在未来有可能出现一个第三地缘战略区,即印度洋南亚区。这个区很可能从英联邦和欧洲前殖民地废墟上出现,可能并不具有一个真正世界大国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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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贸易的海洋世界的核心区是美国的沿海地区,欧亚大陆世界的核心区是俄国的工业三角地带。这两个地方可以称为中心。海洋欧洲和中国大陆是这两个地缘战略区中的第二级权力中心。依赖贸易的海权世界可以再分成:(a)盎格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b)海洋欧洲和马格里布,(c)亚洲离岸诸岛与大洋洲,(d)南美。欧亚大陆世界有:(a)俄国心脏地带和东欧,(b)东亚大陆。在这两个地缘战略区之间有两个破碎带——中东和东南亚。以上未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与南亚。南亚现在还不是一个地缘政治单元,将来可能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还无迹象能成为大陆政治单元。这一地区仍在依赖贸易的海洋世界内,但并不意味该地缘战略区不重要。每一个地缘政治区可由一个大国,亦可由一批较小的国家组成。每一个地缘政治区都有其各自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特征,它可以为该地区的内部凝聚力的加强提供基础。另外,在每个地缘政治区内有其人口和经济往来的主要中心,而其周围则是其腹地。在两个地缘战略区之间,除南亚外,还有东南亚和中东两个区,柯恩称其为“破碎带”。这两个地带由于自然条件的分割性,加上历史与经济的发展缺乏统一的地理核心,同时殖民地时期遭列强的瓜分,内部难以实现较大地理范围统一。外部由于美、苏的争夺与插足,给该地区带来政治不稳定,不同集团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发生,是破碎带的基本特征。科恩的分裂的世界的图式目的在于,提供一个预测我们时代地理态势的理论框架。因为这种态势大多与地缘政治区域势力发展相关联。这些区域中的欧洲沿海国家,正在成为一个与两个超级大国相匹敌的世界实力中心。2.柯恩对图式的修改:9年以后,柯恩对其有关“分裂的世界”的各种问题再次阐述。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之所以缺乏国际目标和混乱不堪,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其遏制政策和多米诺骨牌理论仍在作怪。他还认为,美国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如果世界仍将生存下去,相互共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须如此。其前提条件就是,“全球政治体系在各等级之间和较大区域之间的关系特征上具有一种类似生态学的动态平衡。”该体系是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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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欧洲沿海国家、苏联和中国四大实力组成的多中心体系。全球的均衡在于世界权力核心的多极化,而不是两极世界。1982年柯恩又对其分裂的世界的图式作了进一步修改。他的修改首先反映在第二级的分区上,即将地缘政治区的地位,根据西欧、日本和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的提高,及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制约与平衡的作用,确定为新的世界大国。其他地缘政治区经发展已出现了区内占主导的二等强国,如印度、巴西、尼日利亚等。柯恩评估了27个国家为二等强国。接着往下又确定了第三、第四和第五级的国家。另外,对南部非洲,根据美、苏矛盾,当地各种势力的冲突被确定第三个破碎地带。其原来的东南亚破碎带,由于越南战争的结束形势已发生变化。根据其对图式的修订和各等级国家的确定,这种由大量不同等级国家组成的,地缘政治区形成的多元化世界要比两极化的模式世界,更具现实性与动态性,反映了各地区各国家间的关系复杂性。原来的两个超级大国影响已经有所削弱,其部分作用与影响已由新出现的地区性力量所取代。由于技术进步、新的思想变革、人口的迁移、新的商贸格局的出现,柯恩认为,地缘政治学就要及时抓着这些影响地缘政治较大的作用,作为其研究的基本内容才能不落后于时代。在1991年的《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地缘政治变化》中,柯恩对其分裂的世界图式根据形势变化作了新的修改。在其1994年的《新世界纪元中的地缘政治:旧学科中新观点》中,对这些问题作了新的解说。其图式的变化有三方面。第一,破碎带只剩下中东地区,东南亚和非洲的破碎带已不复存在。东南亚的东盟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并与日本、美国和西欧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苏联在越南的军事基地的退出,柬埔寨内战的停止,新的政府组成,摆脱了外部势力与动乱,开始发展经济,与东盟的联系开始加强。因此,该地区将加入扩大的东盟成为东南亚诸岛与大洋洲的一部分。在南部非洲,因苏联利用古巴出人,东欧提供军事和技术支持,进入埃塞俄比亚、安哥拉、纳米比亚和莫桑比克。另外,苏联还以政治影响几内亚、马里、刚果和坦桑尼亚。随着苏联解体该破碎带已不存在,并回到海洋世界地缘战略区。在中东,特别是海湾战争后,苏联因解体对该地区的支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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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已大大下降。可是,欧洲,特别是英、法对该地区影响增加。以色列与阿拉伯的和解与和平进程加快已使中东形势大有改变。但是,如果中东北部因与高加索和中亚相邻,而产生矛盾就会引起俄罗斯的反应,如果美国与欧洲各国的政策不协调,如中东和平进程受阻,地区矛盾加剧,中东仍不会安宁。因此,该地区仍是一个破碎带。第二,对南部非洲和南美这个“四分之一地球的战略边缘区”(quarter-sphereofstrategicmarginality)。它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奥里诺科河以南的南美洲的两块大陆及其边缘相临海域,它的海陆面积恰占地球表面的1/4。这里处于现代经济体系之外,并未享受到对发展过程十分重要的贸易之利。这两块陆地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3%。同时,除巴西、智利、阿根廷及南非有一些现代生活的飞地外,其广大地区与发达的市场经济所不可缺少的那种资金流通、技术转移、专业化生产是相对无缘的。虽然该地区为美国和欧洲的大国所染指,但其地区在战略上是边缘地区。对海洋世界来说,海空军攻击能力、远程武器和卫星监测,已使南方大陆基地的作用大大减弱。可是,现石油管道运输和苏伊士运河承担的石油运输与经过好望角船运石油量相等。巴拿马运河的过往船只现大多是航向美国西岸。在经济上,这地区多年承受着农矿产品生产过剩、世界其他地方竞争、代用品及消费者口味的变化之苦。后工业地区也不再把这两个南方大陆看作潜在的世界仓库。上述情况加上高额债务、低水平的国际贸易、过多的人口、低寿命、低热量消耗将继续折磨该地区。只有获得重大的发展援助,才能使其有新的发展转机。因此,这个四分之一地球的战略边缘区成为一特殊的地区。柯恩对此情况很有感触地说:“尽管我说的是一个世界系统,可是我仔细思考,这个系统并未真正包括进整个世界,也许永远不会包括进整个世界。第三,提出通道(gateway)概念。它包括通道区和通道国家。在世界上,国家的数目从1939年以来翻了两番,而且其数目仍有增长趋势。因为还有不少政治单位(如殖民地、附属地)和单位区(托管地、保护领地)会成为国家。这类地方大多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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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环境上较为孤立,或是具有有限经济基础的小岛。其独立道路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和平的,也有的是流血的。通道地方的特点虽不尽相同,但亦有一致之处。这些地方往往具有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自己的语言、宗教,较高的教育,与外部地区有方便的海、陆通道。它在经济上往往比其母体核心区还发达,具有经商和制造方面传统。由于人口压力,移民海外侨民多,这对获取外资和专门技术十分有利。由于战略地位和缺乏武装,需要母体的保护,因资源缺乏、市场有限,经济上对母体有较大依赖,因此这些地方独立具有一定困难。这些地方多在地缘战略区和地缘政治区之间,故通道国家最适于专业制造、贸易、旅游和金融服务,因而有利两边的交流和矛盾的缓和。这类通道国(如欧洲瑞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列支敦士登)是有利于地区发展与稳定的,但也有冲突的(如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与以色列)。在国家内的某集团的所在地区出现通道区。特别是在种族、民族或部族地区,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历史的积怨(如中东的库尔德人,南非的祖鲁人)而产生各种矛盾,解决好国家内的这类问题往往有很大难度。除上两类通道外,还有大范围的通道地区。在柯恩的修改的分裂的世界图式上,出现在东欧的通道地区就属于这一类。这里在经济上向两边开放,可以有利于促进欧共体与俄罗斯的经济交流,也有利于东欧本身发展。柯恩认为,该通道地区虽然非军事化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但其防卫力量不被用于反对心脏地带则需双边予以保证。柯恩还认为,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可能出现的另一个通道地区。3.柯恩图式的特点:柯恩的分裂的图式的提出到现在已有30多年,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但是其基本框架、关系则相对稳定,这也是该图式所表现的地缘政治格局的优越之处。其特点大体有三。第一,有个灵活而又相对稳定的全球地缘政治结构。其图式有两个大的地缘战略区,它是一级的,即海洋的和欧亚大陆的。其下的单元是地缘政治区,这是二级的。海洋的一级区包括五个二级区,欧亚大陆的一级区包括两个二级区。另外还有三个二级区,游离于一级区之外,即南亚、中东和东欧。它们在性质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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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一个是独立的地缘政治区,一个是破碎带,另一个是通道地区。其第三级是民族国家,不过国家则依其在这个世界系统中的实力地位和功能而分出等级系列。通道区是个特殊的类型,他位于国家之下,属第四级。尽管近些年来国际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其一、二级区的框架并无大变动。当然,其区之间地位与关系则有或大或小变化。例如,世界五大势力中心情况就有变化。其中美国成为唯一的一个军事和经济上的巨人;俄国和中国虽有强大军事实力,但经济上则相对较弱;日本和欧共体则相反,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却没有相应军事实力。第二,主要核心区的连续性。目前和过去地缘政治系统的特点,是以系统的持续和变化来确定的。位于大国内的主要实力中心的持续存在表示了系统的持续性。大西洋和大湖沿岸的美国,俄国心脏地区的工业与农业的三角,西欧与北海的工业化的弧形地带,中国东北与中部的沿河平原区,日本中部太平洋沿岸和南部内陆海边缘地区是地缘政治系统的核心。虽然,这些核心区面临着国际上经济与思想意识的巨变与地缘政治实力向其边缘区转移,但仍维持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地位。上述五大力量中的增长与相互作用,是该系统的稳定与持续的重要力量。核心实力不变,尽管其边缘发生重大变化,仍能维持其地缘政治系统的稳定与持续。苏联的解体就是个例子。苏联解体,而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也没有与俄罗斯维持一种联邦关系,可是俄罗斯核心区仍然使其保持一个世界大国地位。它仍有约1.25亿人口,保有工业三角,肥沃的农业地区,丰富的矿藏以及庞大的科技队伍。依靠这些财富,俄罗斯克服解体带来的打击并能从封闭的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第三,地缘政治系统的演化。面对着世界形势错综复杂,有时又有突发的与巨大的变化,柯恩认为,地缘政治系统是动态的,其出现的不平衡是反映其政治结构与其运行环境之间不相适应而产生的,不平衡的出现是导致新的更大整合过程。了解地缘政治系统的演变,采用从社会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先进理论而引伸出来的发展法则是有用的。发展的理论认为,系统是按可预测的结构方式演化的,它受外部力量的影响,等级,协调和熵是其重要特征。这样一种理论是全面的、有序的,各部分间是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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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过程。系统的早期阶段是没有分异的,各地域部分缺乏相互联系,其功能是相同的。第二阶段出现分异,各部分虽有了特点,但还是孤立的。最高阶段是特化加强与等级上的整合。不同地域的各部分间专业化的和互补的产品的交换导致系统的整合。等级结构制约着这些产品的流动。柯恩还以二战后的二极体系的发展说明其理论。在二极体系初期由美、苏控制时,其体系开始有明显分异,但美、苏体系内却分异较弱。不久两体系内部发生分异,西欧与日本经济复兴的发展使其与美国地位从小伙伴关系转变成与美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在苏联体系内,中国向其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美、苏两体系内部的等级关系亦由于分异而出现。不过其等级关系,由于世界经济联系与通讯往来的通达性,对其政治关系并无严格限制。如阿尔巴尼亚先是脱离南斯拉夫影响转向苏联,继而又离开苏联转向中国。总之,这个世界的开放系统,由于各国实力的变化,影响范围伸缩,地位的升降,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的交错、重叠,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其结构上的等级性、大国核心区的相对持续性、系统上的演变,使全球的地缘政治系统成为一个综合的有机系统。五、冷战后的地缘政治学进展东欧的巨变,苏联的解体,从1992年后,世界地缘政治就进入了冷战后时代。这一巨大的变化,激起前南斯拉夫与前苏联边缘地区出现复杂的民族、宗教、领土等矛盾,甚至出现流血的武装冲突。针对这种形势,不论是学者,还是有丰富经验的外交家,均对冷战后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动力与可能的格局,矛盾与冲突的焦点地区和大国关系都进行研究、分析与预测。下面介绍S.P.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基辛格与布热津斯的见解。(一)S.P.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是美国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他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文明冲突?》(Theclashofcivilizations?亦有译为《文化冲突》的)一文,其中心内容是说,文明冲突将控制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是未来的战线。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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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世界并未出现和平和稳定,反而对东欧和前苏联的一些边缘地区出现的各式各样的矛盾与冲突而感到迷惑不解,对世界前景存在担忧之情。这时,亨廷顿的文章发表,不仅引起学术界,而且引起多方人士的普遍关注,可以说起着轰动效应。对其文所作分析与结论更是意见纷纷,莫衷一是。1.“文明冲突”的基本内容:该文包括的内容有:下一个冲突模式,文明的本质,文明为何会冲突,文明的断层线,文明号召:同类国家组合,西方与非西方的大对抗,分裂的国家,儒家与伊斯兰教的联合,西方的思考。现根据其内容重点介绍如下。第一,下一个世界冲突的模式。从历史发展来看,在西欧,从封建进入现代社会时,即威斯特法利亚条约(1648年)后的一个半世纪内,西方世界的冲突出现在王侯与王侯之间,就是专制君主与立宪君主想扩大他们的官僚机构,他们的军队,他们的商业经济实力,最重要是扩大他们所统治的领土。在这过程中,他们建立了民族国家。