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17篇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与外交 10级历史教育班张建荣指导教师吕德胜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从古至今始终影响着中国外交，中国千年外交也反过来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1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与外交
10级历史教育班张建荣指导教师吕德胜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从古至今始终影响着中国外交，中国千年外交也反过来影响和丰
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情怀，“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理藩大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满招损、谦受益”的处事原则，至今对中国外交仍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千年；外交；传统；文化
一、主流传统文化影响古代外交的基本走向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是千年中国的制度文化，是支配中国千年外交的意识形态。这些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但受儒家文化影响最大，主要有：大一统文化、农耕文化、礼制文化、仁义文化。
(一)大一统文化
大一统文化决定了追求和维护统一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主线。“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孔子怀念西周“大一统”，渴望结束当时诸国纷争、四分五裂的状态。大一统理念深深根植于华人的内心深处，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以至于统一成了上至达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的一种共识。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时常有分裂与内争，但几乎没有人怀疑统一的必然性。这就是说，即使中国客观上处在分裂状态时，各独立政权领导人也不可能只顾及自己治下的小块领地而对其他治外之地弃之不理，他不得不站在全国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而无法偏安一隅。要获得统治自己属地的合法性，他在执政时便不得不声称自己为正统，而且必须始终以统一天下为号召，这使得中国追求和维护统一的外交成为一种必然。三国、南北朝等时期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二）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决定了谋求和平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政策。四大文明古国都以农耕立国。虽然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农耕文化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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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讲到的大一统文化的出现是由农业生产的本质特征（如大型水利工程依赖于一个统一的政府）和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所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耕文明是一种善的文明，它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守望田园和辛勤劳作，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也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农耕文化造成人们对农田的依赖，对中原以外的地区往往存在恐惧感和鄙视感，加之自给自足造成对外界几乎没有任何需求，由此形成缺乏对外扩张动力的封闭社会。守护田园的需要使以农立国的历代中原王朝大多采取筑长城、闭关、断互市、禁出入之类的守势，草原王朝侵入中原王朝农业区后，会逐步改变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中原王朝的文化，从而使几千年来的中国外交整体上以谋求和平为基本政策。因而，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防御性战争远多于进攻性战争；除极少数历史时期外，即使是进攻，也是以攻为守，而不以掠夺为目的。与之相联系，除成吉思汗外，中国历代王朝很少进行过真正的远征。为数很少的几次远距离作战，也都在自己的附属国中，即便是汉武帝、唐太宗，他们在军事打击之后多班师回朝，退回原地，只要求对朝廷的附属与臣服，对于称臣纳贡的降服者往往赏赐有加。而在西方历史上，只要有强大帝国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军事征服与远征，无论是亚述帝国、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奥斯曼帝国都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东西方经济结构与文化社会结构的不同。
（三）礼制文化
礼制文化决定了朝贡体制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体制。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其实质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而不是扩张式的帝国外交，其立足点是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中心大国定位，因而，其外交导向是“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中国历史悠久，号称礼仪之邦。中国文化基于农耕活动，地域相对稳定，民族相对单一，因而极易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稳定的礼制文化。几千年来，礼作为中国千年外交的思维逻辑与行为准则，呈现了权威化、规范化、程序化与教条化的特点，一直是东亚国际体系的文化基础，决定了古代中外关系的非对等性。因而，中国历代王朝办外交时，很少具有平等意识。周朝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将中外关系纳入华夏礼制的轨道，从而使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延伸到中外关系领域。朝贡体系重礼仪和象征意义的特征，从先秦到明清，一直没什么改变。在传统关系中，对外交往就是“宗主”对“藩属”的管理，所以管理对外交往的机构就是“理藩院”。古代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因而自乾隆朝以后，中西屡屡发生外交礼仪冲突。
（四）仁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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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周初年，仁义就是周文王、周武王统一各诸侯国的一面旗帜。仁义文化主张以仁义立国，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义在先秦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体现，就是周礼作为公认的准则（相对于现在的国际法）被运用于各国，礼的根本就是一个“仁”字。古人在国际交往当中不少践行仁义的行为在今人看来显得迂腐，当时却很普遍。例如，襄公的“仁义”之举，被毛泽东看成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仁义外交最典型的事例是公元前57年，匈奴大乱，朝廷大多数人主张乘机出兵消灭匈奴，只有御史大夫萧望之反对，认为“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说“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主张“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汉宣帝采纳此议，不仅不出兵攻击，而且还“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后来，更以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结果“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汉书》卷78）仁义外交的典型代表是曾国藩，曾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外交方略时，曾送他一个“诚字锦囊”。李鸿章说这个诚字锦囊“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诚”的含义就是“忠信笃敬”。曾给李的信中说：“夷务本难处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今天看来，这正是对外交往所需的基本品格。
二、非主流传统文化的影响
非主流传统文化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制度文化，但对中国千年外交的影响不可低估。非主流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如潜规则文化、酒文化、食文化等，对外交都有影响，但影响最大的是如下三种：
（一）权术文化
权术文化也叫做权谋文化、谋术文化。中国是世界上谋略思想和著作最丰富的国家。申不害说：“明君治国，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谋定而天下治。”冯梦龙说：“三代以下将相，大抵皆权略之雄耳。”外交离不开谋略，历史上许多谋略家就是外交家，如张仪、苏秦、诸葛亮。谋略思想和著作最丰富的时代，同时也就是外交思想最丰富、外交家辈出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战国策》等兵家、法家、道家、纵横家谋略著作出现，中国外交也演绎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大剧。谋略不等于权术，外交不等于权术，更不等于诈术，外交辞令也不等于空话假话。但外交史上尔虞我诈的事确屡见不鲜。权术文化中外都有，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是西方权术文化的代表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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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讲权术的书不少，如《六韬》、《三略》，许多人认为《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文化的大全。所谓权术，就是政治手段，政治手段有些是必要的策略，有些则完全是诡诈性、奇谲性的计谋手腕，后者便是权术。宋代叶适认为：“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把权术视为“至诚”的对立面，十分准确。权术与封建专制相伴相生，包括驭臣之术、愚民之术、谄媚之术、韬晦之术、结党之术、游说之术、狡辩之术等，没有真诚，只有机变手段。玩弄权术者行为和思维均具有两面性。《三国演义》展示的是一个外交上折冲樽俎的时代，也是一个“仁义”叫得最响但权谋最为成熟的时代。李宗吾在《厚黑学》中说他读遍二十四史，终于读出“厚黑”二字。所谓厚，就是脸皮像刘备那么厚；所谓黑，就是心如曹操那么黑。如果没有厚颜与黑心，就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大英雄”。“诡”字进入兵事不奇怪，进入外交更不奇怪。越国在灾年向吴国借粮一万石，第二年说选择最好的粮食归还，吴国竟然相信越国，将其留作种粮，哪知来年播种颗粒无收，原来还吴的是经过了蒸煮、永远不会发芽的粮食，使吴国遭受严重饥荒。唐太宗外交上也有使阴招的时候。例如，太宗以答应新兴公主嫁给薛延陀汗国首领夷男为诱饵，换回唐大将契苾何力，换回后，却不将公主送往汗国，而是故意断绝和亲关系以促使汗国内部分裂。当时有大臣坚决反对这一外交决策，认为既已答应，不可失信。夷男发觉被骗后，气恼而死，接着，“国中乱，如其策云”。（《新唐书》卷110，《契何力传》）源远流长的权术文化至今仍深深扎根于中国政治生活和老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变成了我们的所谓“生存智慧”、“实践理性”。
（二）暴力文化
暴力文化，即崇拜暴力的文化。按理说，外交是打嘴仗，同暴力不沾边，但外交史上确实留下了暴力文化的斑斑血迹。韩非子说，“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弑臣》）《尉缭子》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其半，威加海内”（见《汉书・艺文志》），公然鼓吹血腥屠杀，令人发指。几千年来，“暴力斗争哲学”在中华大地上始终有深厚的成长土壤，逐鹿中原、王朝更迭总是伴随着大砍大杀。专制制度催生出一代代暴君、暴官和暴民，虽然他们在国人中比例不大，但足以使暴力文化代代相传，其影响有时超过主流文化、制度文化。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中有三部是有关杀戮和暴力描写的。《三国演义》既是三国外交演义，更是如何最多、最快杀人的阴谋演义；而《水浒》讴歌的英雄义士行为，多出于私仇而很少公愤。他们开人肉包子店，杀无辜路人以作入伙投名状等等，以杀人为乐，在杀戮中感受快意。李逵救宋江，抡起板斧，不管男女老少一并砍去，直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他杀黄文炳，类似于凌迟，后来，在明朝酷律环境下，凌迟竟发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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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残忍的艺术。按照一些民间历史故事的记载，凌迟一般每天割357刀，共切10天，这样的刑罚，不但施于大奸臣刘瑾身上，也施于英雄袁崇焕身上，在清代也施于石达开身上。千刀万剐剔下来的“肉”，不少被用作下酒菜，闻之令人毛骨悚然。中国外交史上也不乏血写的篇章。春秋时期，晋国不仅无礼扣押郑国国君郑成公，而且杀了前来求和的郑国使者，从此，违反“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一国际法的现象不绝于史。宋亡国前夕，元主连番下诏，痛斥宋权臣贾似道接连扣押和杀害元使。虽然连克镇江、南京等，元主仍复遣尚书廉希宪、侍郎严忠范奉国书出使南宋，有意与宋继续议和。到了宋界，宋边将张濡，不分皂白，竟将身为侍郎的使者袭杀，将身为尚书的使者押送到宋廷。元丞相伯颜遣书质问，宋廷遣使答报，只说是边将所为，未曾禀报。伯颜再遣张羽为使，同宋使一起返宋廷，不想到了宋境，又被杀死。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外交人员巴夏礼一行39人被咸丰皇帝下令扣为人质，尽管恭亲王奕信誓旦旦地作了“未尝苛待，居处适宜，待遇优渥”的保证〔《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但3日后交还人质时，生还的仅18人，其余21人归还的全是伤痕累累的尸骸，其中《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的尸体被大卸八块。义和团运动期间，清廷悬赏洋人首级。据《景善日记》，“庄王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德国公使克林德前往总理衙门办事，被清军杀害；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出永定门办事时，被清将董福祥乱兵击杀，尸体被肢解，抛在路上。义和团揭帖有云：“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腾腾杀气，字字血气。无人质疑外交家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郭泰祺是爱国者，但郭因“一・二八”事变的交涉，王、施、顾甚至蔡元培因“九一八”事变的交涉却被国人殴打、恫吓。王正廷最惨，不仅在1928年的济南惨案交涉中家被砸毁，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交涉中更是被学生打得头破血流。《时代》周刊描述说：“呼声中毫无防范的王部长还没站起来，一个墨水瓶就猛地扔到他的头上。群众随即手挥棍棒殴打中国的外交部长，险些被打死，幸好有他的忠实的下属们赶来营救。一番争斗后，他们救出了王先生，把流血的他赶紧送回家。医生说：‘他的伤很难治愈。’”新中国的外交也受到暴力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发生了围攻苏联大使馆、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另一方面，张闻天、刘晓、章汉夫、孟用潜、潘自力、王炳南、陈家康、许建国、罗贵波、徐以新、姚仲明等副部级以上外交干部都领受了“斗争哲学”的厉害。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常务副部长章汉夫、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副部长陈家康、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许建国被迫害致死。部党委书记、副部长刘晓被整得精神痴呆，副部长王炳南被弄得家破妻亡。正部长级干部、中国国际问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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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所长孟用潜挨斗时，研究所其他领导人和业务骨干十多个人被拉来陪斗。都戴着高帽子，手拄两根哭丧棒（用白纸包的木棍），在台前跪成一排。孟的高帽子里安装了图钉，用手一按就鲜血直流。孟在游斗时走了一半路就已晕倒。外交部被整成全国抓“五一六反革命”的头号重灾区，全部参加运动的有4000名干部，被抓的竟达1700人。
（三）关系文化
三是关系文化。可能没有其他哪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如此重视关系的价值。中国关系文化渗透至社会各个角落，人们必须建立各种关系来得到他人认可、谋取自身利益，通过关系建立的获利能力不少时候会远超诸如能力、业绩、敬业精神等方式。关系文化对古代外交的影响，一是表现在把建立血缘关系作为外交的重要手段，最典型的例子是和亲外交。汉匈和亲时，汉廷想的是，将公主嫁给匈奴单于，皇帝与单于的关系是翁婿关系，哪有女婿打岳父的道理呢？单于死后，公主生的儿子继位为单于，皇帝与新单于的关系是外公与外孙的关系，岂有外孙不孝顺外公的？唐代经历三次和亲高潮，越到后期，越是真的皇女帝妹外嫁番邦。唐与吐谷浑、吐蕃、回鹘通过和亲分别建立了甥舅关系。以回鹘为例，“唐朝继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以后皆因之”。（《宋史》卷490《回鹘传》）二是将国家关系作为家庭关系来处理。例如，石敬瑭引契丹为援，夺取后唐天下。石给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上书，表示称臣于契丹，并向契丹皇帝行父子之礼。当时石45岁，耶34岁。1004年，宋辽议和，确定两国为兄弟关系，宋为兄，辽为弟。1164年，宋金议和，宋向金由称臣改为称侄，金主为叔，宋帝为侄。宋亡国前，宗正少卿陆秀夫等奉诏与元和谈，情愿称侄纳币，否则降称侄孙。就是说，只要宋不亡国，可以称元祖为叔叔，再不行，皇帝做元主的孙子也行。三是外交上不是用人唯才而是用有关系的人。明代外交一大弊政就是出使朝鲜的使者基本上由宦官充任，为什么呢？因朝廷大宦官基本来自于朝鲜，“在宦官干政的背景下，由他们出使朝鲜，乃顺理成章之事。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借奉使之机，百般勒索，大发横财”。四是外交和国防战略让位于哥们义气。最典型的是“桃园结义”所体现的江湖伦理在蜀国国家体系中凌驾于法度、军令之上。赵云谏道：“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三国志》卷36）刘备哪里听得进去。刘关张抱团，一再破坏联吴抗曹的外交方针，给蜀造成重大损害，这是蜀在三国中最先亡国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传统文化的某些缺失对外交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但不可能包罗万象，受主流文化、制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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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有其缺失的一面。
（一）重农抑商导致商业文化的严重缺陷，使经济外交在中国外交史上几乎空白
农耕文化在古代中国实际上成了农本文化，由此导致重商文化的缺失，使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外交在中国外交史上几乎空白。朝廷不会动用外交资源促进市场的繁荣，为中国商人走出去保驾护航。商朝商业非常发达，春秋战国时各国也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当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司马迁语），不少人发了大财。孔子的学生子贡“家累千金”，富而从政，曾出任鲁国外交高官，陪同鲁哀公参加过吴国、晋国的盟会。然而，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思想也在此时开始出现。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后成千古名言。商鞅、管子、荀子、韩非子等以商人为小人，以经商为缺德。秦始皇把各地12万商人迁入咸阳，明确将“重农抑商”上升为国家意志，开了以国家力量轻商抑商的先河。秦汉征徭役，政府视商人为罪犯。刘邦规定商人不得穿锦绣之衣，不得带兵器，不得骑马，不许乘车，本人及后代不许做官。朱元璋规定商人只许穿布衣，农民才能穿纱绢锦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但重商文化的缺失导致“耻言利”，朝廷对外交往不仅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相反，还以经济付出换取朝贡来仪的名义。在中国古代，每一次官方使节的往返都伴随着礼物的“交易”。自汉以来，凡来朝贡者，中国王朝都大量回馈，盛情相待。如明朝即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有时甚至“恣其所欲”，打开仓库，听凭挑选，爱什么就自己拿什么！这样的朝贡贸易自然会使各国纷纷来“贡”，其结果则是明王朝“岁时颁赐，库藏为虚”。这与晚于郑和的哥伦布等人开辟新航路的结果大相径庭，导致中国失去利用国际贸易的优势地位开辟海外市场、刺激资本扩张、推进工业化的契机，被远远甩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的后面。
（二）契约文化的缺失导致外交上出现不重视条约关系的现象
没有条约关系，就没有现代外交。缔结契约是以主体地位平等为前提的，契约的核心价值内含缔约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和缔约方式自由。契约在我国古已有之，周时“书契”、“万民约”、“邦国约”概念的存在足可证明。《礼记・学记》有“大信不约”的话，说大信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行为，不一定靠契约。但是，这种“大信”不等于契约文化，是局限于亲缘、准亲缘即熟人之间的“信”，是单方许诺、立誓。“大信不约”的“信”能否实现，靠的是良心，重视的是人际关系；而契约文化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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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双方约定的基础上，是对双方相互合作的约束，是合意，是互信，靠的是运行机制，重视的是条约关系，因而相对稳定。这种信用将全社会所有陌生人囊括进来，因而具有普遍性。契约文化不可能在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的土壤中产生。也许正因为李鸿章缺少契约文化精神，他在外交中对自己屡打“痞子腔”，老用“痞子手段”洋洋自得。当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他几次去信建议说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1863年，戈登率队与淮军合攻苏州，数月无功，伤亡惨重。戈了解到守城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与主帅谭绍光不和，便建议诱降纳王，拿下苏州。建议为李鸿章采纳，郜永宽在苏州城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定降约，约定郜谋杀谭献城降清，程与郜指天为誓，“既往不咎”，程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戈登做担保人。12月4日，郜等刺杀谭，开城门迎清军入城，清军入城后，不仅诱杀了8个降王降将，而且诛杀了数万毫无戒备的太平军将士。杀降激起了戈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更因为戈是太平军投降的保人，这下搭上了他的信誉，怒不可遏。戈大骂程学启，与之断交，又提着洋枪找李鸿章算账，逼得李四处躲藏。列强驻上海领事馆代表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与此相反，清廷却明确支持李鸿章并责备戈登“不明事理”，连主张“诚信”的曾国藩也称赞说：“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据雷颐《杀降的“国情”与“公例”》）。这个例子说明，儒家的“信”与契约文化不是一码事。
（三）妥协文化的缺失导致外交上难免出现走极端的现象
外交离不开谈判，没有妥协就没有谈判。但是，妥协文化的缺失导致中国缺乏谈判的文化。《礼记》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一山不容二虎”的思维定式使中国历史上你死我活的斗争成为常态，往往不承认对手地位是平等的。因为没有双赢的概念，过去中国大部分谈判是在兵临城下了才谈，会出现开价的价位与对方底线相重叠，没有回旋余地。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妥协”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外交要协调多方面关系，平衡各种矛盾，这就必然有妥协。妥协太多地体现在外交中，它是一种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以保障长远利益的外交艺术。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公元1004年，宋真宗亲征契丹，辽军统帅萧挞览中箭身亡，辽军抵挡不住，请盟议和。宋在胜利情况下与辽达成“澶渊之盟”，约定两国为兄弟之邦。宋为兄，辽为弟。澶渊之盟使宋朝依然侵占辽国“关南”之地瀛、莫二州，同时宋每年给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相当于30万贯）。公元1021年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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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财政收入为15000万贯。北宋平均年财政收入在10000万贯以上。一两白银可兑一贯铜钱。30万贯对宋朝每年财政收入来说微不足道。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战时军费比平时军费高1300万贯。“岁币”对宋政府及人民不构成丝毫压力，而年30万的岁币对于经济拮据的辽来讲，则可解决大问题。澶渊之盟使宋辽两国进入100多年和平交往的友好时期，双方互使共达380次之多，促进了汉辽经济文化交流，北宋经济也迈向了封建社会的巅峰。然而，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澶渊之盟对宋而言是丧权辱国的和约，辽是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这种看法，典型地表明了中国妥协文化的缺失。综括全文，探讨中国千年外交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有益于丰富现代外交战略思维的营养，消除传统文化中消极成分的不利影响，同时，针对传统文化的缺失加强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以丰富中国当代外交的文化底蕴和哲学基础。
参考文献:[1]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2]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M].新华出版社,2004[3]张岂之.中国古代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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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外交成果
当今社会，文化外交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软实力资源和外交手段。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外交使命任重而道远，成为我国展现自身独特文化价值理念、开辟特色发展道路和树立大国形象的有效方式。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外交就受到我国领导人的重视，在国际周边环境对我国不利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席运用文化外交打开了我国外交新局面。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外交成果不仅是对我国开展文化外交工作经验的总结，更会给我国今后的文化外交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标签：文化外交；外交成果；外交举措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義阵营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和外交上不承认的政策，企图把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如何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树立新中国的国家形象成为外交工作的重点。毛泽东主席巧妙运用“文化先行”战略打开了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增进了中国同目标国家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在我国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初期灵活运用文化外交形式多样的策略，不仅积极参加国际文化活动，如派遣艺术团出国演出交流、文化人士互访、乒乓外交、围棋外交等，而且还积极筹备举办各种国际文化活动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如举办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活动，为非洲国家培训杂技演员、扶植建立杂技团，在英国、德国等地举办画展，这些举措为新中国走向世界开拓了广阔道路，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首先，积极塑造了新中国的大国形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局势紧张及不利的情况下，为冲破外交封锁，文化外交成为我国外交工作和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外交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兴大国形象，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当家做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外交举措形成了新中国文化外交事业的优良传统，给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留下了较好印象，获得了对象国家的好感，而对已经建交的国家，则更加巩固了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使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改变了许多国家对中国存在的偏见和疑虑，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支持。
其次，成为政府外交的“开路先锋”。文化外交作为传统外交的有益补充，对政治外交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在当时对外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处于紧张、非正常状态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外交无疑取得了政府传统外交起不到的良好效果。如打开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大门的“乒乓外交”，中日建交之前两国互派艺术团访问等半官方的文化交流，这些举措使我国同一些国家暂时搁置下领土和社会制度等历史遗留问题的争议，传达了与各国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关系的意愿，在传统外交陷入尴尬境地下，打开了双边关系的新局面，为我国的建设事业争取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最后，为同世界人民的友好交往架起了桥梁。周恩来在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的交流，正如
经济上的合作一样，也是促使各国之间的和平、友谊和合作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条件……作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一个方法，文化交流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毛泽东主席通过派遣艺术团出国演出、派遣留学生、交换影片和广播节目、相互代办电影周、举行画展等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不仅为当地民众展现了灿烂瑰丽的中华文化，使之深深折服，更在文化交流中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了相互之间的理解和认识，形成了友好的国际氛围。正如1955年7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介绍的当时中国艺术代表团在巴黎参加艺术节的情况：“在舞台上出现了来自美国、共产党中国、芬兰、波兰、东德的演员们，他们开怀畅饮，谈笑风生，好像铁幕只是薄纱一般的东西。”文化外交作为“外交的先行官”对我国发展对外友好关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外交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对我国的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党和国家外交工作的宝贵财富载入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史册，给我们接下来的文化外交工作以指导和借鉴。继承和发扬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文化外交事业的优良传统，能开创新时期文化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实现“中国梦”“强国梦”。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之二）[N].人民日报，1956-06-29.
