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都是我们中央的领导同志,他们都不赞成唯成分论,所以我们学校里绝不要搞唯成分论。”
蒋南翔的讲话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考生政审中的唯成分论倾向,在教育部门已经认为高考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下,不单是高考政审工作,就连高考评卷工作也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范围。1964年11月开始,中宣部会同高教部、教育部和北京市教育部门查阅了北京市1964年高考和中学招生中的1000余份语文试卷,了解评卷人的情况,结论是高考评卷工作依然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评卷教师的队伍异常复杂,评卷的领导权实际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里;同时指出大、中学的招生考试评卷工作的指导思想反映了两条路线的斗争;高教部和教育部应组织全国力量,有计划地批判语文教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在把高考纳入阶级斗争视野的情况下,1966年4月6日至14日,在高教部召开的1966年高校招生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高考展开激烈的争论。有人反映高考尽管有改进,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考试依然束缚着学生,影响他们全面发展;重点中学带头追求升学率,教师引导学生脱离政治,突出业务;南京师大附中的毕业生在高考试卷上提出了59条意见,有人提出高考是产生修正主义的祸根。上海市格致中学4个高三学生在寒假向市教委写了一封万余言的长信,信中指出考试只是纸上谈兵,考试使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掌握知识不能用数字表示等。在高考座谈会的书面参考材料中出现了质疑阶级路线的声音,北京市一个化名“群声”的人在来信中指出,宁愿埋没几个天才,也不培养几个反革命;高教部简直成了唯成分论者,成分好就觉悟高,成分不好就觉悟低。有人甚至提出取消高考,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要政治挂帅,不是分数决定一切;还有人认为高考是教育事业发展的产物,高考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不是没有缺点。在座谈会最后,刘子载代表高教部发言指出,招生工作有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是把两条道路斗争的界限划在什么地方。招生工作要彻底改革,提出3个方案: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区;部分试题下放,由省市区负责;积极试点如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等。但是,高考的改革方案最终没有落实,随着教育领域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运动,统一高考在1966年最终被取消。
为争夺教育领导权,统一高考被取消
1966年1月,高教部为了做好高校招生工作,对高等学校招生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专门制定了《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讨论提纲)》,提纲提出了1966年招生方式的改革方案,建议实行两种招生方式:一种是统一招生方式;另一种是实行厂(场)来厂(场)去、社来社去的招生方式。在讨论中有人提出取消统一高考,高校招生实行保送入学或者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方法。高教部最后认为统一高考在当前选拔人才方面是比较好的,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的方法是已经实行的方式。
这意味着1966年高考依然采用统一高考的方式,只是对统一高考的范围进行了调整,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简化高考工作,保证重点,便利考生。1966年4月对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的不同意见进行系统整理,最后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一、招生是不是分数挂帅;二、高考是不是阻碍了中学教改;三、高校招生要不要考试;四、现行高考制度是不是产生修正主义的祸根。”可以看出,在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对统一高考的存废之争是争论的核心问题。
教育领域对高考的争论和质疑是毛泽东从1964年以来不断对教育制度进行激烈批评和全国范围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运动冲击的结果。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是要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实践产生的,教育重视升学率而忽视政治,就会产生修正主义。毛泽东对教育方法和考试的批判还根源于对教师的不信任,1966年3月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还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押他们的稿件。”(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在文化教育领域依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权,号召青年人向这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开战。4月17日,高教部党委召集京津地区14所高校的负责人讨论和部署学术批判运动,会议认为这次批判运动要彻底破除资产阶级专家垄断教育的斗争,这次批判是争夺教育领导权的斗争,要放手发动师生参与这场斗争,高校的教学改革等都要与学术批判结合起来。
在全国开展旨在争夺教育领导权的批判氛围中,高等教育部没有采纳招生座谈会上提出的取消统一高考的意见。6月1日,中共中央同意和批转了高教部党委《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并没有指出要取消统一高考,规定半工半读高等学校“不参加高等学校统一招生;招收本届高中毕业生的,可以参加高等学校统一招生,也可以在统一招生以后自行招生”。从1966年高教部制定的请示报告来看,高考进行了重大改革,基本上回到1958年的做法,那就是高校招生管理权下放,除全国重点院校以外,其他高校可以不参加统一招生。但是,从毛泽东1964年以来对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批评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不能满足于采取教育改革的方式来解决教育问题,他已经形成一套新的教育发展思路和模式,要用“教育革命”的方式来实现对教育的彻底变革。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指出,军队应该是一所大学校,在这所大学校里,学习政治、军事、文化和从事生产,又能从事群众工作,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学生也是这样,“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五七指示”,后来就成为教育战线夺取领导权的依据。
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正式提出了一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都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都是“黑线统治”。这意味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教育问题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过去对教育工作的批判发展到对教育工作的全面定性,即使各级学校采取半工半读的形式,师生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黑线统治”,要求“再也不能继续下去”。这说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全党逐渐形成全面否定现行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的局面,就这样掀起了高校的夺权浪潮。