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冲突的主要各方已不是王侯,而是民族。国王间的战争已经过去,人民间的战争开始了。这种形式的战争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一战的结束。此后,由于俄罗斯革命的结果和对此的反应,民族的冲突又转向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首先是在共产主义、法西斯-纳粹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间,而后是在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间。在冷战时,后一冲突是包含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中,而它们两个没有一个是典型的欧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每一个都是以其思想意识来界定其身分。这些王侯、民族国家和思想意识间的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内的冲突。可以说,是“西方的内战”。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走出西方的那种内战阶段,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中心,非西方的人民和政府则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目标的历史客体,而是与西方一起作为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参加进来。第二,关于文明的性质。亨廷顿认为,冷战时代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划分已不适用了。以政治和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来划分国家集体已经无多大意义,正确作法是应按其文化和文明来作为划分标准。我们谈到文明时,指的是什么呢?文明是指文化的总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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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地域,族群、民族、宗族集团,在不同文化的不同层次上,都具有其独特性。文明是按文化划分人的最高单位。属于不同文明的人都具有文化上的共同性。属于同一文明的人在文化上具有不同层次,例如一个罗马人,也可以称为意大利人、一个天主教徒、一个基督教徒、一个欧洲人或一个西方人。文化是以客观的共同要素——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典章制度——以及主观的——如人民的自我认同——来界定的。西方文明有欧洲与北美两分支,伊斯兰文明有阿拉伯、突厥(即土耳其)、马来三分支。各文明所属的人的数目差异很大,大的如中国,小的如说英语的加勒比人。尽管文明之间的界限大多不十分明显,但是其区别却是真正存在的。文明是动态的,有兴衰,也有分合。正如历史学家所研究,有的文明消失了,现在却埋在时代的沙层中。西方认为,民族国家是全球事务的主要行动者。可是,这只是些近期的事。广义的人类历史就是文明史。阿诺德·汤因比所确定的主要文明有21个,其中只有六个存在于现今。第三,文明为什么会发生冲突?这是由于文明认同引起的。当前世界的文明有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世界形势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文明的相互作用而定的。未来最重大的冲突将会在各大文明的断层线处爆发,其原因如下。一是,文明间的分歧是根本分歧。分歧表现在历史、语言、传统和宗教方面,宗教往往最具关键。具体说,不同的文明的人对于神与人、个人与社会、人民与政府、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关系,看法各不相同。其对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权威、平等与尊卑观念的轻重差异亦都不同。这些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一时难消除。有分歧当然会产生矛盾与冲突。二是,现时不同文明体系的人的互动日益频繁,会强化其文明意识。例如,法国,对波兰来的欧洲天主教徒移民表示好感,而对北非来的移民却不怀善意。这种潜藏于深处的意识的引发会导致矛盾。三是,在全球的不同文明的人的交往中,原来的认同对象的民族国家已有所削弱。在很多地区,宗教却去取而代之。特别明显的是原教旨主义的出现,其在各宗教中均有。在原教旨主义盛行的国家,其活跃分子多属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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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在西方文明发展至顶峰时,非西方文明则转向寻根。以前非西方社会中,精英阶层为受过西方教育、接受西方观念的人。而现今,其精英阶层正在日益本土化和反西方化。五是,文明的特征与差异同其他方面的特征与差异相比是难改的。例如,属于某种文明的人,其经济情况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变,属于政治的亦可通过改革来改变,可是属于某民族与宗教的是难改变的。六是,经济的区域化现象在日益增加。可是,经济的区域化的成功往往需有共同的文明作基础。欧共体的成功就是以其欧洲文明与西方基督教作为共同基础有关。文明与宗教的不同会导致政策上的分歧,在人权问题、移民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都会构成纷扰。文明冲突在微观层次上是沿文明断层线使相邻而又相争的族群往往为领土及企图控制对方而发生冲突,在宏观层次上,则不同文明的国家组合会因其存在矛盾而发生争斗。冷战结束后,一些地区发生的冲突大多出现在文明断层线上。当隶属于同一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与另一不同文明的民族发生战争时,自然会设法向自己文化体系内的其他成员寻求支持。所以,文明间的断层线将是未来的战争线。第四,将来的冲突将出现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从第一点来看,亨廷顿认为,过去是“西方的内战”,所以将来的冲突将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亨廷顿认为,目前全球性的政治与安全议题是由美、英、法三国主控,而经济议题则唯美、德、日三国所定。因此,权力差距则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来源之一。由此其分析的结果是:那些为了文化和权力原因不想或不可能加入西方的国家要靠发展其自身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来和西方竞争。他们通过自己的内部发展同外部与非西方国家合作来做到这点。这种合作的最重要形式是那种已出现对西方利益、价值和权力挑战的儒家-伊斯兰的联合。亨廷顿面对这种所预见的形势,亨廷顿提出:从短期而言,西方应促其文明体系内成员的合作与团结,要把东欧、拉美融入西方社会,要和日本及俄罗斯合作。从长期而言,西方必须维持保护自身所需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另外,因为在未来,全人类的文明还不会出现,人类仍然生活在一个不同文明共存的世界,每种文明要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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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文明冲突”的批评:亨廷顿的文章在我国同样引起人们的关注。学术上,有的认为,其文一反传统的国际政治从国家利益、国家权力等要素出发,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精神信仰统统被视为追求利益的工具和幌子,一下子把文化、宗教提到如此高度来论证。其命题是有启发意义的,只是其把问题推到极端,用“文明冲突”来涵盖它不能涵盖的现象,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另外,亨氏在研究视角上,从“大文化”或者说“大历史”的背景中,更多注意新的主体(民族、种族、各种集团等)、新的势力(宗教势力、文化势力等)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关系有新意,但是却得出荒谬性的政治结论。这是其把一个重要因素夸大成最主要因素,想树立一个假想敌,以期把整个西方团结起来。但是,其提出的有关问题值得重视。从“文明冲突”中所反映的问题,实质上,也是西方的内部问题在国际上的反射。(二)亨利·基辛格对世界新秩序的思考基辛格是美国国际关系方面著名学者,也是著名的外交家。在尼克松总统时代他曾担任美国国务卿与国家安全方面的官员,是尼克松总统外交政策的重要设计者与执行人。其在最近出版的《外交》一书中,对冷战后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未来变化与美国的作用作了充分地阐述。1.世界新秩序框架:基辛格称,似乎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具有按照自己的价值改造整个国际关系的力量、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动力;这几乎是一个自然规律。17世纪的法国,其国际关系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民族利益为最终目的。18世纪英国采用的是均势,这一概念主导欧洲外交长达200年。19世纪,奥地利的梅特涅重建了整体欧洲的概念,而德意志的俾斯麦则摧毁这一概念,实行强权政治。美国在历史上并未加入过均势体系,可是,美国却在欧洲均势失衡时参与世界战争。正是大多数美国人不屑一顾的均势保障了其安全,而其破坏则将美国拖入战争。在二战后的冷战中,美国是力量最旺盛之时,有力量按自己的设想构筑国际关系。1961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自信地宣称,美国可以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义务以保证自由世界获得胜利。但是,30年后,其他一些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美国已不能像当时那样要求立即实现其所有目标。在一个存在着若干个实力相当的大国世界必须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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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秩序建立在均衡的概念上——这是美国从来就不喜欢的。在冷战世界,传统力量概念,即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是关联的、对等的概念失效了,出现了各力量的因素相互分离。例如苏联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在经济上却较差。反之,日本是个经济巨人,可军事力量较弱。在冷战后,上述各因素将结合更加紧密,也更加对等。这样,在美国军事与经济地位逐渐下降中,其他军事与经济相结合的大国出现,新的国际体系将趋于均衡。在21世纪,国际体系将以表面上自相矛盾为特征:一方面是分化,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化。从国家关系的层次看,新秩序将比冷战时期的僵硬格局更接近于十八九世纪的欧洲,即几个强国并存。将来是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还有印度6强和其他中小国家。国际关系则成为真正全球化,其新出现的问题只能在全世界,特别是所有大国参与下才能解决。这与美国过去实行的孤立主义、霸权主义的形势大不相同,适应这一形势及寻求相应的对策和方法,对美国将是新的难题。对于其他国家,基辛格认为,欧洲是现代世界上运行过多国体系的唯一地区,出现了民族国家、主权和均势概念。但是今天没有一个强大得足以在国际新秩序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国家,而是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来补偿自己的虚弱。这个政治实体过去没有过,如何在世界舞台上行事,尚待实践。俄罗斯的历史是特殊的。它与三种文化——欧洲、亚洲和穆斯林世界——相邻,因而不是一个欧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虽是欧洲的均势的一部分,但在感情上却不属于它。在胜利时,它缺乏自我节制,失败时,则陷入阴郁怨恨之中。解体后,俄罗斯发现处于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周边环境中。它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身份,是恢复过去的帝国?还是东向参与亚洲事务?对不安定的中东作何反应?同时,俄罗斯是世界秩序不可少的一部分,对世界秩序也是个潜在力量。中国,在两千多年间都是在单一帝国统治下。战争不少,多属内战性质。只有在19世纪才受到西方挑战,并遭到西方殖民主义羞辱。二战后才登上世界舞台,现在同样面临着全新的世界秩序。日本是亚洲逃脱西方殖民主义控制,并走上西方道路的唯一国家。它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在冷战中,在苏联军事力量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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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政治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军事上依靠美国。在新的多元化的世界秩序中,日本是亚洲国家,对亚洲关系与均势十分重要、需要奉行一种更为自主和自立的对外政策。从上所述,基辛格认为,那些肩负着建设世界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国家都没有处理多国体系的经验,而这一体系正在形成。当今的新秩序还必须将历史上均势体系的属性与全世界的民主思潮及当代的技术迅速发展结合起来。在历史上最稳定的两个国际体系,即维也纳会议体系和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体系,它们都有着观念上一致的有利之处。维也纳会议上的政治家都是贵族,他们对于形而上的东西有着相同的看法,而对本质性的东西能够达成一致;决定战后世界历史进程的美国领导人来自一个特别一致的思想传统。今天的秩序将不得不由那些代表极为不同的文化的政治家建成。2.展望世界新秩序:基辛格对世界新秩序的展望是,从美国来看,重要的是不让欧亚大陆的任何一半——欧洲或亚洲——出现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大国,其出现是一个对美国的战略威胁的明显标志。无论有没有冷战都是一样。因为由此而形成的集团将具备在经济上,而最终是在军事上,超过美国的能力。美国必须抗击这种危险,即使这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大国显得十分友善;因为其意图一旦变化,美国就会发现自己进行有效的抵抗和扭转事态的能力就将大大减弱。为了防止上述情况出现,基辛格对欧洲与亚洲作了地缘政治的战略分析。在欧洲,苏联解体,但俄罗斯一些有影响人物无论信仰如何,都接受不了联邦的崩溃以及前苏联各共和国的合法性。联邦崩溃后,邻国乘虚而入,而俄罗斯则力图恢复其在边缘地带的权威,因而成为紧张局势的策源地。美国与俄罗斯关系,只要俄罗斯不借机恢复原来传统的联邦,则在抵制原教旨主义威胁中亚方面是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在欧洲,摆在欧盟面前的任务是,如何调整两个决定北大西洋关系格局的机构,使北约和欧盟适应冷战后的现实。其现实是苏联的崩溃和德国的统一。北约因苏联崩溃而调整,欧盟则因德国统一而变化。为防止德、俄在大陆中心的争夺,美与英、法有共同利害关系。因为英、法对此既无政治力量又无军事力量。在德国统一而对欧洲一体化产生影响上,其解决办法是德国在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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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接受法国政治领导,而德国获得经济事务的发言权;在北约范围内,美国则作为战略领导把德国与西方联在一起。其结果是美国在一体化旗帜下主宰了北约。法国则以鼓吹欧洲独立来塑造欧盟。由此矛盾在于,美国过于在军事领域主宰一切,而无法促进欧洲的政治认同,法国则过于坚持欧洲政治自主,而无法促进北约的团结。另外,东欧,特别是北部的波、捷、匈等政治上认同于西欧的传统,现成为德、俄之间的中间地带。其要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生存,需加入欧盟,在安全上,则指望北大西洋公约。对此,美国原则上反对这些国家加入北约。