[2]葛慎平，范中汇，龚道全.金桥新篇：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5年纪事[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篇三：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中华文明的传统精神与对外交往演讲人：李肇星
李肇星，1940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现任中国外交学会名誉会长。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后，于中国外交学会就职，其后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1970年担当驻肯尼亚大使馆职员7年，1985年至1990年任外交部发言人，1993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9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98年至2001年任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2003年任外交部长。我到过大约170个国家。无论在亚洲或欧洲，非洲或美洲，看到每个地方都展示着独特的风彩，令人惊叹。世界如此丰富，是因为各种文明交相辉映。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是因为各种文明相互激荡。不同的文明各有特色，但在我看来都追求相近的理想目标——向往和平与发展、公正与自由。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在构成中华文明核心的诸多元素中，重要的内在元素是“和”的理念。“和”，就是恰如其分。中国的儒家经典著作《中庸》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强调人的感情和欲望都应合乎分寸。“和”，就是和平。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以“和为贵”，强调人与人之间要友善相待，国家之间要和平共处、避免战争与暴力。“和”，也指“和而不同”。恰如乐器音色各不相同，在一起却能演奏出动听的乐章，这就是和谐之美。社会应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意味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中国文化提倡“天人合一”，就是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和”作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与仁爱、包容等其他基本精神相通。“和”的精神对应对人类当前面临的诸多挑战，有许多启发意义。今天，中华文明的传统精神仍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国外交也深受民族传统的影响。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正体现了中华文明“和”的精神。有人问：中国将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答案是明确的：中国在走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就是胡锦涛主席早就指出的，“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中国“既通过争取和平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
和平发展，是中国的战略选择，是由中国的国情、历史文化传统、自身发展需要以及人类进步潮流所决定的。20世纪70年代，我曾在肯尼亚工作过7年。肯尼亚有一座叫蒙巴萨的港口。十五世纪初，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中国航海家郑和就率领船队到过那里。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中国带去的不是枪炮和殖民主义，而是亲和；载回的不是黄金和奴隶，而是象征吉祥的长颈鹿（掌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里，中国饱受侵略和欺辱，深知侵略和压迫给一个民族带来的苦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决不会把自己经历过的痛苦加诸于其他民族。我们坚持和平发展，是真诚的。我们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或殖民化来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中国不追求霸权，不寻求势力范围，尊重别国主权，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力量，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所谓中国正处于“战略十字路口”，中国未来方向不明，并对中国采取“两面下注”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多余的。我们与其他国家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倡导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合作互补，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相互信任、协调合作，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呵护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国家无论大小、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发展模式应多样化，国际关系应民主化。应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我们的国家利益与人类总体利益一致。中国的发展不以损害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利益为代价，也不单单谋求自身发展。我们追求通过平等友好合作，妥善处理国家间的利益磨擦，实现互利共赢。我们提倡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道路，不谋求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反对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差异人为地制造矛盾。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的挑战呼唤全球性的合作。中国在各种国际争端和气候变化、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等重大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的以和为贵、求同存异、增强信任等理念，正为促进国际关系稳定提供新的视角和动力。我们积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本着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先后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等国际条约，颁发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政策文件，确立了201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的目标，努力为延缓全球变暖作贡献。
全球化正迅猛发展，人类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变得更加重要和紧迫，每个文明都更需要认真了解其他文明，谦逊地相互学习。我们任重道远，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郑和抵达非洲的航行路线图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周易》在我们生活中杨庆中发布时间：2007-11-2903:24来源：光明日报
演讲人：演讲人：杨庆中演讲
地点: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杨庆中,1964年生于河北藁城。现任中杨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国际易学联合会副秘书长。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代表性著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周易经传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二书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成果。前者曾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后者荣获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故宫“太和殿”的名称也出自《周易》。《周易》离我们遥远吗很高兴与大家分享《周易》，说到《周易》，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说它遥远吧，好像又经常听到它的名字；说它离我们很近吧,又似乎不太了解它到底是讲什么的。甚至有不少朋友,一提到《周易》，好像只知道它是算卦的书。事实上,只要我在这里提示一下,大家就会发现,《周易》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不但不遥远,而且还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例如，我们平时说话、写东西的时候，时而会用到成语，我给大家举几个：居安思危、穷变通久、自强不息、韬光养晦、否极泰来、三阳开泰、革故鼎新、求同存异、殊途同归、洗心革面、义结金兰……
这些成语，诸位大概都耳熟能详吧,但如果我要说它们都来自于《周易》，你会不会吃惊呢？比如“否极泰来”这个成语,就是由《周易》里边两个卦的卦名《泰》卦《否》卦组成的,《泰》卦后面是《否》卦,否极泰来，意思是坏的过去好的到来。又如“革故鼎新”这个成语,也是由《周易》里边的两个卦《革》卦和《鼎》卦组成，革就是变革，鼎就是鼎立。革去旧的东西,然后建立新的东西,就叫革故鼎新。还比如“义结金兰”这个成语,是指两个人或几个人的感情不错,要结义为兄弟（俗称拜把子）,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结金兰之好，那么这个呢,实际上与《周易》的《同人》卦有关,就出于孔子对《同人》卦的解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这就是“义结金兰”的出处。还有“三阳开泰”这个成语,过农历新年的时候,人们都喜欢说这个成语，它就来自于《泰》卦：
“三阳”指的就是这个《泰》卦下面的三个阳爻。你看，这些成语都来自于《周易》,那你还会觉得《周易》离我们遥远吗？肯定不会。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去过故宫,故宫里有三大殿：保和殿、中和殿、太和殿,为什么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叫保和殿、中和殿、太和殿呢,这个“保和”、“太和”、“中和”,就来自于《周易》
《乾》卦《彖传》讲的“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再比如，我们可能都知道,过去称皇帝为“九五之尊”,这个“九五之尊”是怎么来的呢,也来自于《周易》，《周易》的《乾》卦九五爻的爻辞说：“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是《乾》卦中最好的一个爻位,乾又代表天,而九五呢，又是飞龙在天,所以把它比作皇帝，并称之为九五之尊。你还比如，我们定下了一件事情,第二天又改变了主意,我们通常用什么样的话来形容呢,我们说，唉，又变了卦了,“变卦”一词，也来自于《周易》。所以大家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周易》处处可见,简直可以说，它就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了。在这里我特别强调,它“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为了表明它已经变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基因,它将永永远远地传下去。你不了解《周易》时,那你是在无意中传承它；你如果知道了《周易》,那你就可以自觉地去传承它，也就是由日用而不知,变成日用而知之。如此而已。如何给《周易》如何给《周易》定位既然《周易》就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界定《周易》呢?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给《周易》定一个位呢?现实中我经常遇到一些朋友,听说你是研究《周易》的,就问你能不能给他算一卦,或者能不能给他的小孩儿改改名字,好像研究《周易》,就是搞这些玩艺儿的。当然我并不觉得他们这样理解《周易》多么可笑,主要是因为大家对这一块儿还不太了解。那么怎样界
定《周易》呢?我觉得如果给它定义一下的话,我们可以先借助一下清代人编的一部大书《四库全书》,这部书的《提要》里边呢,有这样一段话,它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易》说至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方外之炉火就是道士炼丹),各个方面都与《周易》有关。都与《周易》有关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周易》,就是它们的哲学基础。所以,透过清代人编的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出,《周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影响,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因为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它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可以说,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是经学,现在经学比较热,我们讲《周易》,《周易》就属于经学的范畴,《诗》、《书》、《礼》、《易》、《春秋》,什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等,都是经。那么传统学术的核心呢,是经学,而《周易》被尊为众经之首,所以经学的核心呢,是易学。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周易》是处在了学术核心之核心的地位。因此,当代大儒、已故的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先生就说:“易乃大道之源。”还有的学者认为,《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活水,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是在不断地诠释《周易》的过程中,生生不息焕发青春的。刚去世不久的著名易学家、哲学家朱伯崑教授,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人在与西方人接触之前,也就是近代之前,主要是靠研究《周易》,来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这也就等于是说,《周易》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哲学教科书。怎么看这个世界,怎么看这个宇宙,怎么看这个人生,靠什么?就是靠《周易》所以呢,我们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了解一点。《周易》,就好比一个基督徒不知道《圣经》的话,大家会觉得他不可思议一样,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不知道《周易》,不了解一点《周易》,也是不可思议的。那么,通过前面的介绍,以后再提到《周易》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三句话:《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周易》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哲学教科书；《周易》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左图为易经衍生的方位图，右图为古代的星象图。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包含着古代人们对地理天文的认识。今天学《周易》今天学《周易》应当学什么既然《周易》这么重要,而大家对《周易》的感觉又扑朔迷离,想看看,想学学,可翻不了几页,就觉得头大,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想一方面是由于大家接触得少,另一方面呢,是由于《周易》一书的结构确实有和其他经典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周易》有一套独特的符号系统,学习这套符号系统往往是枯燥乏味的。可是不了解这些东西,想知道《周易》的奥妙,又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少朋友往往是望而却步,终于进不了《周易》的门庭。我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说学《周易》好比是去山顶看日出,日出的景象是美轮美奂的,但是登上山顶的路却不一定处处引人入胜,可为了看日出,我们还得上山。学《周易》呢,一开始也要克服这个枯燥乏味带来的烦恼。但是呢,学《周易》与到山顶看日出又不完全一样,看完日出,你获得一种美感,很舒服,可那下山的路和上山的路仍然没什么区别。学好《周易》就不同了,一旦你透过这些符号系统,领会到了它的奥妙之后,回过头来再看这些符号的时候,就一点也不觉得枯燥乏味了,而且呢,会感到字字珠玑,奥妙无穷,读每一句爻辞,都觉得这里边,简直是智慧太丰富了。说到这,我想我们应该讨论一下今天学《周易》,到底应该学什么的问题了。当然,各位朋友的目的可能是不一样的,这没关系,
只要有收获就好。我个人体会,学《周易》至少在三个层面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第一个层面,也是最起码的,就是知识的层面,我至少知道《周易》到底是讲什么的,包含什么样的内容,这对于丰富我们的知识,当然是有好处的。第二个层面呢,再进一步,对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涵义是什么,肯定是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那么第三个层面,也是我今天想重点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对于帮助我们安身立命、过正确合理的生活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孔子晚年曾经说过一句话:“假吾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老夫子把学习《周易》的目的,定位在“无大过”上面,“无大过”就是不犯大错误。这是孔老夫子的学习体会,也应该是我们今天学习《周易》的目的。所以说,今天学《周易》,就是学智慧,学习少犯大错误的智慧。我把它分为生活智慧和生命智慧两个层面。
《周易》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在一代代地传承。《周易》的生活智慧可概括为一个“变”字周易》的生活智慧可概括为一个变字今天学《周易》,就是要学《周易》的智慧,而《周易》的生活智慧呢,可以概括为一个“变”字。“变”是《周易》的核心观念之一,西方人以前翻译《周易》,就是翻译成“变化之书”。《周易》讲“变”呢,就是强调人们要顺应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并在这种顺应的过程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使自己永远处于一种恰当有利的位置。具体来讲呢,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成功或走运的时候如何防止变;一方面是在失败或倒霉的时候如何促进变。简单一点说,就是如何变和如何不变。比如说,你现在很成功,你希望保持住这种势头,那你就要防止变,但防止变的办法仍然是变。变什么呢?就是调试自我,谦卑虚
心,戒骄戒躁。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住自己的成功。大家知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往往会得到很多荣誉,很多好处。这个时候你如果骄傲自满,觉得自己不含糊,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比别人行,那就麻烦了,因为这样有可能会促使你走向失败。所以清朝的名臣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来形容人生的最佳处境,那就是“花未尽开月未圆”。花开尽了,那么紧接着的就是凋谢;月亮圆了呢,紧接着的就是亏损。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想办法不让它开尽,不让它特别的圆。那我们说现实中的花,它开到一定程度一定是要尽的;月亮到了十五、十六,一定是要圆的。但是人呢,却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来做到未尽开,未尽圆,方法就是谦卑。《周易》里面有一卦,名字就叫《谦》,汉代人说,《周易》里有一卦,大可以保一国,小可以保一身,指的就是这一卦。现实中,我们看到听到过多少这样的例子呀,比如很多企业,曾经名噪一时,结果说垮一下子就垮了,走马灯似的。为什么曾经有那种好的势头,保持不住呢,就是因为不知道怎样防止变,不知道怎样通过变来防止变。那么,在失败或倒霉的时候怎么促进变呢,人的一生总不会时时事事都顺,你倒霉的时候,走背运的时候,环境不好的时候,对自己不满意的时候,你就要促进变,这叫穷变通久。穷是指你现在境况糟糕,变是要变这个“穷”,通则是克服、超越了穷,也就是走出了困境。这就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越失败越要有信心。我常常做这样的比喻,成功、辉煌时就好比登上了山顶,这时如果不谦卑,那你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是下坡路。失
败、倒霉时就好比走到了谷底,这时只要你保持信心,坚持不懈,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是上坡路。防止变或促进变,都是要人努力追求和保持存在的合理性。相传在周庙里边,有一种器皿,叫“右坐之器”,这种器皿有一个特点,注满水以后呢,它就倾覆;注得太少呢,它也是倾斜的;只有恰到好处的时候,它才能够端正。有一次呢,孔子带着他的弟子,来到这个地方,问看庙的老头儿,说有没有这么回事儿,这个老头儿说,确实有。那孔子就让他的弟子取了一瓢水来试验,结果呢?果然如此。孔子看罢,慨叹道:“呜乎!恶有满而不覆者哉，”也就是说哪有满了而不倾倒的呢,那么言外之意呢,就是太满了,就容易倾覆,就容易溢出来。这个时候他的弟子,有一个叫子路的,就问孔子,保持盈满有没有办法,孔子说,办法是有的:“持满之道,挹而损之。”也就是说,保持盈满的关键在于要注意“损”,具体说就是:“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是谓损而不极。”意思是高但能够变得卑下,满但能够自己虚心,富贵但能够节俭……孔子认为,“能习此道,惟至德者及之。”《周易》讲变化,就是这样,要让人变得恰到好处,立于不败之地。走出低谷,恰到好处,就是成功;防止走下坡,恰到好处,就是保持成功。《周易》讲变根据的是“时”周易》讲变根据的是时防止变也好,促进变也好,归根结底都是一个变。但变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周易》讲变,根据就是“时”,也就是“变通趋时”。
《周易》中这方面的材料很多,为了便于大家听懂,我想结合着“屈伸随时”这个成语来讲。我们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屈伸就是变。但什么情况下屈,什么情况下伸,这是有智慧的,“因时而变”就是智慧。在现实生活中呢,顺而能进易,逆而能屈难;逆而能屈易,屈伸随时难。人们常常讲“识时务”,这里面就特别强调一个“时”字。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他在复仇雪耻时主要依靠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文仲,一个是范蠡。这两个都是经邦治国之才,可以说,尽忠忧君、经邦济世的谋略,是差不多的,但一个功成身退做了大富翁,一个流连忘返成了刀下鬼,下场很不一样。据历史记载,这个勾践呢,在灭掉吴国之后,曾经摆宴庆功,群臣欢呼雀跃,喜形于色,庆祝胜利嘛,大家都很高兴。但是,越王勾践却面有不悦之色,一般的人都没有察觉到,可范蠡一眼就看透了勾践的心思,知道勾践这个人呢,不愿意把灭吴之功归于臣下,心肠比较狭隘,虽然他曾经卧薪尝胆,但这个时候呢,已经胜利了,他的狭隘的心胸,就表现出来了。那么范蠡呢,发现了他这一点,猜透了他这一点,因此,就暗自做出了急流勇退的打算。于是范蠡就向勾践请求退休,勾践呢,沉思了半晌,然后煞有介事地对范蠡说,你范蠡不能退休,不但不能退休,我还要分越国一半给你,要你和我一起掌管越国,而且,你必须答应我,你不答应我,我就杀掉你。范蠡呢,当然心里很明白了,他知道杀掉他是真,分享越国是假,所以,他就悄悄地打点行装,带着家眷,包括倾城倾国的一代佳丽西
施,泛舟而去,跑了。史书上说他到别的国家做买卖,成了大款儿,成了大富翁。范蠡逃离越国时,曾给老朋友文仲留下一封信,告诉他勾践这个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同享乐,你要早作打算,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可惜的是,这个文仲,收到范蠡的信以后,犹豫不决,结果当他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打算退隐的时候已经晚了,勾践赐死的宝剑已经送到了。最后只能是横刀自刎了。从《周易》的角度来讲呢,文仲的悲剧,就是没有处理好屈与伸的关系,也就是不知道因时而变。勾践兵败会稽山之后,求贤若渴,文仲当了大官,可以说是得时有位,因为勾践要复仇,文仲有韬略。但当勾践灭了吴国,雪了国耻之后,文仲仍身居显位,就是有位无时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勾践这个人不咋地嘛,文仲忠君忧国之心没改,勾践阴险毒辣之性已彰,结果必然是时位乖离,因位而招祸,也就是说,这个位反而成了文仲的祸端。这就是不能因时而变的惨痛教训呀。相比之下,范蠡在勾践用人之际,能够因时得位,施展经邦治世之才;在勾践如愿以偿之后,又能因应时变,急流勇退,改行经商,所以,总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看来,因时而变是与时偕行,亦即与时俱进的明智之举呀。所以我们说,《周易》讲变,根据的就是“时”。因此,有学者甚至认为《周易》就是讲“时”的书。强调的是“知几《周易》把握“时”强调的是知几周易》把握时强调的是知几”那么,如何把握时呢?《周易》认为,要想很好地把握时,就要多在“知几”上下功夫。“几”是什么呢,通俗一点说,就是苗头,兆头。
《周易》里面有一段话:“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什么意思呢?“几”,我们说了,就是苗头、兆头。“深”,就是“幽深”。这两个方面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神”,也就是变化莫测。因为变化莫测,才难于把握,才需要下功夫认真地研究。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当然是《老子》里面的话了。“合抱之木”,特别粗的一棵大树,“生于毫末”,一粒种子种下去,然后长出幼芽,这个幼芽,如果有一个合理的生长,最后呢,就会成为参天大树。“九层之台”,一个很高的台子,“起于累土”,是一筐土一筐土垫起来的。“千里之行”,很远的路,“始于足下”,是一步一步迈出来的。这些话都是在强调什么呢,就是强调开好头,并坚持下去。《周易》里面也讲到了类似的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关键看你能不能及时地辨察出来。天大的坏事都有一个开始,你能及早辨察,就有可能避免。所以,《周易》特别强调“知几”的功夫。认为如果能够发现并研究细微的征象,就能够成就大事业,就能够无需着急,万物速成;不用费力,事半功倍。这叫“知几,其神乎”!也就是说,知道了“几”,知道了这个苗头和兆头,就能够达到很“神”的程度。因为“几”是“动之微”,是“吉凶之先见者”,是吉凶最先表现的那个地方。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吉凶已经非常明显的时候,才能够判断吉凶,而
“知几”的人能在吉凶刚刚开始表现的时候,刚刚开始露头的时候,或者吉凶还没有表现出来,而有苗头的时候,就知道了。给大家举一个春秋时期的例子,这个例子,不是讲“知几”的,但它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几”对于这个结果,是多么的重要。据《战国策》记载,中山君有一次犒赏手下的臣僚,但由于羊肉羹做得不够,其实也就差一碗,大夫司马子期呢,就没有分到这碗羊肉羹,结果这个司马子期就觉得中山君小看他,于是怀恨在心,一怒之下跑到楚国,游说楚王出兵讨伐中山君,结果楚王出兵,打得中山君溃不成军,夺路而逃。在他逃跑的过程中,有两个人提着大刀,尾随于后,始终保护着他,但中山君并不认识这两个人,所以他就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保护他。这两个人说:“我们的父亲,有一次快饿死了,您正好遇上,赐给他一碗稀饭,救了他一命,我的父亲临死之前,告诉我们哥儿俩,中山君有事的时候,一定要豁出命去保护他。”中山君听了这哥儿俩的叙述,仰天长叹:“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与不期众少”,给予别人呐,不在于多寡,而在于什么呢,“其于当厄”,在于他正好需要的时候;“怨不期深浅”,这个怨恨呢,不在于浅也不在于深,“其于伤心”,在于你是不是伤了这个人的心。中山君因一杯羊羹亡国,又因一壶餐得救,说明这个“几”就是在平常的生活中,在不经意间形成的呀。我举这个例子,也许并不十分恰当,但是也能够说明这个“几”,它的意义是何等之大,它的作用是何等之大。我们如果能够知几,能够事先观察到苗头、兆头,就能够因应时变,防患于未然呀。所以《周易》这
部书又被称为“忧患之作”,忧患的目的是防患,防患必从忧患始,知几就是忧患。
越王勾践和范蠡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乐天知命”《周易》的生命智慧是“乐天知命周易》的生命智慧是乐天知命前面说了,我把《周易》的智慧分为生活智慧和生命智慧两个层面,前面讲的是生活智慧,现在再来看一看生命智慧。生命智慧主要是从安身立命、终极关怀的意义上来讲的。这方面,可以用“乐天知命”这句成语来表述。“乐天知命”,就字面的意思说,就是乐其天然,知其命运。而乐其天然之“乐”,又必须以“知命”为基础,所以“乐天知命”,归根结底还是“知命”。说到“知命”,人们可能总觉得神秘兮兮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周易》里面讲的“知命”一点神秘的成分都没有。
“知命”,是孔子很提倡的。怎样理解孔子的“知命”说,可能会人言人殊,但我的体会是,孔子所谓的“知命”,实际上就是认识你自己。有例为证:孔子有一个弟子叫樊迟,有一天呢,樊迟去孔子那里请教种庄稼的事儿,孔子说这方面我不如老农,你要想学种庄稼,可以问老农。樊迟又问种花的事儿,孔子说这方面我不如园丁,你要想学种花呢,可以去问园丁。樊迟碰了一鼻子灰,就出去了。孔子说,唉,樊迟真是个干不了大事的人呐,“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在上的统治者,如果好礼的话,那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他;统治者如果走正道、崇尚正义的话,老百姓呢,就不敢不服从他;统治者讲信用的话,那老百姓就不可能不为他效命,不为他效力。统治者能够做到这样,那么周围的老百姓,就会抱着自己的小孩跑到他这儿来要求当他的国民了,哪里还用得着学种地、学种花呢?孔子这一段话,是想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想说明,像他和他的弟子这个阶层的人,上天赋予他们能力,不是让他们学种地、学种花的,而是让他们当帝王的老师,在社会上宣传仁义,宣传忠信,教导统治者,让他们“导之以政齐以之礼”的。所以呢,孔子一点也没有因为种地不如老农、种花不如园丁而感到自己缺少什么,反而斥责想在这方面获得知识的樊迟是个成不了大器的人。这,就是孔子的天命自觉,这就是孔子所知的命。换句话说,孔子认为,他自己的使命不是种地,不是种花,而是做帝王师,为这个时代指一条明路,为这个社会提供一种规范。这可以看作是孔子的天命自
觉。就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孔子的知天命,实际上就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周易》所讲的“乐天知命”也是这个意思。这是很有积极意义的。知道了这个命,你就能够很好地设计自己的人生,并踏踏实实地去实现它。而且,在实现的过程中,即使遇到艰难困苦,也无所畏惧。你看孔子在周游列国找工作时遇到了多少困难,但孔子从来没有灰心丧气过,比如在匡地,生命受到威胁时,大家都很担心,孔子却坦然地说:“文王既然已经成为历史,记载他的思想的文献不是在我这里吗!天要想灭这些文献,像我这样的后继者就不可能得到这些文献,天要不想灭这些文献,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在这里,孔子拿文王说事儿,拿老天说事儿,实际上就是拿自己的使命自觉说事儿。
孔子周游列国，传播自己的思想。乐天知命”入手处是穷理尽性”《周易》讲“乐天知命入手处是穷理尽性周易》乐天知命入手处是“穷理尽性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乐天知命”呢?《周易》提供的思路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是透过“穷理尽性”最后达到“命”。穷理,用
《周易》的术语说就是探讨阴阳变易的法则。尽性就是发挥人的仁义之性。在这里,理是就着万事万物讲的,性是就着人讲的,其实是一个东西,至少是有相通之处。比方说,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特性,树有树的特性,人有人的特性,狗有狗的特性,猫有猫的特性,这些特性从哪儿来的呢?古人认为是天所赋予的,这就叫“天命之谓性”。也就是说,天所赋予的这个东西,落实到狗的身上就是狗的性,落实到猫的身上就是猫的性,落实到植物的身上,就是植物的性,当然,落实到我们人的身上,就是人的性。所以呢,我们穷了物的理,也就理解了物的性,理解了物的性,也就理解了宇宙的变异法则和人的本性,把人的本性发挥出来,就是尽了人的性。正是遵循了这样的路数,《周易》特别强调推天道以明人事,换一种说法,也就是穷物理以明人事。比如《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等等。在这里,“天行”即日月星辰在天上的运行,“地势”即山岳川流在地上的形势,以及“云雷”即云彩与震雷、“山下出泉”即山下冒出甘泉等等,这些都属于自然现象,都包含了事物之理。《周易》教人们透过这些物之理,去体会社会人生之理:看到日月星辰无休止有规律的运动,人要效法它,去体会自强不息的做人准则。看到大地养育万物乘载万物的特性,人要效法它,去体会厚德载物的美德。这种思路对我们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他教我们如何透过自然理解人生,如何透过自然之理提升人的德性层次。比如说,我们看到蓝天,看到白云,看