5月25日下午3时,在康生的指使下,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组织人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贴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上。大字报攻击北大领导引导社教运动的做法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做法。6月1日,毛泽东看了这份大字报后批示指出,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和在全国报刊发表,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很快使全国高校陷入争夺教育领导权的斗争之中。
5月29日,清华附中一些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的学生组织了全国第一支红卫兵,在校内开展批判运动,随后,红卫兵组织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下很快遍及全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批判和大革命的背景下,6月6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是中学生,是即将毕业的高中毕业生。高考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是造就新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工具,因此砸烂高考制度是他们的责任。北京市第四中学的学生在获悉和看了女一中学生的信后,非常赞成并提出了补充意见,在全校广播后受到热烈响应,就抄了一份发给毛泽东,信中说:“高考不作彻底的改革,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的命令,我们坚决不进考场。”“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在教育领域阶级斗争形势日益激烈的情况下,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通知指出:“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同时,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这样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定新的招生办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湖北一些中学学生获知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的通知后,“武昌试验中学、黄冈中学、麻城宋埠中学、远安第一中学等中学的高三毕业生,或者给毛主席打电报,或者写信写稿,要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彻底打烂旧教育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的教育制度。”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围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迟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半年的通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并同时发表北京女一中和第四中为废除高考给毛泽东的两封信。这篇社论对过去实行的高考制度进行激烈集中的批判,指出这种高考制度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是分数挂帅,会把大量优秀的工农兵子女排斥在高校大门之外;这种高考制度是资产阶级分子同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改革现行的高考制度,是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社论又引用北京四中学生来信的意见:“我们打碎的绝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我们打碎的是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梏,我们打碎的是产生精神贵族和高薪阶层的温床,我们打碎的是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基石。”
从1966年6月开始,全国各地高等学校都相继仿效北大清华的做法,成立红卫兵组织、贴大字报等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揪斗高校干部和教师,掀起了“停课闹革命”的狂潮,高校的各级行政组织陷于瘫痪状态。6月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季平被批斗。7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宣部的建议,合并高教部和教育部,成立新教育部,由何伟任部长,但9月何伟也遭批斗。随着运动的发展,教育部的业务工作陷于停滞,各地教育机关也出现类似情况。
7月12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中国人民大学7名学生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信,这封信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信中列举了现行教育制度的“十大罪状”,建议现有学生一律提前毕业,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改造,长期地、无条件地与工农兵相结合。今后要招收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复员军人中的优秀分子入学,不一定非高中毕业不可。这7名人大学生对“文科大学学制”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回应。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从今年起,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本年度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时间,从1967年1月1日开始,至1月底结束”;“中央1966年6月1日批转的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停止执行。”
这个通知的发布,标志着从1952年以来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取消。尽管通知指出取消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并没有取消高校招生,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都陷入瘫痪或停课闹革命的阶段,从“文斗”发展到“武斗”,阶级斗争运动逐渐升级,高校招生实际已不可能,统一高考取消达10年之久,高校招生停止长达5年,莘莘学子的韶华岁月和高校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光辉使命,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悲凉而又昂贵的“祭品”。
1966年学生提出取消统一高考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不单纯是为了破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局面,更多源于学生对高考制度的质疑和否定。这固然是毛泽东对教育制度的系列批评在起作用,但是不能忽视高考被政治化后而难以兼顾学生学业成绩和政治要求两方面因素所处的窘境,这也是统一高考制度被取消的重要原因。高考制度的取消对高校的招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革期间实行推荐上学的方式进行高校招生,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严酷的教训,时至现在依然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的噩梦。
责任编辑 李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