原因是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划一条线,会创造出未来的对抗。美国以和平伙伴关系邀请所有前苏联各共和国、所有东欧各国参加,成为一个含糊不清的集体安全体系。因此,该方案(集体安全体系)既无法解决东欧的安全和把俄国融入国际社会,反而加深东欧的不安全感,损害北大西洋公约。另一方案是,欧盟接纳东欧各国,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把前苏联各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与北大西洋结构联系起来。对亚洲,基辛格认为,亚洲与欧洲不同,欧洲国家是由共同文化习俗聚合在一起的,而亚洲则各有特性且互相竞争。彼此关系十分类似19世纪欧洲的均势体系。一个国家的力量明显增强,肯定会招致其他国家抵消这种力量的举措。冷战时,日本将自己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是依从美国换取经济自由空间。当其认为苏联是安全主要威胁时,美日利益会趋向一致。现在情况是俄远东力量未减,中、韩军事力量增强,美、日外交难以一致,日本须发展自身力量。特别是日本面临其人口老化、经济停滞,要在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俄国恢复其势力之前,全力发挥其技术和战略优势,甚至最后会利用核技术来作平衡。密切美、日关系既可软化日本,又可减轻其他亚洲国家的疑虑。与美国相联系的日本军事力量,不像纯粹日本军事力量那样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严重不安,同时,可以使日本减少其军事力量。美国在亚洲没有军事力量的存在,美国在亚洲承担的永久性任务就会缺乏可行性。中国正在走向超级大国的道路,到21世纪20年代在国民生产总值上将接近美国。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阴影将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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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无论中国多么克制,亚洲其他国家会像在对日本那样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之间谋求平衡。在美、中关系上,与中国对抗会使美国在亚洲陷于孤立。没有一个亚洲国家愿意在任何一场认为由于美国错误政策导致的美、中政治冲突中支持美国。这就会使大多数亚洲国家与美国或多或少地离心离德。因此,几乎每个国家都指望美国创建一个包容中国和日本在内的长期框架。在美、日、中三角关系中,中、日文化虽有很强亲缘关系,日本对中国是既羡慕又害怕,既渴望建立友谊又迫切想支配它。美、中关系紧张会使日本疏离美国,因为日本即使不想趁机扩大在中国的影响,也不愿追随美国太紧以损害其在中国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亦希望从美国那里得到可以平衡它认为强大而贪婪的邻国。因此,良好的美、中关系是良好的长期美、日关系前提,同时也是良好的日、中关系的前提。在这三角关系中,任何一方想要脱离这种关系都会冒极大的风险。对于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中美国的作用,基辛格认为,在美既不能主宰世界又不能脱身时,在它发现自己既无所不能又十分脆弱的时代,美国不应放弃使其可称为伟大的理想。但美国也不应对自己的能力存有幻觉而危及这种伟大。美国的理想必须通过耐心地积累局部的成功而逐步实现。以上是基辛格对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分析,并对美国在其中的地位、作用及所采取的策略提出其设想。这充分反映美国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中地位和作用下降中,基辛格从美国为中心出发所提出的战略与策略。(三)Z.布热津斯基关于“失控世界”的见解Z.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曾任前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7—198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战略学教授兼该校共产主义事务研究所所长,长期担任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他著作甚多,1993年发表了其新作《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的混乱》。该著作发表引起各方人士的广泛注意。现对该书所反映的世界地缘政治特点与格局介绍如下:1.苏联解体的冲击与地缘政治上的真空:苏联的分崩离析使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变为一种地缘政治上的真空状态。原来是强大帝国向全球意识形态挑战中心,现则成为欧亚大陆两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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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的黑洞。近期虽消除对两端的安全威胁,但长远看则是新的政治危险根源。300多年的俄罗斯大帝国的消失,它对周围的西、东、南则投上阴影。在西面,它使中欧通过加入欧洲经济和政治统一过程并在文化上与西欧打成一片;南面与东面各自会由于解除大军压阵而带来的舒缓。但是帝国消失后的情况不大可能带来宁静。在前苏联,数百年的发展,使2500万俄罗斯人和4000万非俄罗斯人离开其传统家园,移入对方的他乡异地。这种变动已引起矛盾和流血冲突。这种生活在与其相异的民族主义环境中的6500万人将是“种族清洗”的政治压力受害者,带来的新的迁移影响范围可能波及原苏联范围以外。原苏联境内俄罗斯与其前各加盟共和国彼此相邻地区目前出现的各种问题多与此有关。潜在的爆炸性重点可能出现在中亚。那里边界多由过去武断划定,缺乏历史与种族依据。这种情况已出现极不稳定情况。由于该地与南面伊斯兰国家宗教、历史、文化的联系,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都在力图填补其地缘上的真空。其事态发展则与俄国的今后发展有关。俄罗斯对其异地他乡俄罗斯人命运置于不顾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样作还会使俄罗斯本身进一步分化。打出某种新的旗帜或采取强制性不大的方式东山再起则很有吸引力。如此,则会进入一个动荡不安和暴力事件频仍的时期。由于美国在中东和波斯湾利益,苏联解体使美国在那里成为其行使独一无二优势权力所在地。但当地宗教与民族主义与美国的对立,其优势是十分脆弱的。如果美国不处理好与阿拉伯人、伊斯兰教的关系,不能解决阿、以冲突,则该地的地缘政治真空形成的危险漩涡不仅冲撞俄罗斯,也会与美国相抗争。该漩涡是一个长椭圆形,由亚得里亚海到巴尔干各国,经中东、波斯湾、巴基斯坦、阿富汗至全部中亚,既包括俄罗斯与乌克兰边界,北面达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边界,东到中国新疆边界。这里有近30个国家,除民族不同外,还有许多种族、部族,加上宗教、语言、习俗差异,在民族振兴推动下酝酿着最大限度的危险,前途难卜。2.美国的前景和西方的问题: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现在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是反常的。一方面,美国雄踞世界之颠,其全球综合力量(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无敌于天下。而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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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其社会变革的动力和美国对全世界启示的价值观念的内容,行将损害美国作为全球带头人的特殊作用。因而,人们势必要问:美国能不能保持它特别的地位。从历史经验教训看,如果这种启示不是来源于它自己的内在的道德规范,那么民族的自信心就会变成没有广泛吸引力的民族虚荣心。这说明美国国内状况和对外的国际政治是至关重要的。布热津斯基列举出的现在美国面临十分严重的难题有20个,其中包括债台高筑、贸易赤字、低储蓄和投资、缺乏工业竞争力、生产率增长速度低、不合格的医疗保健制度、低质量的中等教育、贪婪的富有阶级、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大规模毒品流行、视觉媒体大规模传播道德败坏之世风……正是由于这些国内的难题抑制了美国的对外力量与形象。国内的难题抑制了美国的力量,使美国对外方面既成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成全球银行家,更做不成道德家。例如,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国际环发会议上,美国未能组成一个富国联盟以支持自己的较保守的立场。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为了发起战争,美国不得不向欧洲联盟寻求财政和政治支援。这充分反映美国力量的局限。美国现正从一个由自由人主宰和塑造的社会变成一个全球人拼凑的社会,这将引起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并可能使社会凝聚力进一步丧失,也可能引起混乱。如果美国衰落无法行使其有效的全球权威时,是否有对手能替代美国呢?可能考虑的只有日本和西欧。关于日本尽管其经济可以赶上美国,但是其经济力量是否可以转变成其他力量值得怀疑。如日本虽在海外捐助额超过美国,但接受者认为这是日本剥削他们的回报,只能缓和一下反日情绪。日本岛国文化的特殊性使人感到陌生疏远。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日本,将会引起亚洲的敌对情绪,而成为孤立无援的日本。所以,以上情况说明,日本是难以如愿以偿的。欧洲由于统一,其力量将非美、日可比,其拥有比日本大得多的潜力,但其内部矛盾重重,困难年深日久,尽管最终可能释放出其潜力,然而在不久的将来则难似实现其目标。由于群龙无首,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只能位居美国之后。此外,欧洲联盟的向东扩大上,无论其界限定在哪里,都会涉及与俄罗斯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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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缘政治问题。苏联的解体虽然使美国势力雄踞世界之颠,但是也提高了日本与西欧的地位并增强了其对美国的独立性,当然会使其与美国的经济等摩擦的扩大和加剧。3.世界格局与中国的角色:布热津斯基认为,世界的地缘政治形势变得日趋复杂,不是出现新世界秩序,而是出现为维护本身利益的国家结成多极的组群——团伙。它既是政治联盟,又是相互竞争的区域经济集团。可能出现的多极组群如下:(1)北美组群。由美国控制,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集团,还可能导致加拿大逐渐与美国合并。(2)欧洲组群。经济上可能实现一体化,但政治统一则落后于经济进程。面临的问题,对内是强大的德国,对外是东欧形势的不稳。其附属区是东欧和非洲大部分地区。(3)东亚组群。经济由日本控制,但缺乏相应的政治与安全体系,存在地区紧张局势可能性。它的附属区是俄远东地区,东南亚和澳、新地区。(4)南亚组群。可能缺乏政治和经济内聚力,但同时又不受外部的政治和经济的严格控制,印度是区域大国,但受西部和西北部伊斯兰国家反对。(5)穆斯林新月区域。它横跨北非、中东、土耳其、波斯湾国家和伊拉克,往东穿过伊朗、巴基斯坦,向北到中亚各国。它们有许多相同的愿望与愤恨,但易受外国来的入侵并缺乏真正的政治和经济的内聚力。(6)可能还有一个欧亚群组。这是一个地缘政治上的“黑洞”,受俄罗斯所控制,该群组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明朗。其地域包括前苏联领土大部分,其地区与周围组群有重叠。在此地区易出现紧张关系。除政治问题外,世界发展中的贫富国家差距由本世纪60年代的30倍,到90年代的150倍,是世界问题的一个焦点。这也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问题。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以其10多亿人口,如果能成功建设成一个政治上可行,从全社会来看又比较富足的国家,它必然成为全球注意焦点。那些急不可待地想寻求适合本国样板的较贫穷的国家必然对中国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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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总体看、必须说中国取得的成绩是极为令人钦佩的。虽然用全球标准衡量,中国仍然是个穷国。如果这种速度保持下去,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四经济大国。如果是这样,中国可能不要太长的时间就会在全球事务中采取较为坚决而自信的姿态。中国面前可能摆着三种全球性战略选择:第一,可能非常有意识地扮演世界穷国领袖的角色,与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首的捍卫现状的联盟相对抗。第二,中国把经济实力变成政治军事力量,执意在亚洲繁荣区扩大影响,向日本的政治权势提出挑战。第三,中国明确地放弃其残留的信条,决定成为全球现行社会体制的一部分,假定它被欢迎加入这一俱乐部的话。对于这个失去控制的世界,布热津斯基认为,要实现全球和平、要促进全球福利……一是欧、美和东亚(主要是日本)三方合作,二是通过联合国并使之成为全球政治的更广泛的和更有代表性的体系。另外,如果人类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克服全球的精神危机。布热津斯基的上述地缘政治学的见解,是从美国等所存在的内部矛盾分析着手,在出现美国力所不及的失控的现实中,为其出谋划策。六、地缘政治格局与经济发展以上所述的各种论说,都是从不同角度、不同的方面来说明地缘政治格局与某种因素或条件的关系。例如,拉采尔是从生物的规律来看待作为地缘政治中重要的单位国家的成长与变化,马汉的海权论是从海洋来对待地缘政治,可是,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则分别从大地理的大空间及历史的重大事件的背景上来看待影响世界进程的地缘政治大格局,而柯恩又是从区域的各种因素的整合情况来研究地缘政治的格局。总之,这些因素和条件毫无问题是对地缘政治格局有重要作用和影响。但是,还没有从经济角度来分析其与地缘政治格局的关系,下面我们将介绍一些学者对这问题的理论与见解。(一)康德拉捷夫的经济长周期理论经济发展的周期现象早已引起许多经济学家的注意,但是所研究的周期的时间尺度多集中在中、短期,注意长周期的比较少。康德拉捷夫的周期长约半个世纪,故称为长周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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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拉捷夫是苏联经济学家,于1925年发表《经济生活中的长波》论文。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包括三个长波。每个波段持续约50年到60年。后经他人补充修正,从1780年到今天共为四个波段或四个周期。每个波段或周期又分为A和B两个阶段。其各波长与持续时间及阶段划分如下:第1周期:1770/90年—A1阶段—1810/17年—B1阶段—1844/51年第2周期:1844/51年—A2阶段—1870/75年—B2阶段—1890/96年第3周期:1890/96年—A3阶段—1914/20年—B3阶段—1940/45年第4周期:1940/45年—A4阶段—1967/73年—B4阶段—这些周期在时间秩序方面由许多国家的工农业生产的广泛经济情况所确定。根据其阶段的划分,我们现在是属于第4周期的B阶段。对这种周期与阶段划分在学术界中大体认识较一致,但是其原因则较为分歧。康德拉捷夫本人坚持认为,长波的存在,“不论怎样,是可能的”,但没有提供系统的理论,只不过略述了物价水平、利息率、工资、对外贸易、生产以及消费等有关因素的数据。支持此学说的人认为,此周期与技术变革有关,A阶段与采用技术革新的主要时间有明显的联系。例如,A1是棉纺机械与蒸汽机的应用时间,A2是炼钢及铁路技术应用时间,A3则是汽船与电力广泛运用之际,A4则与石油化工与汽车工业大发展时代(其后期又出现宇航与电子工业)。在每个A阶段新技术采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其后就接着一个停滞时期。为什么生产的发展表现这阶段的阶梯方式及技术革新采用集中出现,这可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的结果,是由其历史系统内在机制所产生的。物质基础组织中的矛盾不可能出现线性的累积增长,中间出现停滞阶段则是必然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市场经济,彼此追逐利润的企业单位是各自以其自身利益进行决策,缺乏中心的控制与宏观调控的。所有企业单位都是按短期当前利益作决策。在A阶段时,各投资者应用新的技术的企业获利,出现经济发展的好时期。