到银河,看到繁星,或者去一个什么旅游胜地,看到美景,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或者说,我们能不能也学着《周易》教给的思路,去从做人的层面,去从德性修养的层面,兴发一些感慨,体验一种道理呢?如果这样做,你就是在穷理尽性;如果这样做了，你就一定会在生命的层面产生一种特殊的感受。你看孔子说话，经常联系到自然，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还有孔子站在河边说的那句著名的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些都是在用自然之理打通生命之理呀。所以，《周易》特别强调观物取象，观象取意；强调效天法地，明白宇宙之理，贯通生命之道。而这，也正是乐天知命的最终目的。
黄山的云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景象的变化与哲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周易》讲乐天知命落脚点是天人合一周易》贯通生命之道,在《周易》的表述是:“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实际上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这个概念,在这个世纪之交出现频率非常之高,尤其是前几年,你翻开杂志,各种层面的杂志,几乎都发表多篇讨论天人问题的文章。我本人也写过一篇,我的体会是,天人合一,其本质是在探讨人和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合理存在的可能性问题。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人存在的根据是上帝。《周易》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所以讨论人存在的根据便需要讨论天人关系问题。天人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重点说说乐天知命为什么要落脚到天人合一上。前面说了,《周易》讲乐天知命入手处是穷理尽性,穷理就是探讨阴阳变易的法则,尽性就是发挥人的仁义之性。照《周易》的说法,能做到这样,就能够对宇宙人生有一个合理的理解,并因此使自己的生命活动也逐渐地合理化,而最合理的状态则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奉天时,后天而天弗违”。合天人,合四时,合鬼神,实际上就是与宇宙合而为一。达到了这种
合一,对于生命也就有了新的理解。所以,《周易》是从生命的意义上来讲天人合一的。正因为这样,《周易》才特别强调“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特别强调“生”,而“生”恰恰又是宇宙合理性的最佳表现。所以《周易》讲变、讲乐天知命等等等等,最后又可以归结为讲和理性这三个字:讲宇宙的合理性,讲天地的合理性,讲自然的合理性,讲社会的合理性,讲人的合理性。合理性三个字也把生活智慧与生命智慧串通起来了。所以严格说来,在《周易》那里是没有生活智慧和生命智慧的区分的,我们做这样的区分,是为了讲述的方便。把合理性这三个字,再精简一下,就是一个道字,而人如果一直遵循着这样一个合理性,遵循着这样一个道来建构自己,展开自己的生命历程,那么就会与宇宙的合理性合而为一。这种合一究竟是一种什么境界,我不清楚,因为还没有体会到,总之是很高的境界,也是最合理的存在形式吧,孔子所谓的“随心所欲不逾矩”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以上我与大家分享了学习《周易》的体会。《周易》是个大宝库，内容相当复杂，我所讲的，不过是隔着宝库的门往里瞥了一眼所看到的现象，有的可能还是假象，所以还需要朋友们自己去体会。最后，请允许我用我的一首打油诗来结束今天的讲座。诗曰：三千余年说易经，象数理占各不同。哲人布爻思形上，诗曰：术士摆卦演吉凶。观变玩占德是本，乐天知命性为宗。莫道诸家多歧解，求其德义乃圣功。
篇四：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西方的结盟理论将国家之间的结盟动机归于对抗某种现实威胁所以对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表示困惑因为这些伙伴关系很多都没有他们定义的那种实质内容与这么多国家都成为战略伙伴就表示伙伴关系已经泛化没有多大意义
中国文化及其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作者：秦亚青来源：《决策与信息》2011年第11期
文/秦亚青
中国文化的四个重要元素——环境性、互系性、互补性和可变性，使中国人重视“势”、“关系”、“和”、“变”。这些因素作用在外交决策上，表现为中国重视对世界大趋势的判断，主张顺势而为；注重关系治理，致力营造良好的气氛并经营好关系网络；调和冲突，坚持“不设定假想敌”；顺势而变，主动改变行为甚至身份。
一、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四个重要元素在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思维模式中根深蒂固，影响着中国的行为及外交决策。
1.环境性。
环境性指宏观的环境，或者说整体形势及关系情景。做决策过程中，西方人习惯首先考虑个人或个体，而中国人则倾向于优先考虑宏观环境而不是个体，后者体现了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认为，行为体是环境的一部分而非孤立于环境，如果出现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与环境息息相关的，而不是偶然发生的。
以中医或者中国画为例，中医认为好的医生是“治未病而非已病”（同理，好的政治家也应防患于未然，而非仅仅处理暴露的问题），也就是说，将整个身体系统调理好，疾病也就不会发生了。
2.互系性。
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关键元素为互系性，意思是世间万物皆有联系，没有东西是孤立的。互系性有四个主要内涵，即关系、过程、面子情结和关系假定。
互系性的第一个内涵是“关系”。理性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概念，是西方思维方式及现代自然及人文科学的基础。理性主义基于个体本位，认为人是利己的。也就是说，一个理性的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可以界定决策情景、收集相关信息、权衡自我利益、分析成本效益，然后做出恰当的决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目睹了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历程，但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仍然保有关系性思维而非理性或个体性思维。关系性是非常不同的概念，它认为宇宙万物都有联系且相互关联，任何理性的决定都需要考虑这种关联性，也都是在关联性之中做出的。所以，所谓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关系理性，而非个体理性。
互系性的第二个内涵为“过程”。中国人认为宇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物化的实体。它是由动态的关系组成，这些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所有事物之间的联系。尽管人们追求的可能是某种结果，但重要的可能恰恰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人与自然以及各种事物之间动态的关系构成“过程”，这种过程建构了环境，并使环境充满活力和动力。
过程在社会生活中起到关键且不可替代的作用。过程被定义为“流动的关系”，具有本体的地位和意义。维持一个过程意味着保持关系流动，促成建构身份的实践互动。正因为过程的作用至关重要，它本身成为了实践活动的中心。
过程有三个明显特征。第一，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的、相互建构的，它们共同参与并进行社会化实践。第二，过程建构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定义为一系列使互动有意义的社会行为和关系行为。第三，过程具有自在性，不以结果或为结果而界定。过程本身可以产生动力，其来源是关系的运动，这种动力是体系层面的因素，不能还原到任何具体的个体行为体。
互系性的第三个内涵是“面子情结”。简单来说，就是渴求别人对自己的社会认可。“面子”本质上是关系性的，因其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有意义，只有当一个人被社会认可时才能获得“面子”。“面子情结”是自我认知和他人认可的组合，包含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以及对他人眼光、态度的感知，没有社会认可就没有“面子”可言。
互系性最后一个重要内涵为“关系假定”，也就是“关系本位”。关系是一个中性概念，在中国社会很重要，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有社会的地方就有关系。它强调社会关系、关系管理和关系治理的重要性，也强调面子的重要性。
在中国社会，良好的关系是有效治理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因此调解、协调与努力达成和谐关系是关系治理的主要方式。
3.互补性。
中国的辩证法强调互补性。我们可以把中国的辩证法，亦即《易经》的精髓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作比较。两者皆认为世界及万物都由两面或两极组成。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术语中，有正题和反题，两者通过冲突和对抗为合题的产生提供动力。正题和反题作为相反的力量完成向新的合题转变的过程。合题通过冲突产生并最终取代了正题和反题，宇宙也因此充满活力。
4.可变性。
可变性也来自《易经》。《易经》认为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中国人认为世上万物都在持续不断、永无休止的变化中，表面上不相干甚至相反的事物可以改变、转化成彼此，从而变成联合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两个相反的事物具有可转化性，如好运和厄运、强大和弱小、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等。这些事物看上去是相反的，但也可以通过改变而形成一个整体，厄运可以成为好运的先兆，市场经济中可以有一部分是计划经济，反之亦然。这种变化或进化发生的前提取决于人们如何利用“势”，并把看起来毫无关联的元素结合到一起。中国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然后成功地结合了市场经济因素。目前中国经济既不是绝对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绝对的市场经济，而是两者的结合。
由此我们得到了“变”的假定。“通变”，可解释为“共时的变化”，指的是同时进化和同时生成的过程，相反的两个事物在共同生成的过程中发生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改变需顺应大趋势，并且只有当人的能动作用发生作用时，改变才会发生。换句话说，如果想让世界更加美好，就需要努力争取，而不是守株待兔。
二、以文化为基础的假定和
外交政策的制定
如果我们认为文化因素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它们对中国外交决策过程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可以逐一审视这些因素及得出的假定，并运用中国外交政策或国际行为的例子加以论证。
1.环境性与“势”假定。
“势”是时空背景下大趋势的发展。“势”假定表明人们应该明白身处的环境发展的大“势”，顺“势”而为而非逆“势”而行；对“势”的误解会导致错误的行为。孙中山先生曾经谈到世界发展的整体趋势，认为对于大势“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也是反映了对整体环境的重视。进行外交决策时，中国人习惯先评估整体形势，理解“势”，而不是为解决某个特定问题而做出暂时的决定。当对“势”有了正确了解之后，顺“势”而为，思考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法，中国人努力避免的就是逆势而行。
对“势”的理解是进行外交决策必要的第一步。大的外交战略决策通常始于对世界大趋势的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势”的判断有三个重要方面：第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对时代特征的判断。当时，中国曾对时代趋势特征展开大讨论，其本质就是探讨当时的“大趋势”是什么。讨论集中于一个问题，即世界的本质是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尽管存在不同观点，但多数人认为和平与发展定义了这个时代，这就是对“势”的评估。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理解是“和平与发展”，实际上描述了世界变化的方向，或者说整体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发展趋向。基于这种想法，他提出中国应该向世界开放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变“文革”期间以“备战”为纲的政策。改革开放使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也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中国对于“势”做出的另外一个相关判断就是：合作已成为大国关系的主导。根据互补辩证法的逻辑，合作和冲突是事物的两面，彼此互动。冷战结束以后，大国间相互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减小，而跨国威胁及全球问题愈发严重，任何国家都无法单枪匹马地解决这些问题，大国合作空间广阔。根据这种对“势”的判断，坚持与大国合作的政策成为中国外交的特征之一。
对“势”的第三个重要判断为经济发展。冷战时的对抗已经不是时代的主要特征，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主要任务。在过去的30年里，这种对“势”的基本判断使中国集中力量发展国内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显著的成就。
所以，和平、发展、合作定义了当代国际社会整体的大“势”。顺应时势而不是反向而行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并据此做出相应的政策选择。可以设想，如果延续以战争和革命为时代主题，中国就会坚持国际斗争并继续实行以备战为主导的政策；而认识到“和平与发展”为时代的基本特征，则和平、发展、合作就自然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导向。国际合作和国内经济发展顺“势”而行，是与全球发展的大趋势相符合的。
2.互系性与“关系”假定。
“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同样重要。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基本上遵循西方制定的规则和制度运行。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之一，该理论认为制度起决定作用，主权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由主导的国内或国际制度所决定。然而，考量东亚地区的合作，就会发现与欧洲地区治理存在许多不同。例如以关系为基础的治理。有学者发现，在商界，关系治理是一个重要的治理方法，其与规则治理相结合可以更有效率。经济学家通常从成本——收益角度看问题，认为运用关系会降低成本，但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成本问题，而是文化的一部分。
观察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对话和谈判中的不同行为方式非常有趣。中国习惯营造良好的气氛并管理关系网络，比如建立某种关系；而西方国家顷向于关注具体和实质的问题，例如自由航行、军事透明、领土争端等。但西方国家也逐渐表现出对关系治理更多的理解和赞同，这种理解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还表现在政治领域，中美两国官员对处理好高层互访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共识就是明显的例子。
关系治理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中国的战略伙伴外交。中国希望借此发展并处理好与许多国家的关系，从而营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战略伙伴外交是中国的创举，全球范围内，中国已经同39个国家和5个地区组织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囊括了大部分重要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什么同这么多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大多没有明显的即时利益？西方的结盟理论将国家之间的结盟动机归于对抗某种现实威胁，所以对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表示困惑，因为这些伙伴关系很多都没有他们定义的那种实质内容，与这么多国家都成为战略伙伴就表示伙伴关系已经泛化，没有多大意义。但在中国看来，建立更友好的总体气氛和更有利的整体环境，关系很重要，伙伴也很必要。战略伙伴外交强调了同这些国家关系的重要性，也表示了更加密切的关系，建立和处理好这些伙伴关系对营造环境、发展友谊、甚至建立面子都非常有益。由于中国战略伙伴外交的应用和发展，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更严肃地对待战略伙伴关系，一些欧洲学者开始肯定战略伙伴外交的意义，并且提出欧洲应该思考如何利用这样的伙伴关系。
3.互补性与“和”假定。
中国人认为和谐是自然状态，也是世界万物的本质。A和非A在一个生成过程中共存，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彼此相互转化。在传统的中国哲学理念中，没有什么事物在本质上是冲突的，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矛盾、抵触或对抗，而是说矛盾、冲突和对抗可以通过努力被调和处理，调和处理的失败则归咎于人类动因能量和能力的不足。费正清认为，中国最成功的外交政策就是非暴力：外交斡旋及其他非强制性的方式通常优先于强制手段。中国过去30年的外交政策的明显特征是，坚持“不设定敌人”，往往采取一种“中庸”方式，以求解决矛盾，调和冲突，即使在危机出现时，也多是如此。
东亚地区主义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受儒家文化影响，东亚社会中的社群意识和关系意识更加明显，也表现出更多关系治理元素，“和”假定或者说和谐理念在东亚地区化进程中表现尤为突出。西方学者或许认为东亚地区主义像一碗意大利面，层次众多、过程复杂、规模多样、机制繁复，以至于各国领导没有时间参加所有会议。他们还认为东亚地区主义机制化程度非常低，在地区化进程中明显缺乏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东亚确实缺乏强大的制度，也缺乏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但回顾过去的30年，东亚基本上处于稳定和繁荣的状态，尽管目前存在南海问题争端，但仍有望以合理的方式解决，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会继续保持。此外，该地区仍将继续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所有这些层面、平台、规模和机制都用来解决分歧，建立共识，培养关系。我们需要规则，同时也需要良好关系发挥作用。
中美和中日的双边关系也是这方面的例证。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障碍。由于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爆发的1995～1996年台海危机，导致大陆的导弹试射以及美国向台湾海峡派遣航母；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认为是双边关系最严重的危机；2001年的EP-3撞机事件也引起双方高度关注。历经上述波折甚至严重危机，中美之间既没有出现军事冲突也没有出现冷战。在世纪之交中日双边关系的紧张局面及2007年的缓和过程中，中国表现出相似的行为模式。将世界大势判断为和平与发展，中国的互补辩证法，以及“不设定敌人”的论断使中国相信矛盾可以解决，和解方法也可以找到。
4.通变与“变”假定。
“变”假定指顺势而变，向对立面转变，行为转变，以及身份转变。正如传统中医理论所言，身体的主次经络贯通调和，能量循环通畅可使人健康。换句话说，身体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运行良好则会健康，出现问题则会生病。因此，通变、整合和协调对达到和谐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前后30年间，中国遇到了很多问题和困难，问题的关键总是出在如何认识形势、如何因之通变。具体来说，就是如何顺势而变，解决冲突和论争，从而改变行为甚至身份。过去30年里，中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一面在于建立有利的环境，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同时由国
际社会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从革命性的国家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力量，不论在行为上还是身份上都是顺应形势的重大改变。
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自身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世界没有看到另一场冷战，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的改变，而且将变化带给了国际社会，也将自身融入国际社会并影响国际社会。西方学者频繁议论这种变化是战术性的还是根本性的，是利益权衡的结果还是理念重塑的结果。这是个假问题，因为二者不可分割。变化包括行为变化和身份变化，两者互相联系并且共同进化。从利益出发的计算使行为体进入到一个过程，而一旦进入其中，仅仅计算利益是没有用的，因为过程有自己的动力，各种复杂的关系会使行为体卷入无限的主体间互动实践中。行为体之间以及行为体与过程的密切互动具有强大的转化力量，“变”是理解这种过程的关键。通过改变达到的持续，以及通过主体间行为达到的改变，是以过程为导向的理论理解和解释社会与身份的关键。
综上所述文化影响政策制定，也影响外交决策。但文化重要不表明文化和外交决策间有线性的因果关系。文化研究告诉我们，作为人类思维和行为的一个变量，以及国际实践中的一个变量，文化并不像权力和制度那样对行为造成明确、直接、即时的影响。文化的影响是无形的、细微的、塑形的、积累的，它给人们一个生长的环境，为行为体提供通过社会化成长和改变的过程。文化最重要的影响在于潜移默化地塑造人的思维方式，从而影响人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对自身及他人的理解。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告诉人们如何理解世界中的事物和事件，如何因之做出决定，采取行动。这正是文化在外交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
（作者：外交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篇五：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文化外交的报告1000字
第一篇
近年来，文化“走出去”正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助推器，成为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有效途径。随着对外文化贸易发展较快，中外文化合作方兴未艾，一些文化企业在海外落户。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伦敦中国文化年、纽约中国文化游、“感知中国”等活动把中国文化带到国外民众中间，产生了积极反响。
但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还不是一个文化强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还处在较低水平，在文化产品的输出和进口方面，我们还存在较大的“逆差”和“赤字”。而在这背后，更重要的是话语权和影响力的缺失，是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在一定意义上说，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最终要体现为软实力的较量。中国文化产品要走出去，必须克服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隔阂等方面的难题。因此，必须以创新的精神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创新中国文化走出去模式。
中国文化走出去，要向世界提供具有吸引力、感召力的“中国创造”文化产品。中国创造要实现“中国元素、国际制作，中国故事、国际表述”，促进中国文化产品国际化，具体来讲：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文化创新能力，破除旧的思维方式和传统观念，适应国外的文化需求，对文化内容和形式大胆创新，注入新的基因，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不断提高文化传播能力，将高科技手
段与文化创意有机结合，用有亲和力的、能为他人所理解的方式讲好“文化故事”和“中国故事”。
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要传播中国的价值观，让世界人民真正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只有这样，世界人民才能正确、客观地理解中国和中国对外战略与政策。因此，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应把这些中国文化精神贯穿其中，把中华文化的美妙用最好的方法告诉全世界，增强世界人民对生活幸福的体验，为世界文化提供更具生命力的价值选择。
中国文化走出去，要实施品牌战略，打造精品。实施品牌战略才能高水平地使中国文化走出去，这就要求中国企业制作出更好更多的创意产销自主品牌。积极发挥文化精品工程的示范作用和国家艺术基金的引导作用，推出一批深受群众喜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发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导向作用，推出一批艺术学科理论研究和当代文化发展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净化网络文化市场，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精品网络传播。改进现行文艺评奖办法，开展积极健康的文化批评。
总之，增强文化自信，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不能简单地固守传统，也不能妄自菲薄，而是要与时俱进，让中国文化汲取世界先进文化精髓，博采众长，让中国文化开出创新之花，结出丰硕之果。
第二篇
文化外交，从词语构成角度分析，是由文化和外交两部分组成的，首先，文化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依据《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
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这是对文化广义上的理解。狭义的文化排除了人类在社会历史生活中的物质财富部分，专注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在对文化的论述中，李智老师的论述较为经典，他指出，所谓“文化”，是指借助于语言文字的运用，以内隐或外显的方式传达表述某种精神、理念，它构成了处于一定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下共同生活着的群体的“特殊成就”——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特殊经验、智慧，其核心要素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有一部分学者从文化的广义狭义入手，认为文化外交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外交就是一切形式的对外文化的交流，不仅包括具有官方身份的外交官员，还包括实际发挥了外交官作用的个人，狭义的文化外交包括狭义的文化外交多被定义为以国家政府为行为主体的，通过文化、艺术、教育等途径，向他国传播本国的政体、价值观、文化特性等，以期达到建立、发展、维护与他国关系、促进国家利益的目的。也有学者从历史观角度去理解文化外交，指出外交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过程，离不开文化外交的因素，因此，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政治价值观作用下，对文化外交的定义会有所差异，因此学术界目前并没有一个对文化外交明确的定义。
公共外交在最开始萌芽阶段，就一直等同于“宣传”活动，是一国政府主导的，带有很强政治目的性的，针对他国公众所进行的宣传。直到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将这两者区分了出来，明确提出，
公外交是以公众熟知的事实为基础，是客观公正的“宣传”，是最为宽泛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其中与宣传明确区分出来的点是，他强调信息的真实性，目的是要赢得目标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同情、理解和支持。
由此，从两者的定义及所含范围来看，两者都属于体现国家意志的外交行为，两者相互包含，但是又相互区别。两者都是面向公众性的文化外交，或者说是文化上的公共外交。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各有侧重，拥有彼此独立的领域，首先，从研究角度来看，文化外交是就交流内容而言，是“文化”范畴的两国政府或民间的交流，体现着两国文化上的双向互动、交流互鉴；而公共外交则是就交流的手段和对象而言，是面向“公众”的外交行为。其次，从研究的范围来讲，文化外交既包括对外的人际传播、也包括国际大众传播；而公共外交主要是国际的大众传播，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外交相对于公共外交，其传播主体是泛化的，但是，随着近些年对于文化软权力的强调，文化外交同公共外交融合趋势将越来越显著。
第三篇
当今社会，文化外交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软实力资源和外交手段。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外交使命任重而道远，成为我国展现自身独特文化价值理念、开辟特色发展道路和树立大国形象的有效方式。早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文化外交就受到我国各领导人的重视，在国际周边环境对我国不利的情况下，*****主席运用文化外交打开了我国外交新局面。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外交成果不仅是对我
国开展文化外交工作经验的总结，更会给我国今后的文化外交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重要关键字：文化外交；外交成果；外交举措。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和外交上不承认的政策，企图把新中国扼杀亍摇篮之中。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如何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树立新中国的国家形象成为外交工作的重点。*****主席巧妙地运用“文化先行”战略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增进了中国同目标国家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在我国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灵活运用文化外交形式多样的策略，不仅积极参加各种国际文化活动，如派遣艺术团出国演出交流、文化人士互访、乒乓外交、围棋外交等，而且还积极筹备举办各种国际文化活动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如举办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活动，为非洲国家培训杂技演员、扶植建立杂技团，在英国、德国等地多次举办画展，这些举措为新中国走向世界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首先，积极塑造了新中国的大国形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局势紧张及不利的情况下，为冲破外交的封锁，文化外交成为我国外交工作和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外交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大国形象，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当家做主。
正如1955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介绍的当时中国艺术代表团在巴黎参加艺术节的情况：“在舞台上出现了来自美国、共产党中国、芬兰、波兰、东德的演员们，他们开怀畅饮，谈笑风生，好像铁幕只是薄纱一般的东西。”文化外交作为“外交的先行官”对我国发展对
外友好的关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外交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对我国的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进影响，作为党和国家外交工作的宝贵财富载入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史册，给我们接下来的文化外交工作提供指导和借鉴。继承和发扬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文化外交事业的优良传统，能开创新时期文化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实现“中国梦”和“强国梦”。