为获得盲目大量投资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经济的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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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阶段的结束。在B阶段,企业获利情况不佳,因而投资裹足不前,生产下降,出现经济衰退,甚至出现经济大萧条。这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形成的经济上升与停滞的循环交替。A阶段由于投资过分集中于某新技术部门产生许多矛盾,这就需要在B阶段进行调整,重新组合,为新的生产扩张和应用新的技术创造条件,这也就是康德拉捷夫的变化、演替的原因。上面谈的康德拉捷夫波是工业化在英国开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情况,那么在此以前,世界,特别是欧洲的经济情况如何呢?是不是也有某些类似康德拉捷夫波的现象呢?由于资料的缺乏,还无确切的与比较公认的结果。不过也有些学者,例如,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就认为存在这种波。这种波时间很长,达300年,也分A与B两阶段,称为逻辑斯蒂波(‘Logistic’wave),其持续时间如下:1050—A1—1250—B1—14501450—A2—1600—B2—1750第一个逻辑斯蒂波表示,欧洲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的兴衰及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沃勒斯坦因(ImmanuelWallerstein)对该波作了解说。在第一个逻辑斯蒂波中,其B阶段反映整个欧洲农业的收缩,这就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危机。其最终的解是转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也就是逐渐出现的欧洲对美洲的剥削和掠夺,新贸易格局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结果就出现一种新的系统,即以农业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欧洲人的世界经济。该系统本身构成第二个逻辑斯蒂波中16世纪的扩展,成为A2阶段,其后就是17世纪的停滞的危机,即B2阶段。B2与B1不同,B2是停滞,B1是下降。在停滞中,是物质生产基地重新组合,某些集团与地区获利,而其他集团与地区则受损。这点与康德拉捷夫B阶段相似。(二)世界经济的空间结构1450年以后,欧洲的经济开始向其以外地区扩散,到1900年,它已扩展到全世界,形成一个欧洲人的世界经济。商业活动在其中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但是,这时的商业不像古时只是些奢侈品的交易,而是对生活、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商品交换,它并把不同的地区联系起来,形成紧密的关系。由欧洲开始的世界经济最初包括的范围是西欧、东欧和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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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亚人所控制的南美和中美的某些地方。世界的其余地方由于与欧洲经济联系少而并不重要,所以属于外部地区。葡萄牙那时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进行些贸易,但与西班牙人在拉美的活动相比则弱得多。从这时以后,欧洲人的世界经济迅速向外扩张,其顺序是加勒比地区,北美、印度、东亚、澳大利亚,最后达到太平洋群岛。其世界经济范围扩大所采取的形式并不相同。开始是赤裸裸地掠夺,接着是殖民带来的一些生产活动。这些是出现在拉美的模式。在澳大利亚和北美则不同,是把土著经济给予破坏,建立完全新的经济。还有一种模式是现存的社会虽然原封不动,可是其经济却转向服务于其所处的世界经济的广泛需要。在印度,这种模式是通过政治而获得的,在中国则是通过强迫开放市场而取得的。通过各种方式把这些地区纳入世界经济,从而消除了这种外部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各个地区在该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按经济上的地位与作用的差异,可以分出核心与边缘。核心是指经济发达、工资高、技术先进,是多样化的生产组合,在经济上剥削其他地区的地区。边缘是指经济落后、技术简陋、生产单一化,在经济上受先进地区剥削的地区。我们在区分核心与边缘时,需要注意的是核心过程还是边缘过程,这对该地区向那一种地区发展十分重要。例如,在19世纪末,印度和澳大利亚都是向英国提供纺织原料,前者是棉花,后者是羊毛,可是两地社会关系情况不同,印度则变成边缘地区,澳大利亚则发展成为核心地区。就全世界而言,最早核心地区在西欧,而后扩及北美和日本。边缘地区原只在拉美,后扩大到非洲和亚洲广大地区。只有西欧一直维持着核心地位。由于核心和边缘地区是一种动态过程,有的地区不是一种过程,而是核心与边缘两种过程都存在,即该地既受核心地区剥削,又剥削其他边缘地区,所以可以称之为半边缘地区,是特殊一类。这类地区在B阶段的重新组合时,有的则上升为核心地区,例如,中欧、北欧与美国都是由半核心地区上升到核心地区的。(三)全球政治的长周期莫德尔斯基(C.Modelski)于1978年在其《全球政治长周期及民族国家》文中提出了关于大国变化的长周期,后来在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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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政治长周期》专著(1987年)中作了些修改。他确认,从16世纪至今,有五个周期,四个世界首席大国。他认为,一些现实主义学者对国际系统的无政府状态的看法是错误的。他发现国际政治并不是无政府状,而是呈明显对称性。另外,他对那些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利用经济因素贬低政治过程价值的观点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全球政治是独立于世界经济的,所以两者是两种逻辑,而不是一种逻辑。莫德尔斯基的全球政治系统是从16世纪开始的,16世纪是葡萄牙世纪,17世纪是荷兰世纪,18与19世纪是英国世纪,20世纪是美国世纪。在五个世纪中,各有一个世界大国。由于英国占了两个世纪,故成为五个世纪,四个大国。该大国在其世纪中的过半时间内起维持全球政治系统的秩序的作用。每一个大国在其周期内的兴衰由几个步骤组成。周期是从一个由于严重竞争的世界战争导致全球组织结构衰落时开始。这种战争有较大的地理范围,也有全球性损益,胜利者就能安排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系统。该阶段结束是以一项合法的条约的签订来完成的,从而就以一个新的世界大国为中心而建立其正式的新的世界秩序。因为没有一个大国能长期维持其对世界的控制,所以,衰落阶段就必然会出现。起始时,世界秩序是两极结构,而后是多极的,多极竞争就给系统组织再次带来衰落,也就为新的世界大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莫德尔斯基的单纯的政治过程受到批评。因为国家系统和经济系统是属于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一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没有两种逻辑,只有一种逻辑。世界经济不在具有市场竞争的政治框架内也就无法运行。因此,世界经济系统的变化机制不单是政治和经济,而是二者共同作用。在上述五个周期、四个世界首席大国中,突出的是出现三次霸权,即荷兰(17世纪中),英国(19世纪中)和美国(20世纪中)。霸权是指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中都居于支配地位。其发展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霸权国家在生产效率方面超过其对手。第二阶段,该国使其商人建立起商业方面优势。第三阶段,该国银行家能够获得对世界经济的金融支配权。只有当该国在生产、商业和金融都超过其对手时,才能得以建立其霸权。霸权国家不是依靠威胁某些国家主权,而是靠平衡的力量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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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其对手的挑战以左右国际关系的。此外,霸权国家还到处兜售自由思想。所以,霸权国家并不单纯是一个世界的政治上的首席国家。在霸权建立之后,跟着的就是衰落。其敌手模仿其先进技术,赶上其生产效率,因而在生产、商业、金融上取得胜利之后就可取代其地位。在英代荷、美代英的霸权转移过程中,由于其联盟关系,未出现大的波折。(四)英、美世纪与康德拉捷夫周期康德拉捷夫周期是从1770年开始的,到现在大约是200年,四个周期,恰好与英、美两个大国的世纪相符,其各占两个周期。这充分表明政治机制是世界经济出现周期重组中的一个不可缺乏的组成部分。在P.泰勒的《政治地理》书中,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其要点如下。国家政治是世界经济变化中的重要过程。因为国家政治既不是个独立的过程,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必要性的反映,而是有某种选择性。没有这种选择性就失去国家这一制度的存在的理由。国家机构为其所控制的集团的利益就有改变市场力的作用。所以,在自由贸易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也没有一个“纯”的世界经济。一个国家的力量及其影响市场的能力,是由其支持者的力量与资源情况所决定的。大国可能推行一种“自由市场”经济,而弱国则通过保护主义来保护自己。这样,国家就起着一个介质的作用。这就增加了市场经济的极化作用。在世界经济方面,相对位置对国家的重要性往往超过该国的绝对力量的大小。相对位置不仅指与其他国家的相对的区位,也指与世界经济中物质资源可利用性而言。物质生产的周期性就意味着,对实行不同政策的国家的机遇是随时间而不同的。在任何情况下,成功的国家总是有限的,每个成功的国家总是缩小了其他国家的机遇。即使“正确”的政策,也不可能使所有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国家成为像核心地区国家那样。霸权国家的兴衰与康德拉捷夫周期相关,则是政治与经济相关联的很好例证。根据沃勒斯坦因研究,英国在其划分的阶段中,A1阶段(1790/8—1815/25年)的敌手是法国,英国通过工业革命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在B1阶段(1815/25—1844/51年),英国由于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因而它在拉美和印度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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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方面战胜了对手,并且在政治上控制了印度。在A2阶段(1844/51—1870/85年),由于英国的伦敦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在生产、商业和金融方面的优势推行自由贸易政策。B2阶段(1870/85—1890/96年),由于在英国以外的工业革命,德国和美国作为英国的对手出现,英国在生产效率方面不再能支配其对手。所以,在世界市场方面出现激烈竞争。英国此时则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试图维持其在市场的份额和在边缘地区的既得地位。这个横跨两个康德拉捷夫周期的英国霸权的兴衰,其包括的四个阶段,正好说明其上升、取胜、成熟和衰落过程。在康德拉捷夫的第三、四周期中的美国霸权的兴衰也是经历了与英国相同顺序阶段。其第一阶段(1890/6—1913/20年)是美国霸权的上升阶段,生产效率高,与德国竞争以取代英国。第二阶段(1913/20—1940/5年)是美国霸权的胜利阶段,在商业上由于英国的自由贸易制度的失败而战胜英国,在军事上击败德国而消除此对手。第三阶段(1940/5—1967/73年)是美国霸权成熟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定了美元在世界金融上的地位的自由经济制度,和纽约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表明美国霸权的垄断地位。第四阶段是从1967/73年开始,这时美国开始转向实施保护主义以抵制日本和欧洲的新对手。上述的英、美霸权的兴衰与康德拉捷夫的经济周期变化有明显相关性,从世界的地缘政治的秩序过程来看,亦有明显的相关性。根据F.H.欣斯利(F.H.Hinsley)1982年《现代国际系统的兴衰》一文资料,现代国际系统起始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那时法国的大革命与拿破仑发动的战争结束以后,欧洲的政治家有意识地设法建立一种跨国的政治系统,使破坏和平的国家难以获得行动的机会,从而维持了欧洲的和平。正是以这一新的出发点,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配置,这就是所说的第一个世界地缘政治秩序。在地理上,这个系统包括两个地区。一个是欧洲大陆,通过不定期的聚会以调整欧洲大国间的政治分歧,从而导致欧洲的合作。而在欧洲以外地区,则没有这种协调。正是这种世界秩序有利于英国霸权的兴起。这种世界秩序既可以使英国保持欧洲的平衡,不会受到大陆上的大国来的像拿破仑那样的挑战,又使英国在世界其他地方自由地发挥支配作用。这种世界地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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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可以称之为“霸权和合作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一直延续到19世纪60年代始发生变化。这一时期,世界发生许多重大变化,有美国的内战,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俄罗斯、奥斯曼帝国以及东方的日本的现代化的进展。这表明国际系统失去控制,上述秩序的解体。于是在1870—1871年,随着德国击败法国,德国帝国宣告成立,出现了第一个地缘政治的转折。这时德国在欧洲大陆居支配地位,使英国的平衡政策在大陆上失效。这样伦敦和柏林成为世界秩序的两个中心。虽然两强并立,但德国忙于巩固其在欧洲的地位,英国则设法加强其在世界其他地方控制,所以维也纳会议以来的长期和平仍能得以继续。这就形成“对立与合作的世界秩序”。该世界秩序的持续时间较短,到90年代就失序了。法、俄于1894年结成联盟,使德国两面受敌。另外,欧洲在世界的地位,由于美国和日本作为潜在大国的出现而受到威胁。特别是英、德的对立使“对立与合作的世界秩序”失去合作而消失。19世纪末,英国霸权显然已经过时,但仍然是个最大的政治大国。英国此时不得不修改其对外政策,构筑新的世界秩序。世界地缘政治的转折出现于20世纪初。英国于1901年与日本签订海军协定,分别于1904年和1907年与法、俄缔约形成反德阵线。这都是形势所迫,英国不得不摆脱“光荣孤立”的政策,并与宿敌法、俄联合,使不可能成为可能。这种在本世纪初建立的大国对立的地缘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1945年纳粹德国的被击败。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英国在本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继续作为居支配地位的大国、形成地缘政治上的“英国持续的世界秩序”。二战后,该秩序就寿终正寝,美国在瓜熟蒂落之时才取代英国,成为霸权大国,在世界上居于支配地位。世界秩序在1944—1946年,由于战后美、苏由合作转向对立,向“冷战的世界秩序”过渡。90年代,苏联的解体,标志冷战的世界秩序的结束,也表明美国的衰落。现在可以说是地缘政治上的一个新的转折期,它向什么模式的世界过渡则是许多学者与专家们十分关切的。本章第四节柯恩的1991年的新图式以及第五节中的各种地缘政治见解,都是反映对新的地缘政治的未来进行的探索。当然,与以前的各种地缘政治学说一样,也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作者所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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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阶级或集团观点、思想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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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六:地缘政治分析理论框架

  地缘政治学各家学说

  政治地理学所研究的空间政治现象分三个尺度,即国家的内部的区域或地方的政治格局与关系,国家的政治地理特点以及国家之间的政治格局与相互关系。在第二章至第六章,我们分别从国家的起源、民族的形成、国家的空间特征和综合国力与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政党、选举地理来阐述国家级与国家以下的区域级的基本特征与空间结构。第六章是介绍各家的关于国家的政治地理理论。以下四章则是阐述国家级以上的国家间的政治地理。地缘政治学是其特征的规律性阐述与理论概括。由于国际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等实力与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其空间的格局亦有所不同,故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地缘政治论说。有时,由于角度与侧重点的不同,同一时期,有不同的地缘政治论说。另外,地缘政治学虽然是根据客观实际进行理论概括,但是由于人的思想现点、哲学思维、阶级立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不同,地缘政治学的论说亦受其影响。因此,各家论说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甚至,有的走上邪路,滑到为本国的侵略扩张服务的道路上去。为了先掌握些有关国际关系的背景知识,故本章放在第七章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之后。对第九、十两章来说,则是先学些规律性概述,为深入了解这两章打下基础。一、地缘政治学概念及其复兴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一词是在德国哥德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基伦(RudolfKjellen,瑞典)在其所著的《生存形态的国家》(1916年)一书中提出的。他吸收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的理论,并进一步发挥,建立了用地理环境来说明政治现象与事件的地缘政治学。当时,这一术语并未引起学术界与社会的注意。后来,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浩弗于1924年在《地缘政治学杂志》发表大量的地缘政治文章,并为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扩张制造理论依据和提供宣传工具。这不仅使地缘政治学突然之间为世人所知,同时也使作为一门新的学科的地缘政治学受到玷污,不仅其本身受到学术界的非议、社会的指责,几致身败名裂万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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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复的地步,而且亦使政治地理学受到牵连,较长时期遭受冷遇。直到六七十年代,世界形势的变化,地缘政治学又重新在学术界出现,而且在一些政治、外交的头面人物的言论中不断出现,特别是80年代经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外交家言论与文章中经常使用,已成为流行的政治词汇,这对地缘政治学的新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上述这种曲折的历史与过程,对地缘政治学一词理解亦有不同。例如,对Geopolitik与Geopolitics两词的说明。在1994年英国出版的人文地理学词典中对两词的说明就有差异。对Geopolitik的解释是两次大战之间德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政治地理学中的派别。该词源于瑞典学者基伦,他使用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和麦金德“心脏地带”概念形成其地缘政治思想,为德国的扩张主义的合理性提供荒谬的理论基础。对于Geo-politics一词,词典中称这是地理研究中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领域,它在说明国际关系结构中强调空间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它与Geopolitik不应混淆。在我国翻译英国学者杰弗里·帕克著的《二十世纪西方地理政治思想》一书中,为区别这二字不同含义,将Geopolitik译为地缘政治学,把Geopoli-tics译为地理政治学。其实,这两个字从渊源上讲,前者是来自德语,后者是前者英语译词,是同义的。只是其历史原因,产生上述情况,为避过去之嫌,而采用两词含不同之意。在我国采用两种汉语译词值得商榷。一来增加名词混乱;二来地缘政治学一词已有较早历史,而目前国内、外报章杂志已普遍使用,另用新词反而造成不便,误以为不同学科;三来同一学科的不同流派很少使用不同学科名称。近来,世界最有影响的《政治地理学》是英国学者泰勒(PeterJ.Taylor)所著,该书对前者加上“德国”称为德国地缘政治学(Germangeopoli-tics),以此表示其一定时间内德国的一种地缘政治学派。看来,其处理办法较为合理,比分为两个术语要好。关于地缘政治学的定义,英国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认为是,“从空间的或地理中心论的观点对国际局势背景进行研究,整体的认识。”这也可以说是,从全球的空间背景上来观察其政治的格局及各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这种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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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理空间尺度上,从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的总体上,来研究各主要国家间或各集团之间政治上的相互关系与格局的地缘政治学,简言之,即是全球的地缘战略学。在研究中,虽然对其相互关系的基本内容分别加以考察,但这是为保证达到对整体的清晰认识;对单个国家看作是一块块的砖石,但对其探讨的问题却正是这些砖石所形成的格局和结构。虽然其研究的主题和资料大量取自社会科学,但其使用的方法论与最终成果却是空间性的,地理的。英国的著名政治地理学家P.J.泰勒指出,地缘政治学在西方的复兴有三种显著的表现。首先,地缘政治学已成为表达全球大国间政治战略上的对抗与竞赛的通俗术语。这种现象的形成,在西方得力于像美国的总统尼克松、布什和担任过国务卿的基辛格及作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等政界头面人物,他们不仅在语言中、著作中使用该词汇,而且通过当前国际上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与战略关系表达其地缘政治的思维和见解。这种现象充分说明,地缘政治这个术语已摆脱过去那种贬义地位,成为表述世界战略形势与关系的简明概念之词和流行术语。其次,在学术界,地缘政治学已不再是荒凉、寂寞和无人问津的领域,而是政治地理学中的一个热门领域。这种现象特别是在东欧剧变、海湾战争、苏联解体、波黑战争等一连串国际重大事件与变动形势下,向政治地理学提出的诸多课题与研究领域。大学里,政治地理课也不是一门可有可无的课程,而是颇吸引人的学科,而物色合格的政治地理教员却成了难题。同时,从80年代以来政治地理方面著作有明显增加,特别是英国学者泰勒所写的《政治地理学》,从1985年到1993年已出了三版。由于其突破传统政治地理学的框架与结构,颇多创新,成为流行的地理著作与教材。另外,对30年代的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也能给予客观的分析与评价。关于地缘政治学复兴第三个标志是,欧美大国的政党、议会和各种政治势力与集团对影响自己国家利益的各种国际事件、变革和关系、格局十分敏感。其间并夹杂着彼此的政治利害关系,外交政策已成为竞选纲领的重要内容和非难对方的问题,甚至报刊辩论的热门话题。特别是在当前,政治、经济、环境、资源、和平等问题已息息相关,并把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地缘政治当