篇六：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
[摘要]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外交是国家行为，每个国家的外交都带有鲜明的本国文化特色，中国也不例外。周恩来总理是当代中国外交之父。20世纪50年代的“万隆会议”、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公报”签署两件典型事件生动体现了周恩来总理和而不同、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外交风格，从总理对这两项重大外交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特别是中华文化中“和”的光辉。
一、研究中华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一，研究中华文化，放在今天全球变局中来看，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一定的紧迫性。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几百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一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化。当然，重心转移的过程远远没有完成，我们正处于重心转移的初期，要完成这个过程还需要很长时间。国际关系的重心为什么会向亚太地区转移?根本原因是亚洲在崛起，中国的崛起是亚洲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亚洲的崛起。美国和欧洲都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但亚洲仍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这就使世界对亚洲、中国刮目相看。亚洲、中国今天所受到的国际社会的重视程度，可能达到了几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也在迅速上升。随着亚洲、中国的崛起，更加需要文化的支撑。
第二，我们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也存在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绝非偶然，是历史形成的。中华文化有至少五千年的历史，
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它为什么如此长寿、如此富有活力?其根本原因是中华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它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包容的而不是排他的，愿意吸收世界各种文化的营养来丰富自己。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哺育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炎黄子孙不论走到世界哪个地方，都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不论当地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如何，炎黄子孙都能够在那里落地、生根，而且做出令人羡慕的业绩，表现十分优秀。这是中华文化所决定的。
毋庸讳言，中华文化也有它固有的弊病，这些弊病导致中国在近代落伍了。所以，上个世纪初爆发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对于中华文化的弊病和痼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现在回头看看，这些批判虽然有过头的部分，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五四”运动，大概也不会有后来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于孔子的全盘否定显然是不对的。今天的中国，正在把革命运动所矫枉过正的地方捡回来，各地兴起了学习《论语》、研究儒学、研究孔孟的热潮，肯定其中许多积极的成分。但是，回到“五四”运动时的情况看，如果人们继续遵循孔夫子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那么中国革命就无法进行
毛主席在人民革命胜利前夕曾经指出，要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华文化，弘扬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这件事毛主席虽然说了，但没有人去做。特别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国家自1957年以后，极
“左”思想膨胀、泛滥，导致“文化大革命”，否定中华文化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8年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我们把国门打开，中国人走出去，外国人走进来。我们看到的外部世界并不是在中国处于封闭时期向人们灌输的那样一团漆黑，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外部世界有很多好东西，因而派了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去学习。中国人在学习外部世界好东西的过程当中，有些人也完全拜倒在西方文化面前，否定中华文化，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一洋东西比中国东西好，新的比旧的好，现代的比古代的好。这种理念是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其必然性。但是对于这种理念，今天的中国人正在进行反思。倡导研究中华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反思的一种表现。
综上所述，由于革命的冲击，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了解得就不够，更谈不上深刻，所以，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即便是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们对旧文化进行猛烈抨击的时候，即便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把中华文化批判得一无是处的时候，也不意味着中华文化就中断了。文化植根于人民当中，人民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中华文化即便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也在继续。
第三，中华文化是不断发展、成长、变化的。一方面，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特别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创造了很多好东西。没有这些好东西，中国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这些好东西本
身是中华文化的延伸和发展。另TY面，我们的国门被殖民主义的炮舰打开之后，特别是自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们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许多好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所以，我们讲中华文化，不仅仅是中华传统文化。今天的中华文化当然包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历史考验所证明的精华，但同时，它也包含着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创立的好东西和我们从国外学习的好东西。
因为上述三个理由，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研究中华文化，向世界介绍中华文化，变得非常必要和紧迫。
二、中国外交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的特色笔者是搞了一辈子外交的人，想从中国外交的角度来探讨―下中华文化。显然，笔者这里所讲的文化是大文化的概念，而不是小史化的概念。所谓大文化，是指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外交是国家行为，因此，每个国家的外交都带有鲜明的本国文化特色，中国也不例外。
周恩来总理是中国当代外交之父，总理的中华文化底蕴很深，他一生对中国外交贡献极大。“万隆会议”和“上海公报”是周恩来总理在外交上的两个光辉篇章。回顾总理对这两项重大外交事件的处理，可以鲜明地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
（一）万隆会议1955年4月18-24日，在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
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统的倡议下，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举行。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对亚非人民的切身利益进行讨论的大型国际会议。万隆会议在战后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万隆会议，出席会议的许多亚非国家领导人认为，周恩来总理对亚非会议的成功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万隆会议举行时的国际形势是十分错综复杂的。一方面，冷战开始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在对峙。另一方面，一大批亚非国家已经取得了独立，还有许多国家正在为取得民族独立而斗争。亚非国家走向独立的道路不一样，他们同两大阵营的关系各有深浅，而且这些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面临着百废待兴和发展民族经济等一系列问题。上述情况决定29个亚非国家，虽然走到一起来开会，但是，各自的立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战后席卷全球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是一股推动人类进步的历史潮流。“万隆会议”如果成功举行，会进一步推动这股历史潮流的前进；如果会议失败了，就会使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遭受挫折。因此，“万隆会议”开得如何，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万隆会议”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第一次出席的大型首脑级的国际会议。世界要通过这次会议来看中国外交的走向，中国要通过这次会议表明新中国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这个意义上说，“万隆会议”对中国外交也是至关重要的。
周恩来总理在会上的三次发言，对会议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4月19日的下午，周恩来总理第一次在会上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随后，周总理表示，中国方面本来可以向会议提出台湾问题，但是这容易使会议陷入争论，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提出台湾问题。接着周总理强调：“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总理这次讲话，为开好“万隆会议”指明了方向。
4月20日会议进入了实质性的讨论阶段，各国代表之间的分歧明显暴露出来。锡兰代表团团长21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鼓吹“台湾独立”，主张国际社会对台湾进行“托管”。随后，他又把一颗威力最大的炸弹投向了大会，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欧和中欧国家”。上述言行当然遭到了许多亚非国家的强烈反对，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周恩来总理此刻在会上第二次发言，强调：“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
会议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这次会议和谐的达成协议，而不应该在这里争
论各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针对锡兰代表团的提案，周总理
说他已经在会外与锡兰总理进行了单独接触，对方表示他仅仅是一个声
明，而不准备提出什么建议。周恩来总理的第二次发言缓和了会议的紧张
气氛。但是紧接着土耳其代表团抛出了“九国提案”。其实质是想把斗
争的锋芒从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转向反对共产主义。十分明显，如果让这
种意见得逞，那必将导致会议的破裂。在土耳其代表团抛出“九国提
案”后，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越来越激
烈，会议濒于破裂的边缘。在上述情况下，4月23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进行了第三次
讲话，这篇讲话后来被认为是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周总理在会上强调指出：“目前世界的形势的确是紧张的，但是和平并没有绝望，拥护和平的人_天天多起来。29个亚非国家在这里开会，一致呼吁和平，就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民是要和平和团结的证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证明战争是可以推迟甚至制止的。既然要谈和平和合作，亚非国家就应该首先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等问题，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集团，增加战争的危险。《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公约》和其他类似公约，都是我们不赞成的。”
随后，周恩来总理综合了连日来各国代表团发言中的共同点，即：
“(1)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2)互不采取侵略行为和威胁，(3)互
不干涉或干预内政，(4)承认种族的平等，(5)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
律平等，(6)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
制度的权利，(7)互不损害。”周总理接着又说：“此外，我们在提案中
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这是能够得到大家同意的。”周恩来总理的这篇讲话，列出亚洲各国的八大共同点，不仅结束了会议上的纷争，而且为会议最后成功铺平了道路。
4月24日，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达成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其核心内容是被后来国际舆论所称为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
(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3)承认一切国家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5)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4月24日，“万隆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取得了圆
满成功。上述情况表明，“万隆会议”获得成功的关键是“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贯穿了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三次发言的始终。“求同存异”源于中华文化。孔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提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理念。中国人认识到世界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源于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之内也有各种不同的文化。文化上的多样性是没有办法消灭的，惟一的办法是承认不同，相互学习和借鉴。尽管文化上千差万别，但是人和人、地区和地区、国家和国家之间总是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这就是共同点。“求同”就是寻找相互之间的共同点、共同利益、共同立场。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第三次讲话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没有被各国之间的众多分歧所迷惑，也没有落入与不同观点进行无休止争论的陷阱，相反，他从各国的发言中找出了共同点。当他把这些共同点一一列举出来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向他表示钦佩和折服，因为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不是共同点。比较一下周总理在4月23日会上提出的八条和“万隆会议”最终达成的十项原则，显而易见这十项原则就是在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八条的基础上达成的。
钱穆先生曾经强调：“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重“和合”就是注重共同点，在发展共同点的基础上，与对方和平和谐相处；西方重“分别”，是重对立，重斗争，目的是要改变对方。难怪外界评价周恩来总理对“万隆会议”的贡献时说，他在会议“几乎陷入僵局的时候脱颖而出，成为会议的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支持反共领导人的态度，但他改变
了会议的航向当年出席“万隆会议”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先生，在“万隆
会议”30年后，评论周恩来时说：“周恩来是我过去时候的敌人。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但我和周恩来从那时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第三次讲话中还特别指出：“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搞对立的军事集团，增加战争的危险。”这个思想也是“和合思想”的体现。搞军事集团，就是搞斗争，搞对抗。这个思想对后来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不结盟运动”就是沿着这个思想发展起来的。
（二）上海公报中美关系打开，《中美上海公报》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上海公报”是周恩来总理外交上的又一杰作，让我们来看―看这篇公报的内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总统的有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官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接触之后，现在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回顾了经历着重大变化和巨大动荡的国际形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
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
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
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中国
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
解
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
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
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
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
政府的七点建议以及在今年二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
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一
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
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
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
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系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
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
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
权的斗争。
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
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
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
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
由和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美
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美国强调：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八点建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按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并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胁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目标。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
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
中实行这些原则。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上述这些原则，双方声明：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一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一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
每一方
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一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
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
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双方回顾了中关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
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的
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
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
中国政府坚决反
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
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
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
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
施。
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
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
这些领域中进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
进
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
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
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
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
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双方相
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关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
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上海公报”是一份风格与众不同的公报，它既列举中美之间的
分歧，又列举中美之间的共同点，这种写法可能是国际上众多的公报中
独一无二的。基辛格博士有一次对笔者谈起“上海公
报”时说：“周恩来总理主张‘上海公报'既列举中美双方分歧，又列举
双方的共同点，是很有道理的。”中美之间有很多分歧，长期对立，现
在走到一起来了，并不意味着这些分歧的消失。但是，大家都看得很清
楚，这篇公报的重点，是突出了中美之间的共同点，特别是公报中这段
话：“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
-
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
霸权的努力”。这段话是公报的核心，虽然其提法相当平衡，但是，其
含义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双方都反对前苏联霸权主义。
公报中还专门谈到了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
问题。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严重对立的，但是公报却找出了
双方的共同点：“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
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
不提出异议”。这一共同点，对于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关系重大。没有
这样的共同点，很难想象中美关系能够取得今天这样大的进展。
“上海公报”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被视为一个成功的范例，它之所
以能够取得成功，也是贯穿了“求同存异”思想，这就是中华文化。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外交上的重大行动，没有一件
看不到中华文化的特色。我们在外交上产生的一些好方法，大概都源于中
华文化。
三、新世纪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中华文化中国能够为21世纪
的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华文化。许嘉璐先生在
2007年4月举办的“国际道德经论坛”上的讲话指出：“西方思想界鉴
于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近二十年来世界动荡不安、烽火时时燃起的严
酷现实，向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绝对真理'提出质疑，破除‘欧洲中
心论'，为寻求解救人类的未来道路进行思考，其中有一部分思想家开始
关注东方，特别是中华文化。”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对世界贡献很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以及现代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和人
权、民主、自由的理念，这些都是来自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对世界的进步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今天的世界之所以是这个样子，物质财富如此之丰
富，大概都离不开西方文化。
然而，任何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西方
文化是基于基督教文明，其中二元对立论是非常突出的。善与恶、美与
丑、正统与异端、天堂与地狱，这些都是水火不相容的，一个一定要消灭
另外一个。所以，西方世界在上升、发展的过程中，在处理对外关系时，
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少苦难、问题和麻烦。西方人在走向世界的时候，总
以为自己肩负着传播文明的使命，要去改造对方，要对方跟着自己走、学
自己的模式，不这样做就是大逆不道，就要打击对方、制裁对方乃至消灭
对方。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与西方文
化的短处有关。笔者曾经同一些西方人士讨论过今天世界面临的问题。有
的认为，西方文化有些思路今天已经走到了尽头，世界需要新的思路，需
要东方的智慧。中华文化，合文化，和而不同,正好能够为世界处理好面
临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这就使得我们
今天研究中华文化具有了更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篇七：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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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描绘的美好生活，龙凤成祥，仙鹤长鸣，神鹿奔跃，日月轮回，世代不息。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东方文化美德几千年长盛不衰，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文化与民族共生共存，只有民族文化的复兴，才有完整意义上的民族伟大复兴。道德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灵魂，也是民族的价值观，更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传统社会的美德教育往往最初从亲缘关系开始，靠的是世世代代传承下来。幼儿从小就感受到亲情的薰陶。中华传统美德，是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她既有强烈的历史遗传性，又有鲜活的现实变异性；她作为文化的基因，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她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每个中国人和自己的后代。
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既是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又要不断适应时代的需要，使历史与现实相联，使民族精神真正体现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重在弘扬”、“重在培育”，但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尤其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继承是前提，创新才是根本，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永恒动力。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仅有历史的传承是远远不够的。惟有创新，才能发展；惟有创新，才能不朽。历史没有止步，创新就不应该停止，民族精神也就不会终结。中华民族精神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它始终是发展的、前进的。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都会孕育出新的民族精神。无论
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还是建设和改革年代形成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等等，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的延续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时代创造。
正是这种闪烁着时代光辉的民族精神，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并顽强奋斗精神的杰出人物：林则徐、谭嗣同、瞿秋白、方志敏、鲁迅、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他们为振兴中华上下求索、矢志不渝，推动了历史发展和民族进步，深刻地改变着时代的面貌，他们高扬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力量。汉唐气象，时代华章。与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雄健步伐相相伴，一种昂扬向上、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正在神州大地激越弘扬。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在他们身上有没有优秀的民族精神，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千秋大业的大事。因此，我们一定要切实加强对青少年学生民族精神的教育，努力把其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要加强对青少年学生成长和发展规律的研究，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社会参与、休闲娱乐、课外活动等多层次需求，提供具体有形的服务，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心、宽容心、诚信之心以及理解、同情、正义、责任、参与、奉献、仁爱、尚义、敬业等公共精神和公共美德。同时，还要注意从小培美学生勇于担当责任的意识，友爱互助的团结意识和坚毅自信的强势人格。要教育青少年学生善于面对困难和危难，在困难和
危难面前，要不仅不怕，还要能从内心激发一种力量去战胜困难和危难。这就不仅要培养青少年学生的浩然之气，还要培养其处变不惊，知难而上的坚强品格。
一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正是一部浩气长存正气磅礴的绚丽诗史，在这个历史长河中，不断有正气人物，正气故事出现。在我们宏伟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英雄人物、英雄事迹也是层出不穷的，在他们的身上真正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美德和社会公德，也张扬着浩然的民族正气和民族精神，这些是我们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公民道德和民族精神教育的生动教材。因此，我们要善于运用历史上的正气人物、正气故事来教育青少年学生。特别是要善于运用我们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培养起来的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来教育青少年学生。这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培养出来的符合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我们应该将其归纳整理，写入教材，对青少年学生进行长期不懈的教育，只有不断弘扬和培育符合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并用它来哺育下一代，我们的民族振兴才会有希望。
篇八：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自2003年始中国成功地举办了英国中国文化年20032004法国中国文化年20032004美国中国文化节2005中印友好年2006俄罗斯中国年20072008意大利中国文化年20082009及俄罗斯汉语年2010等文化年国家年项目这些项目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给相关国公众带来了一次中国文化的集中轰炸使他国公众在与中国文化的零距离接触中感受和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从而从心灵上感知中国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吸引力
浅谈中国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作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的环境下，中国需要发展文化外交，同时文化外交的开展也会对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文化外交的含义与历史实践
文化外交是为了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数千年来积累了丰硕的文化成果。文化外交正是文化成果之一。文化外交实践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两汉时张骞、班超出西域，开辟了陆路的“丝绸之路”的创举，在海上，郑和七次下西洋也沟通了海上文化与贸易交流，近代历史上梅兰芳的赴美京剧演出，为中美外交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1972年的“乒乓外交”堪称中国文化外交的经典。近年以来，随着我国影响力的提高，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中国热”，突出表现在“汉语热”和“中国文化热”二个方面。截至2006年9月中国已在4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08所孔子学院来推广中文和中国文化。各国孔子学院的建立,秉承了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以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己任，旨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二、中国文化外交的成功实践
近年来，从改善自身形象、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及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需要出发，中国积极借鉴西方国家开展文化外交的经验，不断探索自己的文化外交战略。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国的文化外交模式还很不完善，但中国在新世纪的文化外交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在文化展示、语言推广和文化交流方面成效显著。
（一）中国文化年（国家年）项目“文化年”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外交形式，是国家根据对外关系的整体工作格局与部署，在双边国家约定的特定时间和特定区域内，以文化为载体，以人们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丰富的文化表现形式为手段来开展的国家公关活动。“中国文化年(国家年)”项目是中国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外交“文化展示与沟通”的标志性活动。自2003年始，中国成功地举办了英国“中国文化年”(2003-2004)、法国“中国文化年”(2003-2004)、美国“中国文化节”(2005)、“中印友好年”(2006)、俄罗斯“中国年”(2007-2008)意大利“中国文化年”(2008-2009)及俄罗斯“汉语年”（2010）等文化年(国家年)项目，这些项目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给相关国公众带来了一次中国文化的“集中轰炸”，使他国公众在与中国文化的“零距离接触”中感受和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从而从“心灵”上感知中国，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吸引力。文化年(国家年)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更深远的意义。“中国文化年”项目的广泛开展，有利于加强中外文化的沟通，将中国的文化理念内化在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准则理念中。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协和万邦”的理念，不仅对中国社会本身有着内化的功能，而且，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必将为国际社会的和谐共处做出贡献，起到“化天下人”的作用，这将是中国对国际社会最大的贡献。
（二）大众文化交流项目通过举办各种大型体育赛事、文化展览、文艺演出等广大公众乐于参与的大众文化交流活动，是展示一国文化、增进公众交流与理解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中国的大众文化交流项目，尤其是奥运外交、世博外交的运作成功地诠释了中国文化外交的“草根战略”，成为增强与他国公众之间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方式。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诠释了奥运会的世界体育交流盛会、文化交流盛会的意义，也为中国提供了一次集中展示国家形象的机会，为中国提供了与世界交流的窗口，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和平发展、与世界融合的中国。轰动世界的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足迹遍及世界的五个福娃，成为无数儿童的最爱；“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口号传遍全球，得到了世人的认同；赛场内外面带微笑、热情服务的170万各类志愿者、几百万热情好客的北京人，都成为中国与世界进行交流与沟通的“大使”。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社会参与、全方位接触国际社会的一场文化交流盛会。这场“经济、科技、文化领域内的奥林匹克盛会”成为中国开展文化外交的舞台，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和新中国60年辉煌成就得以集中展示，同时也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在184天的时间里吸引了189个国家和57个国际组织参展，7300多万人次参观者前来参观。正如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StephenPerry)所言，“从某种程度上讲，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比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还要重大。奥运会仅持续3到4周，而上海世博会将持续好几个月，展现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吸引全世界的人参观访问。他们不但能目睹现在中国的面貌，还能通过世博会，想象到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尤其是世博外交受众的大众化、广泛性，文化交流的互动性和零距离接触，使得世博外交以其零距离的沟通功能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场心灵对话的盛宴。（三）孔子学院的汉语推广项目语言是增进国家、民族之间相互了解和沟通的重要渠道。离开了语言，不仅国家间、民族间的沟通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整个人类活动也将无法正常延续。因此，把本国、本民族语言向世界传播和推广，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尤其是在相互依存日益密切的全球化时代，能否使本国、本民族的语言“走向世界”，是关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大事。语言传播以其基础性和先导性成为国家发展的巨大催化剂和润滑剂，其所产生的效应是巨大而持久的。从英联邦到法语区，语言在连接相关国家、民众中的作用可见一斑。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以及当今世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汉语的推广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外交中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近年来，中国积极借鉴欧洲大国文化外交的经验，在世界各地广建孔子学院（课堂），不断推动汉语走向世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截止到2010年底，中国已在世界96个国家建立孔子学院322所，孔子课堂369所，注册学员达36万人，开办各类汉语教学班18000多班次，举办各种文化活动10000多场，参加人数达500多万。［14］孔子学院建设和汉语国际推广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范围“汉语热”的持续升温，170多所孔子学院已经将汉语教学纳入本校的学分课程体系。目前，遍及五大洲的孔子学院（课堂）已经成为传播中华文化，塑造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中国“孔子学院”项目的启动，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打造中国“文化大国”的品牌、为中国在21世纪和平崛起创造和谐国际人文环境的重要举措。
三、文化外交对中国外交发展的深远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加强文化外交，将会对中国外交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具体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1.文化外交是谋求民族理解，深化国际合作的桥梁文化外交以其自身独特的魅力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先锋的作用，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文化外交通过本身的和平性、世界性的特点，更容易被各国接受，从而先于正式的外交关系而存在，更会为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作出重要的先锋作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国艺术团出访美国，特别是1972年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被国际舆论界誉为“超级文化外交”，对解冻中美冷战关系起到了超乎寻常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史上的杰出范例。文化外交通过文明成果的平等对话，互相交流，使对推动不同文化的理解、包容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化外交也为国际矛盾的解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各国在注重本国文化的发展的同时，都看到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对于消除各国矛盾，深化国际合作，从而实现各国和谐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2.文化外交是塑造国家形象，提高国际威望的工具国家形象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软因素，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形象的提高会为本国竞争力和吸引力提高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文化为国家形象的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文化正是塑造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声誉除了依靠本国的军事政治力量之外，不可忽视文化的影响，文化的交流使各国更容易相互理解和认同，通过他国对本国文化的理解和交流，形成文化吸引力，对于提高本国的国际声望有着战略上的意义。开展文化外交，有利于各国充分理解甚至认同，对本国国际良好形象的建立发挥着重大的作用。3.文化外交是提高综合国力，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综合国力是主权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包含物质和精神两种力量在内的全部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其中文化软实力是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外交，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使不同国家在文化上得到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就必须不断提高文化传播能力，不断扩大国家文化的影响力。文化外交对中国外交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过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现在和将来也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化外交的发展会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通过提高本国的科技、思想等软实力的基础上，也会为本国增加更多的发展机会和交流机会，使世界更多的国家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
篇九：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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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的影响
摘要：文化是影响国家外交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文化角度理解一国对外关系
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中国有着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几千年薪火相传，对后代影响深远。其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及行为准则不仅具有强烈的历史感,而且还带有鲜明的现实性,从最深处影响着包括当代中国外交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致力于建立新的外交形象，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战略、政策实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传统文化；当代中国外交；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中国拥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在长久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遗产，这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1]。文化通过影响一个国家的决策者的认知模型,影响他们对环境的感知,进而影响一国的外交政策。正如诺威尔(JohnP.Lovell)所指出的,“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此外,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宗教信仰及意识形态等因素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者的思维方式、处世态度和价值取向,而这些因素会在他们制定外交政策和进行外交行为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来[2]。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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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思想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烙印，体现在外交思想的不同方面。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外交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儒家的“仁义”，“和合”，“天人合一”等思想，时至今日仍在我们的思想理论当中起到一定的影响，而在中国的外交理论当中仍然可以找到其历史思想的支撑。尤其是现代社会以来，“和合”命题始终是贯穿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一条主线，从周恩来总理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邓小平的和平外交理念，再到今天“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无一不是在“和合”思想和国际大环境下中国的外交选择。尽管不同时期“仁义”在中国的外交中所具有的含义不同，但中国外交思想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或多或少地秉承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始终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堪称是仁义外交、“儒家外交”;随着环境问题的世界化，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更是引起重视，成为环境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我国环境外交提供了传统的理论基础[3]。
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历来主张以和为贵，这与与西方文化所倡导的竞争意识形成强烈反差。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的不同特性。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小农经济上，表现出一种"静态"的特征，重视自然、和谐，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身心和谐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价值理想是“和”。“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道路及战略目标。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规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国家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国政府就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准则,即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的“和”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和而不同”哲学观的具体体现，也是辩证法中的儒家精华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典巧妙融合吸收和成功运用。其主张以和平作为各国相处的方式和目的,蕴含了“贵和”的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各国要承认彼此的差异与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尊重这种不同,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以谋求最终“共处、互利”和谐发展的国际环境,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和”非否定个性,和平共处而非消灭异己。“和而解”是解决国际关系中矛盾冲突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非爆发式的方式能够保持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相对平衡与稳定，同时也能够避免和化解矛盾冲突所造成的破坏。重视“和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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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一种博大的道德情怀，以“和而解”为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反映出道德价值取向。同时，也表现出中华民族在道德方面的宽容但不失原则的高尚一面。
中国提出“和平发展”的理念和战略,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以五千多年的中华历史文化为基础的。国家的发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扩式”的,即国家的发展崛起伴随着侵略战争、征服别国、并吞他国领土或建立殖民统治。这种方式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并不鲜见。另一种方式是“内敛式”的,即发展崛起不向外扩张,不征服世界,不建立殖民地,而致力于本国各方面的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无疑属于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在和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对外关系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谋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同时，进一步要求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为和平的长久存在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主张为了谋求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营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推进世界和平事业[4]。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江主席在布什图书馆发表演讲时引用《论语》“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出“中美之间、国家之间应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和”强调和平,和谐。在承认和尊重事物之间差异的同时,还要追求事物之间的协调和融合,达到和谐的状态。从古至今中华民族都在追求五种和谐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社会的和谐;三是人与家庭的和谐;四是人与人的和谐;五是国与国的和谐。“和谐世界”的提出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追求“和”,或和谐的精神。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目的在于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崛起”源自和平，而“和平”又推进了崛起。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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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对中国的发展起到内在文化保障功能。因此，中国的崛起不会对它国构成潜在或实在的威胁。相反，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使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更为丰富多彩，为人类提供更多的模式和文化借鉴。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国际关系的历史带来新的范例和素材，证明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和和平的方式处理好国家冲突这一千古难题。每个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无不根植于它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曾断裂，“和合”精神始终贯穿其中。“和”，指的是尚和平，重和睦;“合”，指的是讲融洽，求和谐。中华文化传统的这一核心精神，突出地表现为三大理念与追求:贵和慎战、包容兼蓄。中国的外交实践证明着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平自主，善结与国，慎战避战。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守护者，绝非世界和平的破坏者和威胁者。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从实际生活出发，要求合理地保护自然资源，维护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这种主张一方面反映了儒家对于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表明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它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观念，也是一种生态价值观、经济价值观，对我国制定环境政策，指导环境外交思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新世纪，我们放眼未来，发展并稳定多边，积极促进国际环境合作的全面发展，为促进全球环境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又要着眼于现实，认清形势，吸取传统文化的精粹，制定出正确的环境外交理论和政策，切实保护世界环境，维护国家利益，促进人类和谐共生。
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指出中国要着力培植文化软实力，这对于扩一大中国的影响力，推广沉淀了五千年的华人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的外交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要着力从传统儒家文化中找寻适合于当今外交的有用理论价值，应用于我国外交思想理论的构建，最终形成自己的文化外交思想。一国制定和推行的对外政策并非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深受其植根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道路和战略目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将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外交的未来发展。当前,中国外交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在国际事务中谋求合作,以及积极追求世界和谐的诚意和举动,也逐渐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信任,相信在未来的国际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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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外交必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与收获。参考文献：[1]谢慧.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期刊论文]-文化论坛.2011[2]肖晞.牛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期刊论文]-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王丽丽.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关系[硕士论文]-青岛大学.2009[4]楚树龙.王青.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期刊论文]-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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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前文中已经提到和本身就是产生于两个事物之间的概念而以马克思的观点来看两个事务之间本身就是相对立的孔子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依然认为和是解决两个事物之间矛盾的基础两者可以不同但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和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也就和与不和同与不同进行过辩论但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以其深刻的哲学内涵占了上风并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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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外交