篇七:地缘政治分析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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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地理背景分析(地缘政治)

  所谓地缘政治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把具体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战略放到全球背景中,从地理的角度加以考察国家问的政治关系。因此,国家间政治地理关系实际上是空间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在军事上表现为安全关系,在政治上表现为权力关系,在经济上表现为财富关系。安全、权力和财富是各国在全球格局中谋求的主要目标。1.海洋[问题简介]地球表面海洋面积占77.4%。海洋在地理上有重要意义:①交通价值。目前,同其他运输方式相比较,海洋运输不仅运量大,而且价格便宜。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世界上的许多大城市、工业和人口都趋向于沿海地带。②资源价值。海洋中有大量的生物资源、海水化学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海洋将成为人类的另一个大宝库。③国防价值。海洋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国防线。由于海洋也是军舰活动的场所,所以凡是具有海岸线的国家,都要发展自己的海军,以保卫自己的海疆。[地理背景]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世界性的开发海洋热潮。海洋科学和技术迅猛发展,成为当代新技术革命的重要领域之一。为适应国际海洋开发、保护和管理的新形势,国际社会经过20多年的努力,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于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海洋法公约的诞生,使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例如,长期争执不休的领海宽度问题得到了解决;国际海底及其资源被确立为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全球144个沿海国家除拥有12海里领海权外,其管辖海域面积可外延至200海里,作为该国的专属经济区,享有勘探、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及底土自然资源的主权。我国管辖海域面积为300万平方千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诞生,为建立国际海洋法律新秩序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兼顾各个国家的利益和要求,还有许多不完善和不明确之处。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在封闭或半封闭的海域,周边国家主张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就可能存在着重叠,还有一些岛屿主权争议和渔业资源分配等问题,这些都有可能成为相邻国家关系紧张,甚至引发国际冲突的新的因素。因此,相邻国家间管辖海域划界和海洋权益,要求有关国家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予以公平合理的解决。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中的一座小岛将使岛屿所在国沿各个方向拥有200海里的资源管辖权限,即占有面积为126000平方海里。2.南极[问题简介]南极即南极洲。1772—1775年,英国人库克到达南设得兰岛,1820.1821年,美国的帕尔默、沙俄的别林斯高晋、英国的布兰斯大林菲尔德先后到达南极大陆,之后,许多国家的探险者和科学家陆续到达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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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签订《南极条约》。我国于1983年加入该条约,1985年成为该条约的协商国。该条约的基本内容是:南极只用于和平目的;允许科学考察和协作的自由;科学考察的计划、人员、资料和结果可自由交流;在条约有效期内,不承认、不争论、不公认早先任何领土要求,也不能提出新的要求。[地理背景]南极是一个古老的地盾和准平原,气候条件严酷,至今无人定居。但是,南极自然资源丰富。然而,目前尚没人对此进行大规模开采利用,因为无商业开采价值。3.环境[问题简介]酸雨、全球气候变暖和臭氧层被破坏成为全球性的三大环境问题。例如,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使全球增温,就会使全球气候发生巨大变化,由此产生干旱、洪水、热浪、暴风雪等灾害,对生产、生活和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破坏;海平面升高,不仅使世界人口集中和经济、城市发达的沿海地带受到沉沦的威胁,而且可能导致一些岛屿甚至岛国从地球上消失;臭氧空洞的出现,造成紫外线辐射增加,给人类乃至整个生物界生存造成威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和地域性特点决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就是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地理背景]正是由于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特点,致使它越来越有可能成为地区性国家之间矛盾或冲突的导火索。因为环境问题是无国界的,一个地方产生的环境问题必定要影响到另外一个地方。如,在西欧法、德、荷、比、卢交界地带,由于工业比较集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较大。工厂用高烟囱解除了对当地的污染,可是却将污染随着西风转移到北欧,在北欧上空形成酸雨,使北欧的森林和河湖中的生物遭受到严重灾害。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北美。五大湖南岸的二氧化硫的排放造成北岸的酸雨。环境资源方面的矛盾更加突出。在一些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成为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不仅制约着当地经济发展,而且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甚至生存。如,尼罗河对埃及和苏丹,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对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约旦河对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是至关重要的。总之,环境问题既是一种地理空间问题,又是政治空间格局中的一项重要因素。4.南北问题[问题简介]南北问题是与东西问题相对应的。东西问题的实质是世界的和平和战争问题;南北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位于世界南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原来大多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处于被剥削的地位,经济落后,与北部的工业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有很大的差距。虽然在独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社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形势又有所逆转。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和非洲都出现了经济负增长,在整个80年代,拉美倒退了10年,非洲倒退了20年。在东亚,发展中国家则处于飞速发展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在发展中国家中,亚洲经济仍快速增长,拉美已有好转,但非洲多数国家的经济仍在恶化。南北双方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①北方对南方的影响和南方对北方的依赖都在下降;②一些亚洲国家经济势力与金融势力都在不断增强;③在制造业方面,不仅发展中国家自身在迅速发展,而且发达国家也在快速向外转移。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已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其次是拉美,再次是南部非洲地区。www.kj008.net-------华夏教育资源库

篇八:地缘政治分析理论框架

  浅谈地缘政治学

  姓名:关秀玉学号:2012511153年级:2012级地理科学

  摘要:地缘政治学从现实角度来理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术语,因此我主要从地理与政治、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与地缘政治学三个视角阐述了地缘政治学的不同内涵。根据国内外有关地缘政治学研究的学术资料,把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演变归纳为五个时间段,并对每个时间段结合自己的理解进行介绍、梳理和评价,有助于人们较系统地认识该学科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关键词:地缘政治学地理学一、地缘政治学的涵义界定地缘政治学是西方政治地理学中创立较早、影响较大的核心理论。它历经兴衰,至今仍通行于西方世界,成为各国制定国防和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地缘政治学"一词最早由瑞典政治地理学家哲伦(1864-1922)在所著《论国家》(1917)一书中提出。他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着重研究国家形成、发展和衰亡的规律。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和政治的结合体,又称为地理政治学。它关注地理学对国际政治的特征、历史、结构,尤其是与他国关系的影响,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对外政治决策的一个基本因素,并依据这些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成,分析预测世界或者地区范围内的战略形势以及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根据国内外学者对地缘政治学涵义的理解,我把地缘政治学归纳为以下三个视角:1.政治与地理英国学者奥沙利文(PatrickO‟Sullivan)强调地理因素对政治的影响,他认为,各国之间冲突的基本量度是地理性的,geopolitics“研究的是权力的行使者之间的地理关系,他们或是国家的统治者或是跨国集团的领导人”。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这种观点为国际关系理论所吸收,对国家的政治决策有相当的影响。强调地理因素对政治的影响是国内外学者的主流观点,地缘政治学是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地理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地理化过程,它突出了地理或地理空间因素对政治活动的影响。2.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对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有很多争议。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把geopolitics定义为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的一种理论”;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夫认为地缘政治学等同于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地理

  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之间,在研究方法和分支学科上没有什么根本不同”;阿部市五郎认为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是有区别的,“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虽同样是以国家的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前者为地理学,属人文地理;后者为国家科学,应属政治学”。3.地缘政治与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学是一种探讨个人、组织或团体,因为空间分布等的地理因素,经营政治的手段及方法。目前用于军事、外交等战略分析方面较多。常常以地理因素为底,经济,社会,军事,外交,历史,政治等为面进行分析。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英文“geopolitics”既指地缘政治理论又指地缘政治现实,地缘政治不等同于地缘政治学。我国学者陆俊元认为地缘政治学是地缘政治的一部分,广义的“地缘政治”,包含了地缘政治现实和地缘政治学两个方面;狭义的“地缘政治”指地缘政治现实。二、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演变1.西方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演变(1)产生期地缘政治学思想产生于1897年,拉策尔(FriedrichRatzel)在1897年完成的《政治地理学》一书被公认为地缘政治学的奠基之作,他是真正的“地缘政治学之父”。但地缘政治学理论产生于1916年,“„地缘政治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契伦(RudolfKjellen)教授所著的《生存形态的国家》(1916)一书中。书中,他吸收拉策尔的„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理论,提出了用地理环境来说明政治现象与事件的地缘政治学理论”。(2)繁荣期1918年—1945年前后是地缘政治学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经典理论,包括海权论、陆权论、空权论等。《海权论》于1890年在美国出版,是马汉海权理论的第一部成功之作。《海权论》一出版即引起关注,美国、日本、德国与前苏联等国都先后将其作为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方向指导。中国当前严峻的海权形势已成为国人的共识。中国要崛起,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打破海上的枷锁,真正走向全球的广阔

  世界。制海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希望我们精心再版的这本《海权论》,能够让每位读者认清当前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所面临的重重压力。并指导中国走向破冰和辉煌,让你对中国的未来不再迷茫。陆权论认为随着陆上交通工具的发展,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一战前夕,著名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将目光投向辽阔的欧亚大陆,第一个区分了陆权与海权的观念,认为随着陆上交通工具的发展,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地区。"陆权论"对世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上就有了著名的麦氏三段论式的政治咒语:"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作为对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观的发展,著名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则在其《和平地理学》中提出了"边缘地带理论"。他认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着世界的命运"。在麦金德看来,整个世界的历史就是大陆强国和海洋强国相互斗争的历史,尽管海权强国占过优势,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由于陆权国家人力和物力资源丰富,并且交通日益改善,海权国家终将被陆权国家所压制。因此他提出,世界力量重心所在的欧、亚、非三洲由于陆上交通发达,已变成一个世界岛;世界岛的中心位于欧亚大陆中部的心脏地带,其范围大致西起东欧,东至中西伯利亚和蒙古,南起小亚细亚、亚美尼亚、波斯和中国的西藏,北至北冰洋。其外围则依距离的远近和人力,除东欧这个门户外,其余方向海权国家均不易进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堡垒,而占据心脏地带的国家却屡屡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扩张。据此,麦金德断言,占据东欧是控制心脏地带的关键,并把他的全球战略思想归纳成著名的三段警句:谁统治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空权论是空军狂轰滥炸取胜的军事学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空军出现了,各国参战的飞机有两万多架,在战场上大出风头,可是那时空军只是附属于陆军和海军的一部分,不是独立的军种。意大利的军事家朱里奥•杜黑(GiulioDouhet)是空权论的创始人,他在1921