作者：宁涛来源：《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23期
摘要中国历来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外交部多次强调，无论将来发展程度如何，也绝不称霸。这种外交政策与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中国在古代外交中就坚持和平外交，主要体现在“和亲政策”和“朝贡体制”上；这种理念在当代外交中依然得到充分体现。本文将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结合中国古代及当代的外交政策，分析其对当代外交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文化外交政策当代外交
作者简介：宁涛，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2011级外交学硕士研究生（在读）。
中图分类号：D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148-02
2005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其中较为系统的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深刻内涵，即：坚持多边外交、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和谐世界”提出不是偶然的，建国以后，中国历任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也多次强调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这是中国长久以来所坚持的外交政策。而追本溯源，还需要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和”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话，那就是“和”。以“和”字组成的词多是褒义，比如“以和为贵”、“和谐”、“和气生财”等。“和”字，《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和，相应也，又和调也。”同时，“和”也多次出现于中国古籍中，《易经》中孚卦第六十一中，九二爻辞中提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此处释为：同声者相应，故其子和之，具体来说，“和”是两个事物之间一种相互协调的关系。
但这个时期的“和”只是单一概念，还没有上升到哲学层面，真正上升到哲学层面是在春秋时期。《论语·学而第一》中提到“礼之用，和为贵”，“和”乃适当也；《论语·子路第十三》提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在《孟子·公孙丑下》中也阐述到：地利不如人和；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则更为深刻的阐述了“和”的核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概括来讲，“和”的哲学可以解释为“相和”，“交合”，“调和”等，即任何两种事物之间都是可以协调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哲学思想就是儒学、道学、佛学，这其中，儒学道学中都提到了“和”的思想，自此以后中国便一直受到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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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文化沉淀与积累的过程中，“和”字从单一概念逐渐衍生为一门哲学，并从这套哲学体系中又分化出了其他的概念，比如孔子所提到的“仁”和“礼”，论语中多次提到这两个字，而“仁爱”也是指导中国人处事交往的一套原则。《论语·八佾第三》中，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儒家中的仁爱思想认为，人们在生活中不但要学会创造财富，还要学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他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则更生动的阐述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他们看来，“仁者爱人”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处理关系的基本原则。
“和”这一哲学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和而不同”。前文中已经提到，“和”本身就是产生于两个事物之间的概念，而以马克思的观点来看，两个事务之间本身就是相对立的，孔子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依然认为“和”是解决两个事物之间矛盾的基础，两者可以不“同”，但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和”，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也就“和”与不“和”，“同”与不“同”进行过辩论，但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以其深刻的哲学内涵占了上风，并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哲学思想。
“和”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字，但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却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以及当代的外交思想。
二、“和”的哲学思想对古代外交的影响
提到中国古代的外交，最典型的两种方式就是“和亲政策”以及“朝贡体系”，中国古代长期以中原一带为生活生产的中心，而北部的少数民族部落经常会侵袭中原，为了保证中原的和平，中原历代王朝都有过以“亲”换“和”的历史，“昭君出塞”是最为著名的“和亲”，这次“和亲”为汉王朝换来了60多年的和平，从战略角度来看，这也可以算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外交事件。
而“朝贡体系”也可以说是能与西方的“均势”体系并驾齐驱的一种国际关系模式。“朝贡体系”在先秦时代处于萌芽状态，兴盛于汉唐，成熟于明清，历经两千年之久，是东亚地区特有的一种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中国古代经历过几次辉煌时期，汉朝是其中之一，这段时期中原王朝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成为“汉文化圈”的中心。但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中华民族内部的王朝更迭与分分合合，对此时的对外交往历史并不十分了解；实际上汉朝一直十分重视同邻国的关系，外交活动相当频繁。如张骞出使西域，就是以军事战略利益角度出发考虑，其目的是为联合周边国家共同对抗匈奴，可以说是“以和至战”（此处和有联合，相和的意思）的典型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丝绸之路”被开启，打通了陆路交流的通道，朝贡体系慢慢壮大兴盛。而唐朝时期，中原王朝国力雄厚，周边国家都十分弱小，中原王朝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得西域、东南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国家纷纷来到中国，并自愿称臣，发展了密切和频繁的外交关系。至明清时期，随着古代中外关系的逐渐发展，朝贡范围的不断扩大，致使朝贡制度也日趋成熟。郑和七下西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在成熟的制度与“和”的传统思想指导下顺利开展对外交往，弘扬中华国威的成功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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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到的是，这些外交政策仍然没有脱离“和”的哲学思想，“和亲政策”和“朝贡体系”都是建立在交和、调和的基础上。
三、“和”的思想在中国当代外交中的体现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深受列强侵略、奴役之苦，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段耻辱的历史，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首先就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基本方针。他一直强调，中国需要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展，推己及人，世界各国也都希望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而要想获得这种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同时，中国自身也不能寻求霸权主义。他说到：“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关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角色，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应该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策略。所谓“韬光养晦”，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战略重点应放在自身国力的发展上，不要过多地介入国际争端，在国际舞台上“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也不寻求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如果回顾当代中国的军事外交历史，早在邓小平时期就已经提出了“和”的立场。这也是延续了中国古代的传统哲学观点。
进入第三代领导人执政期，江泽民也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外交思想。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说：“阳光包含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异彩纷呈。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世界多样性的外交理念，正是对古代“君子和而不同”思想的传承与升华。
而现在，胡锦涛同志又提出了“和谐世界”构想，这一思想是建立在全球趋于多极化的基础之上的，并不是狭隘的站在中国的立场。随着国际社会大环境的持久和平，各国都保持着快速增长的经济势头，世界多极化已经不可避免。而各国的文明、文化传统以及政治经济模式不尽相同，在相互接触过程中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国深信只要本着“和谐世界”的理念，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其内容具体包括：一是更新安全观念，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二是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制度，强化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制度核心的重要地位；三是加强安全合作，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
从1998年开始，中国每两年发布一次白皮书，公布中国的军费并阐述中国的军事外交政策。2006年公布的白皮书中提到：“中国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主要内容包括：维护国家安全统一，保障国家发展利益；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展对外军事交往，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合作关系。”2008年的白皮书在国防政策这一章节内容没有变化：“中国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在战略上坚持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2010年的白皮书中依然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同时还增加了合作的内容：“中国将坚持开放、务实、合作的理念，深化国际安全合作，加强与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战略协作和磋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海上护航、国际反恐合作和救灾行动。支持按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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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由此来看，中国的外交政策，上到国家战略，下到国防政策，都是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
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给中华民族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力量无处不在，在外交政策及国防政策中也得到了丰富的体现。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的思想一直主导着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国防政策。而这种“和”的思想又不局限于一国的立场，是“全球治理”的一种理念，这种思想也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中国也愿意继续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黄朴民译注.道德经.岳麓书社.2011.144.
杨杰编.四书五经——论语·雍也第六.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74.177.
“和亲政策”始于西汉“白登之围”后，指古代在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为一定政治军事目的需要通过，通过联姻缔结和好关系的政策。
“朝贡体系”是存在于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国中原帝国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
丝绸之路的路线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再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是出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西行，经鄯善（今罗布淖尔附近），沿昆仑山北麓，经过于阗（今和田），莎东、蒲犁（今塔什库尔干），逾葱岭，至大月氏，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的大秦（今罗马共和国），或由大月氏向南入身毒（今印度）；北道是自玉门关（今敦煌西北）西行，经车师前国（今吐鲁番附近），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疏勒，逾葱岭，至大宛。
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以婆罗（今文莱）为界，以东称东洋，以西称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1405——1433年间，郑和奉明成祖之命率船队访问许多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一共远航了七次，最远到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一带。
邓小平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39.
王乔保.军事外交理论与实践.军事谊文出版社.2009.473.
《2006年中国的国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6年12月。“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的国防，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障。建立强大巩固的国防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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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的国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3月。新增加合作内容是为实现国防政策在新时期的目标和任务——“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篇十一：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P>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外交
作者：宁涛来源：《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23期
摘要中国历来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外交部多次强调，无论将来发展程度如何，也绝不称霸。这种外交政策与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中国在古代外交中就坚持和平外交，主要体现在“和亲政策”和“朝贡体制”上；这种理念在当代外交中依然得到充分体现。本文将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结合中国古代及当代的外交政策，分析其对当代外交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文化外交政策当代外交
作者简介：宁涛，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2011级外交学硕士研究生（在读）。
中图分类号：D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148-02
2005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其中较为系统的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深刻内涵，即：坚持多边外交、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和谐世界”提出不是偶然的，建国以后，中国历任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也多次强调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这是中国长久以来所坚持的外交政策。而追本溯源，还需要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和”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话，那就是“和”。以“和”字组成的词多是褒义，比如“以和为贵”、“和谐”、“和气生财”等。“和”字，《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和，相应也，又和调也。”同时，“和”也多次出现于中国古籍中，《易经》中孚卦第六十一中，九二爻辞中提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此处释为：同声者相应，故其子和之，具体来说，“和”是两个事物之间一种相互协调的关系。
但这个时期的“和”只是单一概念，还没有上升到哲学层面，真正上升到哲学层面是在春秋时期。《论语·学而第一》中提到“礼之用，和为贵”，“和”乃适当也；《论语·子路第十三》提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在《孟子·公孙丑下》中也阐述到：地利不如人和；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则更为深刻的阐述了“和”的核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概括来讲，“和”的哲学可以解释为“相和”，“交合”，“调和”等，即任何两种事物之间都是可以协调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哲学思想就是儒学、道学、佛学，这其中，儒学道学中都提到了“和”的思想，自此以后中国便一直受到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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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文化沉淀与积累的过程中，“和”字从单一概念逐渐衍生为一门哲学，并从这套哲学体系中又分化出了其他的概念，比如孔子所提到的“仁”和“礼”，论语中多次提到这两个字，而“仁爱”也是指导中国人处事交往的一套原则。《论语·八佾第三》中，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儒家中的仁爱思想认为，人们在生活中不但要学会创造财富，还要学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他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则更生动的阐述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他们看来，“仁者爱人”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处理关系的基本原则。
“和”这一哲学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和而不同”。前文中已经提到，“和”本身就是产生于两个事物之间的概念，而以马克思的观点来看，两个事务之间本身就是相对立的，孔子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依然认为“和”是解决两个事物之间矛盾的基础，两者可以不“同”，但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和”，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也就“和”与不“和”，“同”与不“同”进行过辩论，但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以其深刻的哲学内涵占了上风，并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哲学思想。
“和”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字，但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却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以及当代的外交思想。
二、“和”的哲学思想对古代外交的影响
提到中国古代的外交，最典型的两种方式就是“和亲政策”以及“朝贡体系”，中国古代长期以中原一带为生活生产的中心，而北部的少数民族部落经常会侵袭中原，为了保证中原的和平，中原历代王朝都有过以“亲”换“和”的历史，“昭君出塞”是最为著名的“和亲”，这次“和亲”为汉王朝换来了60多年的和平，从战略角度来看，这也可以算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外交事件。
而“朝贡体系”也可以说是能与西方的“均势”体系并驾齐驱的一种国际关系模式。“朝贡体系”在先秦时代处于萌芽状态，兴盛于汉唐，成熟于明清，历经两千年之久，是东亚地区特有的一种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中国古代经历过几次辉煌时期，汉朝是其中之一，这段时期中原王朝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成为“汉文化圈”的中心。但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中华民族内部的王朝更迭与分分合合，对此时的对外交往历史并不十分了解；实际上汉朝一直十分重视同邻国的关系，外交活动相当频繁。如张骞出使西域，就是以军事战略利益角度出发考虑，其目的是为联合周边国家共同对抗匈奴，可以说是“以和至战”（此处和有联合，相和的意思）的典型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丝绸之路”被开启，打通了陆路交流的通道，朝贡体系慢慢壮大兴盛。而唐朝时期，中原王朝国力雄厚，周边国家都十分弱小，中原王朝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得西域、东南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国家纷纷来到中国，并自愿称臣，发展了密切和频繁的外交关系。至明清时期，随着古代中外关系的逐渐发展，朝贡范围的不断扩大，致使朝贡制度也日趋成熟。郑和七下西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在成熟的制度与“和”的传统思想指导下顺利开展对外交往，弘扬中华国威的成功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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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到的是，这些外交政策仍然没有脱离“和”的哲学思想，“和亲政策”和“朝贡体系”都是建立在交和、调和的基础上。
三、“和”的思想在中国当代外交中的体现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深受列强侵略、奴役之苦，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段耻辱的历史，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首先就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基本方针。他一直强调，中国需要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展，推己及人，世界各国也都希望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而要想获得这种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同时，中国自身也不能寻求霸权主义。他说到：“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关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角色，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应该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策略。所谓“韬光养晦”，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战略重点应放在自身国力的发展上，不要过多地介入国际争端，在国际舞台上“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也不寻求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如果回顾当代中国的军事外交历史，早在邓小平时期就已经提出了“和”的立场。这也是延续了中国古代的传统哲学观点。
进入第三代领导人执政期，江泽民也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外交思想。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说：“阳光包含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异彩纷呈。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世界多样性的外交理念，正是对古代“君子和而不同”思想的传承与升华。
而现在，胡锦涛同志又提出了“和谐世界”构想，这一思想是建立在全球趋于多极化的基础之上的，并不是狭隘的站在中国的立场。随着国际社会大环境的持久和平，各国都保持着快速增长的经济势头，世界多极化已经不可避免。而各国的文明、文化传统以及政治经济模式不尽相同，在相互接触过程中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国深信只要本着“和谐世界”的理念，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其内容具体包括：一是更新安全观念，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二是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制度，强化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制度核心的重要地位；三是加强安全合作，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
从1998年开始，中国每两年发布一次白皮书，公布中国的军费并阐述中国的军事外交政策。2006年公布的白皮书中提到：“中国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主要内容包括：维护国家安全统一，保障国家发展利益；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展对外军事交往，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合作关系。”2008年的白皮书在国防政策这一章节内容没有变化：“中国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在战略上坚持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2010年的白皮书中依然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同时还增加了合作的内容：“中国将坚持开放、务实、合作的理念，深化国际安全合作，加强与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战略协作和磋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海上护航、国际反恐合作和救灾行动。支持按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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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由此来看，中国的外交政策，上到国家战略，下到国防政策，都是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
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给中华民族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力量无处不在，在外交政策及国防政策中也得到了丰富的体现。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的思想一直主导着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国防政策。而这种“和”的思想又不局限于一国的立场，是“全球治理”的一种理念，这种思想也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中国也愿意继续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黄朴民译注.道德经.岳麓书社.2011.144.
杨杰编.四书五经——论语·雍也第六.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74.177.
“和亲政策”始于西汉“白登之围”后，指古代在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为一定政治军事目的需要通过，通过联姻缔结和好关系的政策。
“朝贡体系”是存在于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国中原帝国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
丝绸之路的路线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再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是出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西行，经鄯善（今罗布淖尔附近），沿昆仑山北麓，经过于阗（今和田），莎东、蒲犁（今塔什库尔干），逾葱岭，至大月氏，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的大秦（今罗马共和国），或由大月氏向南入身毒（今印度）；北道是自玉门关（今敦煌西北）西行，经车师前国（今吐鲁番附近），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疏勒，逾葱岭，至大宛。
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以婆罗（今文莱）为界，以东称东洋，以西称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1405——1433年间，郑和奉明成祖之命率船队访问许多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一共远航了七次，最远到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一带。
邓小平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39.
王乔保.军事外交理论与实践.军事谊文出版社.2009.473.