  年出版的《制空权》一书中提到,“航空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活动领域——空中领域,结果就必然形成一个新的战场”。他认为,独立空军的重要性将迅速增大,而陆军和海军的重要性将相应减小,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3)低迷期1945年-1976年前后是地缘政治学的低迷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玷污的地缘政治研究沉寂多时。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解释世界形势的理论需求将地缘政治学重新唤上学术舞台”。德国人K.豪斯霍弗(KarlHaushofer)是地缘政治学衰落的始作俑者,他曾经利用和歪曲国家有机说和生存空间论以及陆心说,把地缘政治学与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联在一起,导致在二战后约30年时间里地缘政治学在学界遭唾弃,一度处于低迷状态。(4)复兴期地缘政治学的复兴始于1976年。1976年元月,一份全新的地理学杂志《希罗多德杂志》在法国巴黎出版,法国地理学教授Y.拉考斯特(YvesLacoste)是该杂志的编辑,他把《希罗多德杂志》的副标题定为:“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评论”。从此,地缘政治学复活了。几乎在同一时期,地缘政治学说由美国政治家基辛格(Henrykissinger)将其引进美国有关外交政策的论述中,此后,地缘政治学成为美国的政治和国际关系词汇。到了20世纪80年代,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开始被学者们广泛使用。(5)新发展期1992年前后,地缘政治学开始获得新的发展。到1992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联合国日的致辞中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获得了新的发展,新地缘政治应运而生”。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展开,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在变得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中,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尽管国家间的竞争仍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扩张领土和争夺势力范围的得失较量的零和关系,而是在良性竞争中求得共同的安全与繁荣。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逐步从地缘政治学向地缘经济学发展。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N.Luttwak)在《面临危险的美国之梦》(1993)中提到,“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利益,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成为国家之间争夺的焦点,地缘政治角逐正

  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角逐”。地缘政治学的曲折经历丰富了它在每个阶段的内容,每个阶段的理论积淀推动了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海权论、陆权论和空权论的出现逐渐催生了世界各国海军、陆军和空军的崛起,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扩大到地面和空中空间的结合。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的激烈竞争渐渐上升为世界的主旋律,对地缘经济学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核心主题。2.国内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概况我国掀起学习与研究地缘政治学的热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起。从国内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新地缘政治的研究也受到国内很多学者的追捧。学者倪世雄认为,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传统地缘政治学提出的„世界是由正在扩张和收缩的空间集团和领土单位组成‟的基本假设,已变得陈旧而过时了,需要有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来替代它。”内涵上,地缘政治学已经不再仅仅把军事、安全等问题作为研究议题,而是把经济、文化等问题纳入研究议程,分别形成了地缘经济理论和地缘文化理论。外延上,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国家及其周边而是延伸到国家所在的整个地区乃至全球。三、结语纵观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产生期、辉煌期、低迷期、复兴期和新发展期这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国内外学者都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对地缘政治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有从地理与政治、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与地缘政治学的视角分析地缘政治的内涵;有从陆权论出发,分析陆地空间对大国的影响;有以二分论的模式分析地缘政治;有冲突性与联合性的分析视角等等,正是国内外学者的努力付出,地缘政治的研究才会硕果累累,地缘政治学才会进入新的研究领域。当今,新地缘政治学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型地缘政治理念,它否定了以扩大权势和领土扩张为主题的传统地缘政治观,批判了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强调平等与自主的国际关系。参考文献:[1](英)帕克著,刘从德译.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65-211.[2][英]P.奥沙利文著,李亦鸣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3]陆俊元.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93.[4]倪世雄,潜旭明.新地缘政治与和谐世界[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125.[5](俄罗斯)丘德诺夫著,国玉奇译.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37.[6][美]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78.

篇九:地缘政治分析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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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地缘政治的代表性理论及基本规律

  作者:杨柳来源:《法制与社会》2020年第11期

  关键词地缘政治国家利益海权陆权

  作者简介:杨柳,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D60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4.175

  肇始于近代歐洲的地理大发现不仅是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更为社会科学乃至世界政治掀开崭新的一页。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航海家带领水手们先后到达非洲、亚洲(印度)以及美洲新大陆,丰富的原料及广袤的市场直接刺激了欧洲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先后进行。新兴先进技术取代原有落后技术,生产方式发生改变,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为此后将近三个多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海洋性扩张,即在世界各地抢夺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学才在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Ratzel)以及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Kjellen)的共同影响下诞生。

  地缘政治的英文表达为:geopolitics,是一个复合单词。“geo”源于古希腊文“Ge”或“Gaia”,意为地球之神,“politics”源于古希腊文“Polis”,意为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因而从词源派生而言,地缘政治的最初含义是指地球和国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①。地缘政治学源于政治地理学,是关于地理空间与国际关系的一门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认为: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地缘政治学把地缘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要素,这种观点为国际关系理论所吸收,对国家的政治决定有相当的影响。”②美国学者杰弗里·帕克(GeoffreyParker)认为,地缘政治是一种从空间或地理视角所做的国际关系研究,它是一个表达政治行为与发生这种行为所处的环境之间的特定关系③。地缘政治学是研究和说明政治现象、政治行为与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它直接涉及国际关系、外交战略,对许多政治家与外交家判别世界和地区战略格局、合理选择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有深刻的影响④。因此,地缘政治是一种基于复杂地理因素影响下的包含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以及大国博弈等内容的国际关系研究。地缘政治学将地理与政治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套相对独立的逻辑体系和理论体系,解释特定地理空间内的政治现象,为特定政治权力在此空间内展开以及形成相应的地缘政治秩序提供依据。由此可见,地缘政治格局与国际格局有密切联系。国际格局是指“在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事务具有重大影响作用的国家或国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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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等主要战略力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之间形成的具有全局性的稳定的力量对比结构及其基本状态。”⑤地缘政治格局则是“以国际政治格局为基础,以地理分布为外在表象……体现出各方力量之间的配置,是国际格局反应在地缘关系上并以地理区位方式表现出的一种形态。”⑥两者之间区别在于,国际格局侧重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宏观层面;地缘政治格局则是宏观层面在特定地理环境下的微观展现,突出位置、距离、空间等地理因素。

  地缘政治学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理论。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科技水平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等“外部介质”存在较大差异,导致身为“内核”的地缘政治学理论不断涌现,其中不乏沿用至今的代表性理论。

  (一)海权理论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ThayerMahan,1840-1914)是美国著名的海军历史学家、海军战略理论家、美国海军学院前院长以及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他重点研究17世纪和18世纪的全球海战史,分析英国常年称霸世界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率先提出“海权理论”。“海权论三部曲”(即:《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以及《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相继出版标志着马汉的海权理论体系建构完成。马汉认为:“谁控制了制海权,谁就控制了世界。”⑦称霸世界的关键在于夺取制海权,即一个国家控制航海活动的能力。地理位置、形态构成、领土范围、人口数量、国民性格与政府特征等六大要素共同组成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拥有海权的综合指标。生产力水平、航运水平、殖民地或海外基地数量以及海军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海权的增长或衰落。英帝国正是凭借强大的海上实力,控制了除巴拿马运河以外的、几乎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海上通道,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马汉的海权理论对美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自此,海上霸权成为任何一个渴望全球地位的海洋国家制定国家战略时无法绕过的重要考量。

  (二)陆权理论

  哈福德·麦金德(HalfordMackinder,1861-1947)提出的地缘政治理论虽然被后人概括为“陆权理论”,但是更为具体的说法应为“陆海结合理论”。英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海洋国家,它可以称霸世界却无法统一欧洲,充分体现海权与陆权的二元对立性质。麦金德敏锐地发现“新世界”已无从开拓,欧亚大陆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以铁路为代表的陆上交通运输方式发展迅猛,使德国与俄国再次崛起,英国的离岸平衡战略施展空间趋于饱和,世界霸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因此,他认为应当将海权与陆权结合起来,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出发,利用其辐射作用控制亚欧非大陆,即“世界岛”,以陆权促进海权,延续英国的全球海洋霸主地位。他在代表性著作《民主的理想和现实:重建的政治学之研究》中提出经典的三段论:“谁统治了东欧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便控制了世界。”⑧尽管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麦金德受限于英国本位思想,使他对海洋强国的力量和作用作了过分简单的推断。

篇十:地缘政治分析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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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的概念探析

  作者:程铭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07期

  摘要地缘政治学诞生于政治地理学的思想之中,二者在学科分类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区分,但在研究内容上却有大量的重叠之处。在新的时代发展中,作为为人类发展进步服务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两门学科更应该注重加强对学科间的共通关系的理解,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中发挥作用。

  关键词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政治位置

  作者简介:程铭,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3-241-01

  一、问题的提出

  “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产生于19世纪后期,由瑞典政治及地理学者鲁道夫·契伦首先在其政治学著作《国家的研究方法》(1916年)一书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在这部著作中,契伦主张从地理入手来研究国家的行为,并第一次使用了“地缘政治学”一词。虽然契伦被公认为是这一术语的首创者,但他的地理与国家关系的思想主要是受到了德国地理学者弗里德里希·拉策尔的影响。拉策尔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他的“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y)”思想和对“政治地理学”的系统论述。他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及由此提出的“国家的空间扩张法则”构成了契伦所倡导的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基础。那么这两位学者所分别提出的“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二、关于政治地理学

  1897年德国地理学者弗里德里希·拉策尔的《政治地理学》一书的出版,被学术界普遍公认为是政治地理学从人文地理学中分离出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的标志。其核心思想是从地表空间的关系及其位置来观察国家,对国家的地理位置特别是政治位置、空间及自然关系、边界等问题作了细致的剖析。在该著作中,拉策尔综合运用地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将国家视为有机体,从时间和空间上对国家的现象形态做了彻底的观察,并评论了国家在历史运动中各项地理条件及其现实样态,由此提出了“国家的空间扩张法则”。他的“国家有机体”思想在当时的欧洲政治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目此后,正统的政治地理学的研究者辈出,其研究的内容也逐渐从国家的形态分析开始向国家的功能分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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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拉策尔的研究是沿着地理学的发展方向展开的。当时正是德国地理学的新发展时期,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德国地理学界开始运用发生学的思考方法来研究地理问题,进化思想成为了近代地理学发展的标志。受此研究思想影响的拉策尔,将“进化”看作是“时空距离的创作”,并认为进化问题并不只是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于是他将研究的对象投向了国家,用生命体发展的观点来考察国家的历史演进,并通过对自然地理因素与国家间关系的分析,构建了政治地理学的理论框架。

  三、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的辨析

  受拉策尔思想的影响,政治学家契伦借鉴了这个研究国家的全新视角,在关于国家及其行为、思想的讨论中吸收了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并从政治学的角度,冠以“地缘政治学”这个概念,将地理视作政治学的形容词,用以区别于“政治地理学”这一概念。

  契伦认为,地缘政治学作为政治科学,其目标常常指向国家的统一,并意欲了解国家的本质。与此相对,政治地理学是研究作为人类居住场所的地球和地球上其它要素的关系。豍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权威豪斯霍弗也提出了明确的定义区分,他认为,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是地球表面空间上的国家权力的分布、以及如何受到其分布的空间形式、气候和植被的制约的学问。而地缘政治学则是关于在自然生活空间中的政治生活形式的学问,并且是致力于阐释其政治生活形式如何受到土地的束缚和历史运动的制约的学问。豎根据他们的定义,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都涉及国家、领土、版图、资源等要素,契伦和豪斯霍弗的研究内容多是建立在拉策尔的理论之上,而且两学科对国家与土地的关系的见解是一致的,从研究内容和对象的角度来看,两者的区分是很不明确的,或者可以说“地缘政治学”只是契伦在语言学上的一个创意。

  从学科分类的角度分析,也有学者指出,作为地理学的政治地理学,是关于地理现象的政治学解释的研究;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学的地缘政治学则是对政治现象的地理学解释的研究。

  豏不过这也只是观念上的一种区分而已。要想对两者做一个明确的区分的话,重要的不是观念上的区别,而应是两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

  对此,赫尔曼·劳顿沙赫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二者做了简洁地区分。根据他的观点,地缘政治学以国家生活的历史事像的观察为根本,所以,研究国家生活的状态不是其根本的任务,国家的行为才是地缘政治学研究的前沿。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虽然都把国家和地理空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的目标,但政治地理学的观察方法是静态的,而地缘政治学的观察方法通常是动态的。前者的主要着眼点是分析、分类和比较等方法,后者的着眼点则是在其综合概念下追踪各种政治势力及其运动发展的轨迹。豐

  从二者研究的目的来看,正统的政治地理学主要考察的是国家的空间条件,反映的只是国家间地理条件的自然差别,并不赋予价值评判。而地缘政治学则主要考察的是国家的空间需要,并对各种地理空间赋予价值判断,试图借助其结论来指导现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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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学者们竭尽全力试图对二者做以明确的区分,但二者在研究内容上的大量重叠之处,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在“地缘政治学”受到德国法西斯利用而声名狼藉的日子里,许多地缘政治学的问题则被纳入到了正统的政治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20世纪70年代后,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在美国得到复兴,新的研究不仅对地缘政治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追诉,而且对该学科进行了全面地总结和再评估,地缘政治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被赋予了新的学术意义,其研究的宗旨目的、内容、方法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因此,已明显区别于传统的政治地理学。

篇十一:地缘政治分析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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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地缘政治分析

  作者:吕莹来源:《文存阅刊》2017年第10期

  摘要:在我国当前的发展当中,一带一路是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下,地缘政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一带一路的地缘空间,是高度关注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重点,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要加强我国路权及海权的建设,实现海陆并进,是我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战略。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应对新的地缘战略体系进行选择,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及利益共同体的建设,以共同发展为基础,实现新型的合作共赢的国家关系。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地缘政治

  前言:地缘政治是政治地理学说当中一种重要的概念和理论,按照地理要素、政治格局等地域形式,对地区或世界范围内,战略形势和相关国家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预测,其中,地理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我国的发展建设当中,应当以全新的地缘政治观念,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进行推进,对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地缘空间加以明确,并对地缘政治背景进行分析,认识到一带一路发展建设中地缘政治的风险,从而进行正确的地缘战略选择。

  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的地缘空间

  一带一路是我国当前最为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其中,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三条线路横跨了欧洲、亚洲和非洲大陆。三条线路分别为:①中国-东南亚-南亚-印度洋;②中国中亚-西亚-波斯湾;③中国-中亚-俄罗斯-欧洲。一路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条海上通道分别跨越两大海洋[1]。两条海上通道分别为:①中国沿海港口-南海-南太平洋;②中国沿海港口-南海-印度洋-欧洲。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家将欧洲、亚洲、非洲相连的大陆成为世界岛,并将其划分为6个自然区域,其中包括了南北两个心脏地带。其中将北部心脏地带划分为西伯利亚海岸向波斯海岸延伸的地带,将南部心脏地带划分为撒哈拉沙漠南部的非洲大陆。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家认为,心脏地带和世界岛在世界地缘政治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而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在地缘空间上包含了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和中心地带,因而受到了西方国家广泛的关注。

  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的地缘政治背景

  对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地缘政治背景,应当从不同的地缘政治层面进行分析。基于全球地缘政治的角度,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在当前的时代下,追求的是和平与发展,应当对和平发展的大环境进行维护,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与世界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相契合,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基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在中国崛起和亚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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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系转型的过程中,中美地缘政治之间相互博弈的背景下产生的[2]。在冷战结束后,亚太国际体系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为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亚太地区及全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因而亚太地区逐渐成为了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区域。

  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的地缘政治风险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当中,面临着很多地缘政治风险。中国周边很多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持怀疑态度,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扩张,对基础设施网络共建存在疑虑,对于中国在大通道建设中的参与持保留态度。对于中国和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家开展港口及海上合作,也认为含有政治或军事意义。中国发展一带一路战略,会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产生影响,因此必然会受到这些国家的战略围堵和阻挠。另外,日本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同时也是中国的战略竞争者,也可能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中进行阻挠[3]。此外,印度也存在着战略不合作的情况,站在印度的角度上,其认为一带一路具有较大的投入成本,对将来的获利情况持怀疑态度,一带一路经过的地区存在较多的动荡不安的局势。此外,海权争端的加剧,也会造成较大的地缘政治风险。而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和地区充斥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也为一带一路的顺利施行造成了不良影响。

  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的地缘战略选择

  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对于地缘战略的选择,应当超越一些所谓的霸权国家的地缘政治思维,站在新的高度上和更加开阔的地缘政治视野上进行选择。应当以共同发展为基础,实现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良好建设,并将其作为一带一路地缘战略的重要选择。在和一带一路战略相关国家中,应以合作共赢为基础,对新型的国家关系进行建立。持续推进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建设,注重和地缘政治支轴、战略棋手的国家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从而为一带一路发展营造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4]。对于南海问题,应当采用坚持双轨思路进行处理,协调与东盟之间的良好关系,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反恐问题,要建立明确的政策协调,帮助这些国家有力的打击恐怖势力,保持安全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

  结语: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我国当前最为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对于中国及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地缘政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由于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地缘空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较高的重要性,基于一定的政治背景,在发展中面临着很多方面的地缘政治风险。对此,应当进行科学的地缘战略选择,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实施提供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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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李振福,吴玲玲.交通政治视角下“一带一路”及北极航线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J].东疆学刊,2016,33(1):55-61.

  [2]于会录,董锁成,李宇,等.基于外部性理论的中国“一带一路”地缘战略[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6):697-706.

  [3]黄河,陈美芳,汪静,等.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治风险及权益保护——以中线、北线B和南线为例[J].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5(1):104-129.

篇十二:地缘政治分析理论框架

P>  陆权论——地缘政治经典理论之首讲地缘政治,就无法绕过一个人——麦金德,也无法绕过一篇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更无法绕过一种理论——地缘政治经典理论。

  一、一篇划时代的论文1904年1月,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麦金德宣读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有人将此文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十五种书并列,合称为十六本改变世界的巨著。

  《历史的地理枢纽》的划时代性,首先体现为麦金德在开篇处即把世界地缘政治历史划分为哥伦布以前的时代、哥伦布时代和哥伦布以后的时代。

  哥伦布以前的时代,世界各地处在封闭之中,基督教世界被圈在狭窄的地区并受到外部世界的威胁。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极大地刺激了欧洲人的探险热情,从而开启了哥伦布时代。借助于地理探险,欧洲可以在几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扩张,最终描绘出了世界地图的完整轮廓。哥伦布时代是人类活动在海洋与陆地扩张的地理大发现时代。

  南森和斯科特的极地探险填补了世界地图最后的空白,并大大减少了地理探险中重大发现的可能性,从而终结了哥伦布时代。从20世纪初开始,人类将不得不再一次与封闭的政治制度打交道,全世界都将连为一个整体,政治家也会把大部分注意力从领土扩张转到其他政治斗争上来。

  在麦金德看来,身处哥伦布时代行将结束的历史时期,我们是第一次处于一种比前人更具优势的地位,“即试图以某种程度的完整性来阐明较广的地理概括和较广的历史概括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于对整个世界舞台的了解,我们就“可以寻求一种至少能表明世界历史中某些地理原因的公式”。如果幸运的话,这个公式“应当具有透视当前国际政治中一些对抗势力

  的实用价值”。麦金德的所谓“公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具有实用价值的地缘政治理论。二、一种划时代的理论在1904年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通过地理探究与历史归纳,麦金德提出“枢纽地区”

  的地缘政治命题,并在1919年将其发展为“心脏地带”概念。麦金德谈到欧亚大陆,指出它是一块连续的陆地,北部为冰块围绕,其他三面为水域包

  围,面积为二千一百万平方英里。这块陆地可分为两大区域: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核心区域,估计约有九百万平方英里,整个说来是一个草原地带,没有可以利用的通到海洋的水道,一般说来十分适合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机动性;这个心脏地带的东面、南面和西面是呈巨大新月形的边缘地区,由海路可以到达。

  历史上,一系列在欧亚大陆核心区域兴起的骑马民族,如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哈扎尔人、帕济纳克人、库满人、蒙古人、卡尔梅克人等,穿越草原,通过乌拉尔山与里海之间的隘口接踵而至,并由此向北、向西、向南出击欧洲的各定居民族。欧洲近代史的一大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袭击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变化的注释。盎格鲁-撒克逊人很可能是在匈奴进攻时被驱赶过海,在不列颠岛上建立英格兰。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各省的居民被迫第一次在夏龙战场并肩战斗,不自觉地结合成近代的法国。奥地利正是作为抵抗阿瓦尔人的边境地带而建立的。因此,历史上的欧洲受到心脏地带势力的持续压迫。

  通向印度的好望角航路的发现对欧洲而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欧洲可以迂回到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而抵消他们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到十九世纪,英国逐步控制了海洋和欧亚大陆的边缘,从而成为“日不落帝国”。

  但陆上强国依然存在。俄国组织起哥萨克人穿过西伯利亚向东猛扑,从而占领了世界最大陆地的核心地带。这一区域不受海上势力的影响,铁路的发展增强了它的动员能力,英国对此束手无策。而一旦它积聚起足够的力量并转为发展海权,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世界帝国并再次对欧洲的海上强国形成威胁。

  由此,麦金德感慨到:“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哪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并且“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限之间的基本关系”。

  麦金德提醒英国政客,一定要持续关注位于这一枢纽地区的俄国的动向,必要时与法国联盟,从而使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成为与陆上强国对抗的桥头堡,迫使陆上强国部署陆上部队而阻止它集中全力建立舰队。这一战略提醒成为冷战的预言。

  麦金德的这一理论成为地缘政治经典理论的开篇之作,并成为以历史和全球眼光制定地缘战略的开篇之作。

  三、一个划时代的框架

  麦金德的观点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俄国(苏联、俄罗斯)以及德国的崛起,总会让人首先联想到麦金德提出的枢纽地区(心脏地带)理论。自古至今受北方势力影响的中国,对源自于世界另一端的英国的理论并不陌生,甚至会深有同感。

  同时,作为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开篇之作,不仅要看到它与世界政治实践的贴合,还应当注意到其理论的内核。

  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麦金德画出了一幅“力量的自然位置”图,将世界划分为了枢纽地区、内新月形地区和外新月形地区三个部分,从而构筑了描述世界地缘政治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这里称之为世界地缘政治框架。

  以世界地缘政治框架的标准来衡量,麦金德已经独立阐释了枢纽地区(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意义,使其成为框架不可或缺的梁柱之一。同时,内新月形地区和外新月形地区在麦金德的理论中的地位并不与枢纽地区(心脏地带)对等,是麦金德理论的缺陷,也是地缘政治经典理论需要着重发展之处。

  世界地缘政治框架是研究地缘政治经典理论的一条主线,后续两篇文章将继续介绍地缘政治的其他经典理论并将其纳入这一理论框架,从而构筑较为完整的地缘政治经典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①[英]哈·麦金德著,林尔尉、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②王艳阔著:《地缘探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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