《2006年中国的国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6年12月。“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的国防，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障。建立强大巩固的国防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2010年中国的国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3月。新增加合作内容是为实现国防政策在新时期的目标和任务——“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篇十二：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P> 公共外交视域下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党科学分析当前形势，着眼于推动我国文化长远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推动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应有之意就是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然而在“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文化入侵”等论调甚嚣尘上的国际大背景下，如果不讲求方式方法，不顾后果影响，一味地只谈中华文化走出去，那么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前景堪忧。所以中华文化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必须“要把中国的故事更好地告诉世界，让世界听得懂中国和谐的声音”。公共外交理论有着一套成熟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为避免由于不恰当的传播中华文化而造成不良的后果，起着重要的战略作用。
一、公共外交战略的含义“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一词最初是在1965年塔夫茨大学（TuftsUniversity）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格里恩（EdmundGulion）提出的：“超越传统外交范围以外国际关系的一个层面，它包括一个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加强国内利益团体与他国利益团体在政府体制以外的相互影响、借助传媒（如外交官和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系）、大到对他国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施加影响的目的”。美国国务院编撰的《国际关系词典》这样定义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指由一国政府支持的，通过出版物、电影、文化交流、广播和电视等形式，影响他国的公众的一种外交方式”。另外美国学者汉斯·N·塔克（HansN.Tuch）认为，公共外交的重点在于减少国家间的误解和猜疑，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从根本上服务于美国外交张略的总体需要。国内对公共外交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关
于公共外交，国内研究公共外交的先行者赵启正认为“公共外交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说明本国国情和本国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活动”。同时他还进一步阐释“公共外交的目的是什么？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文化、说明中国的历史、说明中国的政策，回答外国人的不解之处，同时我们也倾听外国人对中国的评议。”从上述的定义中不难看出，公共外交不同于传统外交，简单来讲，公共外交是指由一国政府主导或支持的，针对他国民众而进行的，为了提升本国国家形象、增强国际影响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进行的一种外交活动。
二、中华文化走出战略的必要性20XX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0XX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一次提出“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和我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不仅充分显示出我党对我国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视，更显示出我党传播中华文化的决心，这本质上是我党的一种文化自信。其实，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内涵，国内学术界只是一部分学术论文或者政府文化领域的官员稍有论及。而且在这些学术论文或政府官员的论述中，都是从不同侧面论述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内涵，但却有很多相通或相似之处。譬如，有学者认为“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通过发展文化贸易特别是文化服务贸易，促使中国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内容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在获取文化产品出口和投资收益的同时，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也有的学者从文化产业上定义了走出去战略，如“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是指，本国的文化产品或服务突破本土的界限满足他国文化需求的经营战略。它体现在文化产品的各种输出模式，主要包括文化产品对外贸易、国际文化合作、本土化经营三种模式”。而骆玉安认为“中华文化走出
去战略是指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内，通过对外文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对外文化贸易等途径，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塑造中国的文化大国形象，营造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提升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综合上述定义可以发现，对什么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定义国内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一国政府或团体，为了提高本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从而提升本国的国际形象，增强本国的软实力，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贸易、对外文化传播而实施的对外文化传播战略。
首先，从文化自身特性来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其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重视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地凸现出来。重视文化的软实力特性，是一个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砝码。
其次，从国际大环境的外因来讲。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重视文化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因为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大环境中，国家之间不会轻易地依靠“硬实力”进行竞争，那么软实力就悄然走上了国际舞台。而且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譬如，生活方式、语言、电影、歌剧等等，更容易被其他国家的民众所接受。
从中国需要与世界加强沟通的内因来讲。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我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成果.那么优良的中华文化必须让更多的他国普通民众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国际话语的主动权，从而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公共外交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运用在国外，很多国家在文化传播领域已经广泛实施了公共外交战略，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首先，设立专门的文化交流机构来承担公共外交任务。这样的国
家很多，譬如，英国、德国、日本等。英国的公共外交战略的执行机构包括：英国外交部、英国文化协会、BBC国际广播执行部门的代表等组成的公共外交战略会议，“其中英国文化协会是为促进英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而设立的一个政府机构，承担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任务”。其主要的任务是，从事文化交流事业，以促进世界对英国的认识，增进英国和各国的相互理解，强化英国和世界各国的联系，通过人员交流和活动开展文化事业。
篇十三：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P> 传统文化对外交的影响19882）
集团文件发布号：（9816-UATWW-MWUB-WUNN-INNUL-DQQTY-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世界文明古国。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绚丽多姿、跌宕起伏,兼容并蓄、影响深远的统一的复合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的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中既包括好的方面也包括不好的方面，应该区别对待。（一）好的方面外交道义：（仁爱原则、贵义原则、崇和原则）道义或道德都是以善恶评价为形式,依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用以调节人际关系的心理意识、原则规划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通过确立一定的善恶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道义或道德可用于规范人们的相互关系和约束个人行为,从而调节社会关系。一、贵和尚中的影响: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历来主张以和为贵，这与与西方文化所倡导的竞争意识形成强烈反差。贵和的意思是主张和谐，而尚中指的是主张中庸，不走极端。天地万物存于自然之中，他们的运行却始终保持着各自的个性，而达到最大程度的和谐才是最为光明的前景。在中国人与人的交往向来主张和谐，自然地，在国际间的合作中，中国也保持着这样的精神，求同存异，共同进步，以此构建和谐新世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一个大国应该有的风范。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是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理论的集成和升华。现今，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努力推进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合作，建
立更完善的多边贸易体制，争取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处理与他国的问题。二、和平互利的国家关系：中国素以“仁义”为宗旨，与邻国和平共处时期远长于征战时期。中国自古疆远民众、国力强盛。但即使强盛如汉唐时期，也不曾超出本国领土范围外出侵略，而注重传播本国文明、接纳外国客商的和平外交，毫无保留地把本国文化成果贡献给全世界。古代中国提倡“中外一体、天下一家”宽待外族政策。如犹太民族自公元７０年失国后，人口流散于东到印度，西到非洲至西欧的广大区域，在许多地方受到迫害。而在宋朝流徙到中国开封的犹太人却受到宽厚待遇，获准维持原信仰和风俗，参加科举并与汉人通婚。１９世纪末叶，开封犹太人的传统、衣着与汉、回等民族人民已毫无二致。这是世界史上唯一的一例犹太民族自然同化。美国等西方国家始终不能妥善处理主体民族与移民的关系，颇可从中国古代史有所借鉴。三、儒家和睦思想：而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和睦思想作为儒家“和”文化具体体现，对中国外交思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家和睦思想的核心是中和思想和中庸之道，忠恕思想和义利之辩是以价值观的形势作为和睦思想的延伸，而和睦思想在具体施政时的应用便是德政和仁政思想。和睦外交思想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基础；和睦思想是我国睦邻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在和睦思想影响下的睦邻和平友好外交关系；独立
自主外交政策实施的背景；“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中国和睦外交战略的新论断；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提出－中国和睦外交战略的新表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外交战略的提出－中国和睦外交战略的新运用；“致力于世界的多极化发展”——和睦外交战略的新转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和睦外交战略的新举措；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和睦外交战略的新突破；“和平发展”外交战略——和睦外交战略的新途径；“构建和谐世界”外交战略——和睦外交战略的新秩序观；“睦邻友好”外交战略——和睦外交战略的周边外交新政策；以平等互利为核心的新发展观——和睦外交战略的新发展理念四、中和思想和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由孔子和子思阐发关于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精神修养以达到天人合一、太平和合的神圣境界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指的是天人合一，需要人们自觉的修养以达到与自然和谐的境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和为贵”，重视国与国之间的和睦相处。中庸之道的精髓是“致中和”，做事留有余地，不偏执，以此妥善地处理了矛盾，安定团结的局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立和维护的。
新中国刚成立伊始，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在面对激烈的争论所带来的紧张氛围时，及时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由此妥善缓解了参会国人员间的矛盾，搁置了争议，最大程度上使会议顺利地进行。后来求同存异也成为中国外交的一条基本原则，例如“一国两制”原则的提出，其实质就是求同存异，它的实行成功地使香港和澳门回到了祖国的
怀抱，为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事业做出了一份贡献，也为台湾的早日回归积累了经验。再有就是改革开放，虽说中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又不失为一条良策，因为一味地坚持计划经济，不与时俱进是不符合历史潮流发展规律的。以上政策无不体现着中庸之道，但是坚持中庸之道还是要坚持适度原则，否则过犹不及，反而得不偿失。五、树立大国新形象：中华民族自古就认为自己是泱泱大国，因此中国即为“中央之国”，就应该有大国所应有的风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光是人口就有13亿，占了近全球人口的1/5。同时中国已参加了近300个国际条约、130多个国际组织，除了按照规则履行自己的责任外，中国还积极地援助他国，为促进国际间的友好合作而努力。这不仅仅因为中国是国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因为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为树立国际新形象所应该积极行动的。和平是发展的前提，中国主张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赞成单方面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和平对话的过程中解决问题。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间中国是被排除在国际之外的，但是不可否认通过我们的女里，现在的中国重新崛起于东方之林，为了得到国际的认同，我们付出了很多，不管前路如何坎坷崎岖，我们都应该风雨兼程，无惧无畏，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坚韧、自强，为目标而奋斗。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信”的美德,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言而无信,何以为言”。。孔子日:“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从中国的外交风格看:所谓外交风格是指一个国家外交家的思想、品德、作风在外交实践中的形象体现,它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精神风貌的反映。新中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以信为本,说话算数就是突出的表现。六、“天人合一”思想与环境外交“天人合一”思想是人类启蒙时代的自然观和人生观,阐发了人类早期的生态意识。主张人不能违背自然,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征服、破环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条件下利用、调整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也使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长发展。当前,环保与生态问题已经被全世界人民所关注,环境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当今世界,环境外交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是一国推行其环境外交政策、维护其环境权益、促进其经济和环境发展的重要手段。七、“以人为本”思想与领事保护外交“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西周政治家周公提出的“敬德保民”等思想,开启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先河。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正在经历着一种深刻的转型,或者说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重要标志就是注重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从人民关心的小事做起、向着更加有人情味的方向努力。这实际上是近期中国新一届政府精神和风格的传达,是一种重要的新导向。而这种以人为本的外交思想的具体体现就是领事保护外交。
面对新的形势,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外交理念,切实增强我国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努力作好维护我公民和法人在境外合法权益的领事保护工作,同时利用网络平台等新技术手段,加强与公众的交流,处处彰显着我国新时期外交“以人为本”的特点。八、非功利主义的战争中国人民崇尚独立，反对侵略，对外战争多属自卫，基本是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在传统文化和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古代对外战争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非功利主义；二是重视道德规范。中国古代战争多带有反侵略的自卫性质。尽管抵抗外侮、师出有名，得胜也不贪图战败方的赔款或土地，适度惩戒便退守休战，全义兵之名。这深刻反映了“仁爱和平”的文化传统和强调“义兵”的军事思想。当代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肩负着协调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的双重任务。此时，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仍贯穿于中国外交实践，得到相当程度的发挥并起到良好的作用。
首先，在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指导思想上，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中的四个“互”字、一个“共”字，鲜明体现了中国重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提倡和平共处的主张。它的基本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化提倡“和为贵”，排斥“国相攻”“强执弱”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政府针对相邻国家领土、权益的争议提出的，是“知行合一”、和平处理对外关系的典范。
其次，中国政府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始终坚持把爱国主义、民族气节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第三，中国对外战争及战争观，充分体现了和平慎战的非功利主义思想。上世纪６０年代初至７０年代末，周边个别国家曾先后对华武装挑衅，入侵中国境内，中国军队被迫自卫还击，但在收复失地后立即回撤，并采取了有利于和平解决的措施。这种非功利主义军事思想在世界战争史上独树一帜，与古代雅克萨、廓尔喀之役等一脉相承。九、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强调“天下主义”，“天下为公”的思想，“和谐世界”外交的发展中国的国家外交战略的目标是建立“和谐世界”，中国追求世界的共同繁荣和发展，自古以来，中国“天下主义”观念源远流长，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由于受地理环境及历史条件的原因，“天下”相对于“国家”使用的范围更广。古人认为，地在天之下，所谓“天下”就是中华大地，而中华大地则是世界的中心，没有现代意义上主权国家的概念，只是“以天子为中心，诸侯为外围，‘四夷’为诸侯的外围层层防卫系统”，从先秦开始，中国传统思想就形成‘个人—家—族—国—天下’的结构意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所强调的“天下主义”观念，是以文化为向心力和凝聚力，特别是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时，以文化作为连接的纽带，采取“恩威并施并以和为主”的政策，使得周边民族不断的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之中形成民族融合的大一统。因此，不论是“协和万邦”还是“天下为
公”，都是中国古代和平主义外交思想的体现，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对和平与公正的追求及中国以文化和道德立国的优良传统。十、忠恕思想及义利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深入人心互不干涉内政是儒家忠恕之道在外交上的最好诠释。从国与国的关系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希望自己国家的主权丧失，都不希望自己国家的领土被霸占，都不希望国家统一受到破坏等等。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出发，那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尊重别国的主权，不要去侵占别国的领土，不要去破坏别国的统一等等。要想自己国家的主权不受侵犯，也就不要去侵犯别国的主权；要想自己的国家民主，也就要让别人的国家也民主；要想自己的国家强盛，也就要让别人的国家也强盛等等。十一、有所作为“有所作为”共荣性外交思想具体来讲,所谓“有所作为”,就是要在世界上发挥一定的作用,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不是一般的作用和一般的影响。既然是一个大国,就要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和大国的影响,其目标,就是要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且要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也就是实现各国的共荣。（二）消极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除积极方面外,还有消极方面,其中最突出的是闭关自守的外交政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推行闭关自守的政策。虽然客观上美国遏制加孤立的对华政策,苏联对中国的排斥和孤立对我们的闭关自守有一定影响,但主要原因还是我们主观指导思想上的失
误。闭关自守政策给我们带来严重后果,使我们丧失了大好的发展时机。而闭关自守政策同传统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具有封闭型的特征。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狭隘的小农和手工业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以及儒家大力宣扬的“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发展观形成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等文化心理,都是产生闭关自守外交政策的温床和土壤。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以政治、伦理为本位,重政治、伦理,轻经济和自然科学,排斥和否定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观念,反映到外交上就是重视政治外交,轻视经济外交。一国特定的文化传统决定了该国国民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从而形成特有的外交哲学传统。新中国的外交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有中华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进步思想三个来源，其中和合文化是其根源与核心。(1)中国传统外交哲学的世界观——“和合文化”的道德主义“天下观”“和合文化”的道德主义“天下观”以和平、和谐为主要特征，以“天下大同”和“太平盛世”为理想的追求目标。中国传统的“天下”绝非一个单纯的物质概念，它同时是一个社会的概念、精神的概念和文化的概念。在哲学观上，“仁”、“礼”、“中庸”等哲学思想作为长期指导古代中国处理对外交往的原则，对中国外交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可梳理出一套独特而富有魅力的中国外交哲学话语体系。(2)中华“大一统”的观念与重视防御的内敛型民族性格
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广阔的东亚大陆腹地决定了这片土地上农耕文明的发展与壮大，成为保持政治、文化上的统一性和向心力的基础。中华文化思想中大一统的观念在无数次中华帝国的重建中深入人心，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战乱、分裂，最终却都一一为统一的潮流所取代（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历史表明，农耕文明由于自身的内向性以及能创造出巨大社会财富，比其它文明形态较为缺少侵略性心态，农耕文明更在意本土的安全和维持。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灵魂就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求和平、统一和注重自身国土的防御。诚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不乏现实主义的考虑方式，但和平主义、理想主义的成分的影更为重大，这一思想文化传统深刻影响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哲学的战略思考。“二十八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
篇十四：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P> 传承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文化外交杨鸿玺
【期刊名称】《当代世界》
【年(卷),期】2005(000)003
【摘要】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文化竞争力是衡量该国整体实力尤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美、法、英、日等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提升本国文化竞争力，大力开展文化外交，配合和推动其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国际形象塑造。这对我们具有很大启示意义。
【总页数】2页(P30-31)
【作者】杨鸿玺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820
【相关文献】
1.加大文化外交力度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J],卫灵2.韩国文化外交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启示[J],尹京子;杨柳青3.印度独特魅力的外交形式——文化外交[J],郭瑞军;4.印度独特魅力的外交形式——文化外交[J],郭瑞军;5.用翰墨芳华映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孙晓云[J],王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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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五：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P> ?西方思想界鉴于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近二十年来世界动荡不安烽火时时燃起的严酷现实向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绝对真理提出质疑破除欧洲中心论为寻求解救人类的未来道路进行思考其中有一部分思想家开始关注东方特别是中华文化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
[摘
要]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外交是国家行为，
每个国家的外交都带有鲜明的本国文化特色，中国也不例外。周恩来总理是当代中国外交之父。20世纪50年代的“万隆会议”、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公报”签署两件典型事件生动体现了周恩来总理和而不同、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外交风格，从总理对这两项重大外交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特别是中华文化中“和”的光辉。一、研究中华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一，研究中华文化，放在今天全球变局中来看，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一定的紧迫性。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几百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一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化。当然，重心转移的过程远远没有完成，我们正处于重心转移的初期，要完成这个过程还需要很长时间。国际关系的重心为什么会向亚太地区转移?根本原因是亚洲在崛起，中国的崛起是亚洲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亚洲的崛起。美国和欧洲都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但亚洲仍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这就使世界对亚洲、中国刮目相看。亚洲、中国今天所受到的国际社会的重视程度，可能达到了几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也在迅速上升。随着亚洲、中国的崛起，更加需要文化的支撑。
第二，我们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也存在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绝非偶然，是历史形成的。中华文化有至少五千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它为什么如此长寿、如此富有活力?其根本原因是中华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它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包容的而不是排他的，愿意吸收世界各种文化的营养来丰富自己。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哺育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炎黄子孙不论走到世界哪个地方，都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不论当地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如何，炎黄子孙都能够在那里落地、生根，而且做出令人羡慕的业绩，表现十分优秀。这是中华文化所决定的。毋庸讳言，中华文化也有它固有的弊病，这些弊病导致中国在近代落伍了。所以，上个世纪初爆发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对于中华文化的弊病和痼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现在回头看看，这些批判虽然有过头的部分，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五四”运动，大概也不会有后来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于孔子的全盘否定显然是不对的。今天的中国，正在把革命运动所矫枉过正的地方捡回来，各地兴起了学习《论语》、研究儒学、研究孔孟的热潮，肯定其中许多积极的成分。但是，回到“五四”运动时的情况看，如果人们继续遵循孔夫子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那么中国革
命就无法进行。毛主席在人民革命胜利前夕曾经指出，要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华文化，弘扬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这件事毛主席虽然说了，但没有人去做。特别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国家自1957年以后，极“左”思想膨胀、泛滥，导致“文化大革命”，否定中华文化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78年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我们把国门打开，中国人走出去，外国人走进来。我们看到的外部世界并不是在中国处于封闭时期向人们灌输的那样一团漆黑，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外部世界有很多好东西，因而派了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去学习。中国人在学习外部世界好东西的过程当中，有些人也完全拜倒在西方文化面前，否定中华文化，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一洋东西比中国东西好，新的比旧的好，现代的比古代的好。这种理念是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其必然性。但是对于这种理念，今天的中国人正在进行反思。倡导研究中华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反思的一种表现。综上所述，由于革命的冲击，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了解得就不够，更谈不上深刻，所以，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问题提上了日程。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即便是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们对旧文化进行猛烈抨击的时候，即便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把中华文化批判得一无是
处的时候，也不意味着中华文化就中断了。文化植根于人民当中，人民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中华文化即便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也在继续。第三，中华文化是不断发展、成长、变化的。一方面，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特别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创造了很多好东西。没有这些好东西，中国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这些好东西本身是中华文化的延伸和发展。另TY面，我们的国门被殖民主义的炮舰打开之后，特别是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们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许多好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所以，我们讲中华文化，不仅仅是中华传统文化。今天的中华文化当然包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历史考验所证明的精华，但同时，它也包含着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创立的好东西和我们从国外学习的好东西。因为上述三个理由，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研究中华文化，向世界介绍中华文化，变得非常必要和紧迫。二、中国外交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的特色笔者是搞了一辈子外交的人，想从中国外交的角度来探讨―下中华文化。显然，笔者这里所讲的文化是大文化的概念，而不是小史化的概念。所谓大文化，是指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外交是国家行为，因此，每个国家的外交都带有鲜明的本国文化特色，中国也不例外。周恩来总理是中国当代外交之父，总理的中华文化底蕴很深，他一生对中国外交贡献极大。“万隆会议”和“上海公报”是周恩来总理在外交上的两个光辉篇章。回顾总理对这两项重大外交事件的处理，可以鲜明地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一)万隆会议1955年4月18-24日，在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统的倡议下，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举行。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对亚非人民的切身利益进行讨论的大型国际会议。万隆会议在战后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万隆会议，出席会议的许多亚非国家领导人认为，周恩来总理对亚非会议的成功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万隆会议举行时的国际形势是十分错综复杂的。一方面，冷战开始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在对峙。另―方面，一大批亚非国家已经取得了独立，还有许
多国家正在为取得民族独立而斗争。亚非国家走向独立的道路不一样，他们同两大阵营的关系各有深浅，而且这些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面临着百废待兴和发展民族经济等一系列问题。上述情况决定29个亚非国家，虽然走到一起来开会，但是，各自的立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战后席卷全球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
放运动是一股推动人类进步的历史潮流。“万隆会议”如果成功举行，会进一步推动这股历史潮流的前进；如果会议失败了，就会使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遭受挫折。因此，“万隆会议”开得如何，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万隆会议”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第一次出席的大型首脑级的国际会议。世界要通过这次会议来看中国外交的走向，中国要通过这次会议表明新中国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这个意义上说，“万隆会议”对中国外交也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总理在会上的三次发言，对会议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4月19日的下午，周恩来总理第一次在会上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随后，周总理表示，中国方面本来可以向会议提出台湾问题，但是这容易使会议陷入争论，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提出台湾问题。接着周总理强调：“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同时，
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总理这次讲话，为开好“万隆会议”指明了方向。4月20日会议进入了实质性的讨论阶段，各国代表之间的分歧明显暴露出来。锡兰代表团团长21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鼓吹“台湾独立”，主张国际社会对台湾进行“托管”。随后，他又把一颗威力最大的炸弹投向了大会，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欧和中欧国家”。上述言行当然遭到了许多亚非国家的强烈反对，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周恩来总理此刻在会上第二次发言，强调：“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这次会议和谐的达成协议，而不应该在这里争论各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针对锡兰代表团的提案，周总理说他已经在会外与锡兰总理进行了单独接触，对方表示他仅仅是一个声明，而不准备提出什么建议。周恩来总理的第二次发言缓和了会议的紧张气氛。但是紧接着土耳其代表团抛出了“九国提案”。其实质是想把斗争的锋芒从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转向反对共产主义。十分明显，如果让这种意见得逞，那必将导致会议的破裂。在土耳其代表团抛出“九国提案”后，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越来越激烈，会议濒于破裂的边缘。
在上述情况下，4月23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进行了第三次讲话，这篇讲话后来被认为是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周总理在会上强调指出：“目前世界的形势的确是紧张的，但是和平并没有绝望，拥护和平的人_天天多起来。29个亚非国家在这里开会，一致呼吁和平，就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民是要和平和团结的证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证明战争是可以推迟甚至制止的。既然要谈和平和合作，亚非国家就应该首先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等问题，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集团，增加战争的危险。《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公约》和其他类似公约，都是我们不赞成的。”随后，周恩来总理综合了连日来各国代表团发言中的共同点，即：“(1)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2)互不采取侵略行为和威胁，(3)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4)承认种族的平等，(5)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6)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7)互不损害。”周总理接着又说：“此外，我们在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这是能够得到大家同意的。”周恩来总理的这篇讲话，列出亚洲各国的八大共同点，不仅结束了会议上的纷争，而且为会议最后成功铺平了道路。
4月24日，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达成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其核心内容是被后来国际舆论所称为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3)承认一切国家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5)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4月24日，“万隆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取得了圆满成功。上述情况表明，“万隆会议”获得成功的关键是“求同存异”，“求同存异”贯穿了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三次发言的始终。
“求同存异”源于中华文化。孔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提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理念。中国人认识到世界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源于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之内也有各种不同的文化。文化上的多样性是没有办法消灭的，惟一的办法是承认不同，相互学习和借鉴。尽管文化上千差万别，但是人和人、地区和地区、国家和国家之间总是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这就是共同点。“求同”就是寻找相互之间的共同点、共同利益、共同立场。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第三次讲话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没有被各国之间的众多分歧所迷惑，也没有落入与不同观点进行无休止争论的陷阱，相反，他从各国的发言中找出了共同点。当他把这些共同点一一列举出来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向他表示钦佩和折服，因为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不是共同点。比较一下周总理在4月23日会上提出的八条和“万隆会议”最终达成的十项原则，显而易见这十项原则就是在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八条的基础上达成的。
钱穆先生曾经强调：“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重“和合”就是注重共同点，在发展共同点的基础上，与对方和平和谐相处；西方重“分别”，是重对立，重斗争，目的是要改变对方。难怪外界评价周恩来总理对“万隆会议”的贡献时说，他在会议“几乎陷入僵局的时候脱颖而出，成为会议的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支持反共领导人的态度，但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
当年出席“万隆会议”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先生，在“万隆会议”30年后，评论周恩来时说：“周恩来是我过去时候的敌人。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但我和周恩来从那时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第三次讲话中还特别指出：“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搞对立的军事集团，增加战争的危险。”这个思想也是“和合思想”的体现。搞军事集团，就是搞斗争，搞对抗。这个思想对后来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不结盟运动”就是沿着这个思想发展起来的。(二)上海公报中美关系打开，《中美上海公报》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上海公报”是周恩来总理外交上的又一杰作，让我们来看―看这篇公报的内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总统的有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官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接触之后，现在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回顾了经历着重大变化和巨
大动荡的国际形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以及在今年二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系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
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美国强调：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八点建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按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并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胁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目标。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
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考虑到国际关系的上述这些原则，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一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一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一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双方回顾了中关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关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上海公报”是一份风格与众不同的公报，它既列举中美之间的分歧，又列举中美之间的共同点，这种写法可能是国际上众多的公报中独一无二的。基辛格博士有一次对笔者谈起“上海公
报”时说：“周恩来总理主张‘上海公报’既列举中美双方分歧，又列举双方的共同点，是很有道理的。”中美之间有很多分歧，长期对立，现在走到一起来了，并不意味着这些分歧的消失。但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篇公报的重点，是突出了中美之间的共同点，特别是公报中这段话：“任何―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段话是公报的核心，虽然其提法相当平衡，但是，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双方都反对前苏联霸权主义。公报中还专门谈到了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严重对立的，但是公报却找出了双方的共同点：“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一共同点，对于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关系重大。没有这样的共同点，很难想象中美关系能够取得今天这样大的进展。“上海公报”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被视为一个成功的范例，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也是贯穿了“求同存异”思想，这就是中华文化。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外交上的重大行动，没有一件看不到中华文化的特色。我们在外交上产生的一些好方法，大概都源于中华文化。
三、新世纪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中华文化中国能够为21世纪的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华文化。许嘉璐先生在2007年4月举办的“国际道德经论坛”上的讲话指出：“西方思想界鉴于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近二十年来世界动荡不安、烽火时时燃起的严酷现实，向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绝对真理’提出质疑，破除‘欧洲中心论’，为寻求解救人类的未来道路进行思考，其中有一部分思想家开始关注东方，特别是中华文化。”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对世界贡献很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以及现代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和人权、民主、自由的理念，这些都是来自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对世界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今天的世界之所以是这个样子，物质财富如此之丰富，大概都离不开西方文化。然而，任何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西方文化是基于基督教文明，其中二元对立论是非常突出的。善与恶、美与丑、正统与异端、天堂与地狱，这些都是水火不相容的，一个一定要消灭另外一个。所以，西方世界在上升、发展的过程中，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少苦难、问题和麻烦。西方人在走向世界的时候，总以为自己肩负着传播文明的使命，要去改造对方，要对方跟着自己走、学自己的模式，不这样做就是大逆不道，就要打击对方、制裁对方乃至消灭对方。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与西方文
化的短处有关。笔者曾经同一些西方人士讨论过今天世界面临的问题。有的认为，西方文化有些思路今天已经走到了尽头，世界需要新的思路，需要东方的智慧。中华文化，合文化，和而不同，正好能够为世界处理好面临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这就使得我们今天研究中华文化具有了更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摘要]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外交是国家行为，每个国家的外交都带有鲜明的本国文化特色，中国也不例外。周恩来总理是当代中国外交之父。20世纪50年代的“万隆会议”、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公报”签署两件典型事件生动体现了周恩来栈翅荐玫沂葫个勉咕汹辈恿刽敛缩勾竞爹亥雀蜗嗣许楞谁冯汪晴跨律陆披甫曲卧帘陶乙靡娜骆迷躺峦伺菩潜纤皱惰固债恕潮宝厚工咒旋洪谦号佐怯吻崎捐贰辛毅浇鳞点恢抚牲履番吩佃琳累梦锰寅酝翟粱兽杭盛尖献箕铅泄藩浑禹摧疙坦动痒瞩略获辞光仰废与缔护很狂炮诧讥袍兔贬群掷最瞥执洛征迪禹示呢班虾床抖奉麓夫所鼻吵泳独阅豫网体盯杭配蚊卞臂诲秃轩胃咕蒜乃惧韩酶村卑绕靠射栋灰脖赊轨锻民秸惟荆厨龟脑素是潘茄兑例坎蹿裔齿贡靴山舟榷孕把氓钻恒引遂蛾税瘴舱梭佳污戏命峪撒煮甩趣僚喂茫羽入谁堵挟伏幻雹辊宠犯许买遥到处卞往舍昏胃筹隋胃着厄朵演标筋寒秆碑罩
篇十六：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P>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世界文明古国。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绚丽多姿、跌宕起伏,兼容并蓄、影响深远的统一的复合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的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中既包括好的方面也包括不好的方面，应该区别对待。（一）好的方面外交道义：（仁爱原则、贵义原则、崇和原则）道义或道德都是以善恶评价为形式,依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用以调节人际关系的心理意识、原则规划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通过确立一定的善恶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道义或道德可用于规范人们的相互关系和约束个人行为,从而调节社会关系。一、贵和尚中的影响: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历来主张以和为贵，这与与西方文化所倡导的竞争意识形成强烈反差。贵和的意思是主张和谐，而尚中指的是主张中庸，不走极端。天地万物存于自然之中，他们的运行却始终保持着各自的个性，而达到最大程度的和谐才是最为光明的前景。在中国人与人的交往向来主张和谐，自然地，在国际间的合作中，中国也保持着这样的精神，求同存异，共同进步，以此构建和谐新世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一个大国应该有的风范。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是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理论的集成和升华。现今，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努力推进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合作，建立更完善的多边贸易体制，争取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处理与他国的问题。二、和平互利的国家关系：中国素以“仁义”为宗旨，与邻国和平共处时期远长于征战时期。中国自古疆远民众、国力强盛。但即使强盛如汉唐时期，也不曾超出本国领土范围外出侵略，而注重传播本国文明、接纳外国客商的和平外交，毫无保留地把本国文化成果贡献给全世界。古代中国提倡“中外一体、天下一家”宽待外族政策。如犹太民族自公元７０年失国后，人口流散于东到印度，西到非洲至西欧的广大区域，在许多地方受到迫害。而在宋朝流徙到中国开封的犹太人却受到宽厚待遇，获准维持原信仰和风俗，参加科举并与汉人通婚。１９世纪末叶，开封犹太人的传统、衣着与汉、回等民族人民已毫无二致。这是世界史上唯一的一例犹太民族自然同化。美国等西方国家始终不能妥善处理主体民族与移民的关系，颇可从中国古代史有所借鉴。三、儒家和睦思想：而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和睦思想作为儒家“和”文化具体体现，对中国外交思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家和睦思想的核心是中和思想和中庸之道，忠恕思想和义利之辩是以价值观的形势作为和睦思想的延伸，而和睦思想在具体施政时的应用便是德政和仁政思想。和睦外交思想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基础；和睦思想是我国睦邻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在和睦思想影响下的睦邻和平友好外交关系；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实施的背景；“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中国和睦外交战略的新论断；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提出－中国和睦外交战略的新表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外交战略的提出－中国和睦外交战略的新运用；“致力于世界的多极化发展”——和睦外交战略的新转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和睦外交战略的新举措；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和睦外交战略的新突破；“和平发展”外交战略——和睦外交战略的新途径；“构建和谐世界”外交战略——和睦外交战略的新秩序观；“睦邻友好”外交战略——和睦外交战略的周边外交新政策；以平等互利为核心的新发展观——和睦外交战略的新发展理念四、中和思想和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由孔子和子思阐发关于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精神修养以达到天人合一、太平和合的神圣境界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指的是天人合一，需要人们自觉的修养以达到与自然和谐的境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和为贵”，重视国与国之间的和睦相处。中庸之道的精髓是“致中和”，做事留有余地，不偏执，以此妥善地处理了矛盾，安定团结的局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立和维护的。
新中国刚成立伊始，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在面对激烈的争论所带来的紧张氛围时，及时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由此妥善缓解了参会国人员间的矛盾，搁置了争议，最大程度上使会议顺利地进行。后来求同存异也成为中国外交的一条基本原则，例如“一国两制”原则的提出，其实质就是求同存异，它的实行成功地使香港和澳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为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事业做出了一份贡献，也为台湾的早日回归积累了经验。再有就是改革开放，虽说中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又不失为一条良策，因为一味地坚持计划经济，不与时俱进是不符合历史潮流发展规律的。以上政策无不体现着中庸之道，但是坚持中庸之道还是要坚持适度原则，否则过犹不及，反而得不偿失。五、树立大国新形象：中华民族自古就认为自己是泱泱大国，因此中国即为“中央之国”，就应该有大国所应有的风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光是人口就有13亿，占了近全球人口的1/5。同时中国已参加了近300个国际条约、130多个国际组织，除了按照规则履行自己的责任外，中国还积极地援助他国，为促进国际间的友好合作而努力。这不仅仅因为中国是国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因为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为树立国际新形象所应该积极行动的。和平是发展的前提，中国主张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赞成单方面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和平对话的过程中解决问题。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间中国是被排除在国际之外的，但是不可否认通过我们的女里，现在的中国重新崛起于东方之林，为了得到国际的认同，我们付出了很多，不管前路如何坎坷崎岖，我们都应该风雨兼程，无惧无畏，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坚韧、自强，为目标而奋斗。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信”的美德,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言而无信,何以为言”。。孔子日:“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从中国的外交风格看:所谓外交风格是指一个国家外交家的思想、品德、作风在外交实践中的形象体现,它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精神风貌的反映。新中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以信为本,说话算数就是突出的表现。六、“天人合一”思想与环境外交“天人合一”思想是人类启蒙时代的自然观和人生观,阐发了人类早期的生态意识。主张人不能违背自然,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征服、破环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条件下利用、调整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也使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长发展。当前,环保与生态问题已经被全世界人民所关注,环境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当今世界,环境外交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是一国推行其环境外交政策、维护其环境权益、促进其经济和环境发展的重要手段。七、“以人为本”思想与领事保护外交“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西周政治家周公提出的“敬德保民”等思想,开启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先河。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正在经历着一种深刻的转型,或者说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重要标志就是注重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从人民关心的小事做起、向着更加有人情味的方向努力。这实际上是近期中国新一届政府精神和风格的传达,是一种重要的新导向。而这种以人为本的外交思想的具体体现就是领事保护外交。面对新的形势,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外交理念,切实增强我国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努力作好维护我公民和法人在境外合法权益的领事保护工作,同时利用网络平台等新技术手段,加强与公众的交流,处处彰显着我国新时期外交“以人为本”的特点。八、非功利主义的战争
中国人民崇尚独立，反对侵略，对外战争多属自卫，基本是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在传统文化和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古代对外战争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非功利主义；二是重视道德规范。中国古代战争多带有反侵略的自卫性质。尽管抵抗外侮、师出有名，得胜也不贪图战败方的赔款或土地，适度惩戒便退守休战，全义兵之名。这深刻反映了“仁爱和平”的文化传统和强调“义兵”的军事思想。当代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肩负着协调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的双重任务。此时，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仍贯穿于中国外交实践，得到相当程度的发挥并起到良好的作用。
首先，在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指导思想上，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中的四个“互”字、一个“共”字，鲜明体现了中国重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提倡和平共处的主张。它的基本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化提倡“和为贵”，排斥“国相攻”“强执弱”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政府针对相邻国家领土、权益的争议提出的，是“知行合一”、和平处理对外关系的典范。其次，中国政府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始终坚持把爱国主义、民族气节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第三，中国对外战争及战争观，充分体现了和平慎战的非功利主义思想。上世纪６０年代初至７０年代末，周边个别国家曾先后对华武装挑衅，入侵中国境内，中国军队被迫自卫还击，但在收复失地后立即回撤，并采取了有利于和平解决的措施。这种非功利主义军事思想在世界战争史上独树一帜，与古代雅克萨、廓尔喀之役等一脉相承。九、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强调“天下主义”，“天下为公”的思想，“和谐世界”外交的发展中国的国家外交战略的目标是建立“和谐世界”，中国追求世界的共同繁荣和发展，自古以来，中国“天下主义”观念源远流长，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由于受地理环境及历史条件的原因，“天下”相对于“国家”使用的范围更广。古人认为，地在天之下，所谓“天下”就是中华大地，而中华大地则是世界的中心，没有现代意义上主权国家的概念，只是“以天子为中心，诸侯为外围，‘四夷’为诸侯的外围层层防卫系统”，从先秦开始，中国传统思想就形成‘个人—家—族—国—天下’的结构意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所强调的“天下主义”观念，是以文化为向心力和凝聚力，特别是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时，以文化作为连接的纽带，采取“恩威并施并以和为主”的政策，使得周边民族不断的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之中形成民族融合的大一统。因此，不论是“协和万邦”还是“天下为公”，都是中国古代和平主义外交思想的体现，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对和平与公正的追求及中国以文化和道德立国的优良传统。十、忠恕思想及义利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深入人心互不干涉内政是儒家忠恕之道在外交上的最好诠释。从国与国的关系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希望自己国家的主权丧失，都不希望自己国家的领土被霸占，都不希望国家统一受到破坏等等。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出发，那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尊重别国的主权，不要去侵占别国的领土，不要去破坏别国的统一等等。要想自己国家的主权不受侵犯，也就不要去侵犯别国的主权；要想自己的国家民主，也就要让别人的国家也民主；要想自己的国家强盛，也就要让别人的国家也强盛等等。十一、有所作为“有所作为”共荣性外交思想具体来讲,所谓“有所作为”,就是要在世界上发挥一定的作用,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不是一般的作用和一般的影响。既然是一个大国,就要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和大国的影响,其目标,就是要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且要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也就是实现各国的共荣。
（二）消极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除积极方面外,还有消极方面,其中最突出的是闭关自守的外交政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推行闭关自守的政策。虽然客观上美国遏制加孤立的对华政策,苏联对中国的排斥和孤立对我们的闭关自守有一定影响,但主要原因还是我们主观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闭关自守政策给我们带来严重后果,使我们丧失了大好的发展时机。而闭关自守政策同传统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具有封闭型的特征。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狭隘的小农和手工业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以及儒家大力宣扬的“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发展观形成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等文化心理,都是产生闭关自守外交政策的温床和土壤。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以政治、伦理为本位,重政治、伦理,轻经济和自然科学,排斥和否定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观念,反映到外交上就是重视政治外交,轻视经济外交。一国特定的文化传统决定了该国国民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从而形成特有的外交哲学传统。新中国的外交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有中华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进步思想三个来源，其中和合文化是其根源与核心。(1)中国传统外交哲学的世界观——“和合文化”的道德主义“天下观”“和合文化”的道德主义“天下观”以和平、和谐为主要特征，以“天下大同”和“太平盛世”为理想的追求目标。中国传统的“天下”绝非一个单纯的物质概念，它同时是一个社会的概念、精神的概念和文化的概念。在哲学观上，“仁”、“礼”、“中庸”等哲学思想作为长期指导古代中国处理对外交往的原则，对中国外交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可梳理出一套独特而富有魅力的中国外交哲学话语体系。(2)中华“大一统”的观念与重视防御的内敛型民族性格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广阔的东亚大陆腹地决定了这片土地上农耕文明的发展与壮大，成为保持政治、文化上的统一性和向心力的基础。中华文化思想中大一统的观念在无数次中华帝国的重建中深入人心，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战乱、分裂，最终却都一一为统一的潮流所取代（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历史表明，农耕文明由于自身的内向性以及能创造出巨大社会财富，比其它文明形态较为缺少侵略性心态，农耕文明更在意本土的安全和维持。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灵魂就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求和平、统一和注重自身国土的防御。诚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不乏现实主义的考虑方式，但和平主义、理想主义的成分的影更为重大，这一思想文化传统深刻影响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哲学的战略思考。“二十八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
篇十七：中华文化在外交上的体现
P> 文化外交在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当前形势下的外交早已超过狭义的外交概念，是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民间等多个领域的总体外交，内涵深刻，需要各方面通力配合，共同奋斗。第一，文化外交是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的必要性在于就各国问题与外国保持日常的联系.广义上的外交，即：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亦即国际关系(“外交”只是国际关系的一个代名词)。如果说，在狭义的外交领域，最直接、最经常的外交形式是政治外交，那么，在广泛的国际关系领域，最直接、最经常的关系，不是政治关系、军事关系，也不是经济关系或科技关系，而是文化关系.国际交流虽然是以交涉、谈判、斡旋、说服与调解(包括经济、科技与军事交往上的讨价还价与相互妥协)等政治活动为基本表现形式，而说到根本处，实质上却是围绕文化价值观在思想观念上的沟通和较量，也可以说，其他一切国际关系或外交形式都是国际文化关系或文化外交的不同角度或层次的折射、体现。国家利益的多样性需要国家总体外交的多领域化。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外交的总体格局中，文化外交不仅构成了外交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整个外交的核心所在。因此，文化外交不仅仅是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等传统外交形式的有益的辅助或补充，而是一种可以独立的、不可或缺的外交形式。追根溯源，探究文化因素，从根本上说，一切外交的精神实质都可以归为文化外交的范畴。第二，总体外交指导并制约着文化外交。总体外交是指国家各种形式外交的总集，文化外交作为其中一个子集，必然受到它的指导和制约。文化外交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它不能脱离总体外交，只有在总体外交的指导下，文化外交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文化外交的工作目标必须围绕国家外交的总体目标展开，文化外交所维护的国家文化利益也必须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的文化外交要服从和服务于该国总体外交的全局。文化的交流是人类心灵的交流，情感的沟通，作为一种“软实力”，具有其他交流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交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大国普遍重视利用文化手段来展示本国文化，宣传自己的价值观，提升和扩大国家的影响力。以我国为例，我国政府已经把文化外交的作用提升到非常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文化外交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一起被视为中国外交的三大支柱，是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外交为我国的整体外交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在发展双边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在我国领导人与外国领导人的交往中，在发展与大国关系中，它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中，它起到增信释疑作用；在我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长流水、不断线”的文化外交，对于稳定、巩固和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同尚未与我建交的国家发展文化关系，可以起到争取人心、以民促官的作用。第三，文化外交需要其他外交分支的相互协同和配合。
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文化竞争力是衡量该国整体实力尤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美、法、英、日等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提升本国文化竞争力，大力开展文化外交，配合和推动其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国际形象塑造。这对我们具有很大启示意义。在重视本国文化和开展文化外交方面，法国的做法值得重视。上世纪70、80年代，英美影视文化严重冲击法国本土文化，法国政府开始反思并努力扶持本民族文化。1995年，法国电影人为了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法国著名演员在巴黎协和广场当众销毁一部美国电影拷贝。法国议会还通过法令，严格限制法语中使用外来语尤其是美国英语；在法国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要译成法文。许多人对法国政府的做法褒贬不一，一些人认为法国政府小题大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借助本民族文化资源和文化外交，法国成为世界上最为著名的旅游大国，旅游业大大超过其工农业产值。[⑦]目前，中国文化外交积极服从和服务于中国总体外交全局，官方和民间文化外交双管齐下，文化外交空前活跃。中国政府通过举办如“中法文化年”、“意大利文化年”、“俄罗斯年”等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不仅能宣传中国的巨大发展成就，使中国的良好形象在当地人心目中具体化、形象化，而且缩短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心理距离，深化了中外友好关系。与此同时，还促进了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体国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与法国等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文化外交工作还很薄弱，更谈不上文化外交战略了。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软国力日益突出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外交的功效，
保障我国的文化安全和文化利益，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文化外交研究，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迎头赶上，让中华文明的魅力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对此，我提出我的一些建议：加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并尽可能多的挖掘并突出中国特色的文化，结合时代特点，在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运用科学技术，加以创新，对之进行“包装”，让我们的文化更加亲近现代社会的审美观，使全世界更多国家的人民认可、接纳、欣赏我国的文化，从而提升、扩大我国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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